为什么广东人自吹粤语是广东话（几乎只有广东人才说的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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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不劝酒，酒桌文化粉碎者，只服广东人

广州人的骄傲，都藏在了烟火气里的老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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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广州学霸陈澧曾在他的《广州音说》提到：

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

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

有不少人也因此相信广东话是唐朝官话。

而此前一女生和某香港演员参加同一个饭局时认为粤语“没文化”内涵。轻慢的态度让同桌的香港演员感到相当愤怒，不仅当场教育了这名女生，还发到了微博上。

事情抖出来，不少粤语区的人都觉得有被冒犯：

即便粤语不是唐朝官话，但相对于北方官话，粤语仍然保留了不少古代旧音，尤其是唐诗宋词中，堪称汉语界中的“活化石”。

就连联合国都将粤语定义为一种语言，一个普通女生，凭什么如此大言不惭？

事实上不只是这次，关于粤语的各种争议和说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真相却只有一个。

01广东话是唐朝官话？

在陈澧看来，广州方言的发音与《广韵》最为接近，是其他方言所不能比的，所以广州粤语就是隋唐时期的中原官话。

但通过广州方言与《广韵》发音接近得出粤语是隋唐时期官话的结论，却相当站不住脚。

这一点，唐朝大诗人韩愈的经历就可以证明。

韩愈曾被贬至潮州，而在广东省内，流经潮汕地区的韩江流域是仅次于珠江流域的第二大流域，并且一度成为海洋贸易十分繁荣的千年的商路。

但韩愈在前往潮州的途中，却对侄孙韩湘写下了“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

诗中的“瘴江”便是如今的韩江，而“瘴”则是指南方湿热空气中产生的瘴毒。

虽然韩愈写诗的时候正值被贬心情难免郁闷，会存在夸张的情况，但还是可以看出来，即便是在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相比北方，在当时的中原人眼中，岭南地区依然属于蛮荒。

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唐以前，南北文化的交流融依然不够，那么在语言上岭南方言和中原口音自然也不太可能趋于一致。

当然，这只能从侧面反映唐朝时期粤语与中原官话的区别，郑子宁在《东言西语》中提到的禅宗六祖惠能则更具说服力。

惠能在初见五祖弘忍时曾被责问：

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gé liáo），若为堪作佛？

可见，在弘忍眼中，作为岭南人的惠能，是不太可能成佛的。

之后，惠能也承认自己“生在边处，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

虽有谦虚的成分，但事实上惠能祖籍河北，迁居岭南不过两代人的工夫，就自觉语音不正，可见唐朝时候粤语并非通行的官话。

此外，陈澧虽然在声律研究上颇有建树，但其一生几乎都没有离开过广州，在缺乏实地考察的情况下，也难免言过其实。

目前学界普遍以《切韵》、《广韵》等书中记录的语音作为中国汉语基准复原，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如果以此对照，就会发现粤语并不符合古代汉字的读音。

所以想要穿越回唐朝，即便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恐怕也没什么用。

02粤语到底是“活化石”还是没文化？

关于粤语能不能称为汉语界的“活化石”，答案可能会让很多说粤语文化爱好者失望

——不能！

而所谓的“联合国将粤语定义为一门语言”，也是讹传。

了解一点历史的人可能知道，岭南地区是在秦朝南征之后才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就是那时候随秦军南下。

在此之前，两广地区对当时的华夏人而言基本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区域。

赵佗建立南越国后，汉语被大规模带入岭南地区，但由于山高路远，岭南地区对北方的中央政权更偏向名义上的归属。

在早期的一些史料中，还有关于赵佗活了一百二十多岁的记载，但事实上南越国历经五任君主，政权存续总共都没超过一百年。

当时南北信息闭塞程度之高可想而知。

随秦军南下的汉人，只聚居在岭南少数几个城市（以现在的广州为主），大部分地区则是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俚人、僚人原住民。

有学者研究表明，岭南地区的俚人、僚人通行的可能是侗台语。

侗台人群原本分布在东部地区，春秋时期的吴、越皆为侗台人建立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向岭南迁徙的人群，东部侗台人聚居区基本已经完成汉化。

就像现在英语国家也有人说中式英语一样，这种情况下岭南地区必然会出现语言的杂糅，从而产生新的词汇。

只在少数中心城市运用的汉语很难扩散，更不可能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这就说明秦朝移民带入两广的汉语，并非当今粤语的祖先。

而前面六祖惠能的经历也说明，至少在唐朝时期，中原人对岭南人仍然存在很大的歧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语音不正。

所以，说粤语是古汉“活化石”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认为粤语没文化同样也是无理取闹。

因为作为一种在南方发展了一千多年的汉语分支，粤语确实承载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隐藏着广府族群南迁并融入当地历史的线索，是探寻中华文明演进不可或缺的工具。

03为什么粤语可以PK普通话？

曾经有一个关于粤语和北京话的故事广为流传：

民国初立，为决定官方语言，粤籍议员与北方议员互不相让，并且在投票中粤语和北京话票数持平。

为顾全大局，关键时刻孙中山对粤籍议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亲自投给北方一票，才避免了更大的纷争。

虽然这个故事现实感极强，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场面，在历史上确实从未出现过。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如今放眼全国，除了通行的普通话外，影响力最大的方言，仍然还是粤语。

那么，作为地方语言的粤语，是如何在其他方言面临消失困境的时候，取得如此成就的呢？其实原因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一方面，是前面说的古代地理局限。

中唐以后，北方地区长期战乱，华夏地区民族融合加快，中古汉语也演变为了近古汉语。

由于北方地区人口流动频繁，少汉混居的现象越来越多，为了便于日常交流，语言很难固守不变。

南方地区则因为地处偏僻，存在相当大的阻隔，所以无法赶上北方民族融合的大步伐，迁入人口少，语言变迁相比北方自然要慢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汉语七大方言，有六大方言都在南方的原因。

同时，随着远洋贸易的繁荣，岭南地区的经济也在发展，这使得当地使用粤语的原住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而通过对外贸易，粤语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得以加强。

另一方面，则受益于近现代以粤语为基础的文艺作品的繁荣。

出现于明清时期的粤剧，早期以中原音韵说白，和粤语关系不大，但到民国时期，粤剧开始改革，广州方言成了固定的说白语。

所以粤语的书写需求首先体现在了粤剧剧本上，而随着粤剧的传播，粤语白话文也逐渐发展成熟。

到了八十年代，虽然粤剧的传播度在逐渐变弱，但以香港为阵地的粤语电影再次复兴，在推动粤语的传播上，反而比粤剧更有效果，以至于客家、潮汕等地不少年轻人也学会了粤语。

加之粤语电影又以广州腔为主，所以经过十余年的“耳濡目染”，不少说香山粤语的澳门年轻人也开始带广州腔。

就这样，粤语成了全国影响力仅次于普通话的语言，而广东地区的公交报站使用普通话、粤语、英语三种语言也是全国少有的现象。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语言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但每一门地方语言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保护方言就是保护传统文化。

希望随着一代代说粤语的人老去，“好多细路唔识讲白话”的现象不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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