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各地文化交流方式 世界历史5
在中古(欧洲中世纪)时期,世界的东西方之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中国隋朝皇帝隋炀帝在位时,他的大臣裴矩在甘肃的张掖主持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并向西域诸国的商人表达了中国对他们的欢迎态度。
609年,隋炀帝巡视中国西部,来到张掖附近的燕支山,裴矩安排吐鲁番的高昌国国王、哈密的伊吾国国王及西域的其他27国国使前来谒见隋炀帝。
在隋朝的这些商人和文化使者之后,又有哪些人继承了这一伟大事业、努力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这些交流的规模是什么样的?
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隋炀帝为了与西方建立联络派使者出使壳西米尔,在那里他们获得了玛瑙贝等,后来使团到阿富汗,阿富汗的王室城获得了佛经,他们接着往北走到史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沙赫里夏勃盆城,在那边获得了十位舞女和狮子皮等珍稀宝物”。
607年,隋朝官员常骏等人乘大船航海抵达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赤土国。
赤土国王派遣由30艘大船组成的仪仗队欢迎他们。
迎宾仪仗吹螺号击羯鼓,以取悦大隋使节。
他们还向隋使进献金锁链,当作常骏所乘大船的缆绳。
过了一个月才抵达赤土国的都城。
《隋书》记:赤土国王子叫那邪迦,他代表国王会见了常骏一行。
3年之后,这位赤土国王子那邪迦随同常骏来到中国的首都,隋炀帝召见了他。
“15世纪初,明朝朝廷命官陈诚曾数次出使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王国,他将所见所闻记述在《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中,在《西域行程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从中国到西域沿途的地理、自然条件以及当地的民俗民风”。
在《西域番国志》中主要记述了今天新疆南部和中亚一些名城重镇的情况,作者为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古城留下了浓墨重彩。
“撒马耳罕作为当时帖木儿帝国政治中心,成为作者记述的第一座中亚城市”。
在唐代,中国对外交通的盛况空前。
贾耽曾主管各国来华朝贡,他在职期间,曾画了一张海内华夷图,还写了两本书记述了7条通往各国的道路,其中陆路5条、海路2条。
“佛教是在中国的汉代传入中国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产生于伊朗的拜火教或者叫索罗亚西德教传到中国,再往后呢就是摩尼教或者叫光明教,再以后就是亚洲西部一种基督教派叫聂斯托利,咱们唐朝叫大秦景教,于盛唐时期又传到了长安城”。
“在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来拜见唐高宗李治,宣讲他们的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就传到了中国”。
唐代,中国人开始接触聂斯托利派基督教,该教的创立者叫聂斯托利,他是拜占廷皇帝的总督,约于451年去世。
此人曾担任过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后被斥为基督教的异端而遭受迫害。
他的信众逃往波斯并建立了独立教会,聂斯托利教遂流行于西亚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
“通过这条伟大商路的不仅有商队,还传播了各族人民的文化成果、思想价值观念和宗教思想,通过商路的传播,贵霜王国的佛教传到了原来信奉拜火教的花刺子模、索格底安纳、巴克特里亚,又经这里输入中国”。
“公元初年,从小亚细亚传入了基督教,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唐代初期其信徒来到中国,在国都长安建造教堂、宣传宗教,中国人当时称之为景教。唐代人杜环在他写的书《经行记》中称之为“大秦法”。
公元七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长安城立了块石碑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此碑于明代,即1625年出土,现今立于西安碑林。
碑文系汉字正楷书写,碑下两侧有古叙利亚文题名。
“这个碑石记载了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
在唐代,贞观9年,景教僧,其实也是传教士了,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唐太守李世民下令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景教就在长安城里传教,建了很多的寺院,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现在我们能看到它上面有基督教的标志,上面有十字架,这个碑里有很多和中国的结合,碑本身的形制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弛龙,他们把传教士改称为僧,他们的教会和教堂也称为寺,很明显的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据大秦景教碑的记载可知,景教在中国传播迅速,很多州县都建立了景教寺。
751年,唐朝镇守西域的军事长官高仙芝领兵失误,在中亚的怛罗斯遭遇伏击,上万的中国官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杜环身列其中,他们被编入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军团中,随着军队的调动,杜环来到阿拉伯世界。
“这支部队以后就被调派到新的首都巴格达,又被调到突尼斯去镇压了阿非利加省的一次政治叛乱,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在帮助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早期的统一、安定起到了作用,同时,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那里,其中有中国的造纸术,先传到了撒马耳罕,又传到了巴格达,大约都在公元761年左右,同时还把中国的纺织丝绸的机器带到了巴格达城”。
“杜环以及他的同伴在阿拉伯大食国建立的初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传播了中国的一些文化”。
杜环的著作《经行记》在讲述大食国时写道:巴格达市面有中国纺织高级丝绸的织机,有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泥瓦匠及纺织工匠,随着他们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也被带到巴格达。
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出口陶瓷器,主销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及阿拉伯世界。航海贸易兴盛起来,国际间形成了一条陶瓷之路。
九世纪的阿拉伯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讲到:中国有精美的瓷器,瓷碗晶莹剔透、似玻璃杯一般,隔着碗可以看到里面的水。
在日本、文莱、马来半岛、印度、伊拉克、埃及以及坦桑尼亚均有中国唐代陶瓷外销的遗址、遗物。外国物品的传入,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从陆、海两路入华的商货与贡品极多,其中,在唐太宗时拜占廷帝国(罗马帝国)向中国进献了十种彩色玻璃。
唐天宝三载,即744年左右,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作献给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杨玉环得意非常,她手持七宝玻璃杯,一边品着杯中的西凉州葡萄酒,一边唱和着李白的诗作,西方国家的名优玻璃器进入了中国皇宫内院,这足以表明,中古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广泛和频繁的。
唐代,是日本古代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优秀的中国文化,从而使日本跃居先进民族国家之行列。
唐代中国有不少使节、僧侣、商人与工匠往赴日本,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配的贡献。
其中,最脍炙人口、最令人钦佩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出生于688年,于763年逝世,扬州人,曾在长安、洛阳学习佛学7年,后回故乡,主持龙兴寺、大明寺,是远近驰名的授戒大师。
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聆听他传经教义,其受戒的门人达4万余人。
日本国的学问僧荣瑞、普照于742年10月来到扬州,请求鉴真将佛教传到日本去,他们讲:在日本,虽然有佛经,但没有讲解佛经、阐述佛学的人,深望大师您能东游日本弘扬佛法。
鉴真东渡
鉴真则表示:为了弘扬佛法,我何惜身家性命。
于是,他带领祥彦、道兴等21人一同前往日本。
从743年起,鉴真一行人为东渡日本,进行了前后10年艰苦努力,期间数次东渡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从未放弃。
753年12月20日,日本遣唐使鉴真一行终于到达了日本。
754年2月1日,鉴真被迎接到奈良,被引入东大寺安置,受到天皇差遣的大官和僧徒们的隆重欢迎。
不久,太上皇、圣武天皇为鉴真颁布了一道诏书,诏曰:大德和尚,远涉重洋,来访我国,深合我意,令我欣喜无限,从今往后,凡授戒、讲经之事,完全由大和尚主持。
紧接着,又发敕令,授予鉴真一个传灯大法师尊位。
鉴真东渡至此宣告成功。
到了宋朝,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河湖港湾便于外贸航运,中国的手工业很发达,宋朝的手工业分工细、门类多,包括矿冶、纺织、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及火器,产品的质量佳、数量大,宋朝政府重视海洋贸易即市舶之利,并获得了巨额利润。
北宋宋英宗治平年间,即1063年至1067年,市舶收入每年63万贯,是大宋王朝的重要来源。
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即1127年至1162年间,市舶收入竞达到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还多,因此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
罗盘,即指南针在宋代已广泛地应用于航海,使中国的船舶畅行于中国南海与印度洋上,以后,这种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国际航海贸易。
在宋朝,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仍然是丝绸与瓷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瓷器在外销产品中占据主位。
宋瓷的制造技术极高,享有盛誉的是青瓷。
据说,郑州地区的柴窑于五代末期即能烧制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
赵汝适是当时泉州港的长官,他在《诸藩制》一书中介绍道:当时大量购买中国瓷器的国家有十几个,其中,南洋群岛是主要的集散地。
“在早期,就是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那儿有些经营,做了一些东西方之间香料的生意”。
以后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又占领了那儿的市场,贸易量是比较大的。
中国的不光是香料,而且包括中国的丝绸、瓷器都随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
另外中国的很多劳工也从中国的本土来到了东南亚,参加了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岛国的香料的生产和运输、贸易。
“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靠这些香料贸易所得的利润得到了很多的积累,得到了很丰厚的利润”。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宋太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称市舶司。
古书记载:广州的蕃坊,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安排一个外国人当蕃坊的长官,由他掌管蕃坊的公务,专门负责招揽外商。
此外福建的泉州位于闽南,是一个天然良港。
1087年11月6日,中国的宋朝政府在杂货山积的泉州设立市舶司。
外商聚居在泉州城南一带。
阿拉伯人入华、驻华,并逐渐华化。
由于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境内传播。
随着众多的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伊斯兰教对沿海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影响。
明朝永乐初年,郑和奉命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携带了大量的钱财出使西洋。
郑和与同伴于6月出发,率领由62艘大船组成的舰队及士卒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先到达越南,又访问了各国,向所到各国宣读了中国皇帝朱棣的诏书。
1433年,郑和从中国的南海出发,横越印度洋,抵达红海与非洲东岸。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航程之远、历时之久、船舶之多、吨位之大、船员之众、其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均属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之壮举。
郑和的阿拉伯语翻译马欢写有《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讲到:当时波斯金币和意大利金币都在阿拉伯半岛流通。
中国的陶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郑和一行人已经接触了世界贸易的网络,他们同早期欧洲的商业资本擦肩而过。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继续部分公元前139年,张骞奉西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所走过的路线图
他们首次从长安出发经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大宛-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塞尔甘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达安息-今伊朗,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由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所以,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和赫尔曼将此路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张骞的两次西行之后,使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丝绸之路由此始然。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
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
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夏-在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
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道路。
丝绸之路
古代相当多的东南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利用此道。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形式多样的、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的造像、壁画、器物、服饰和碑刻等,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丝绸之路博物馆,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丝路画卷,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商贸繁盛,敦煌经济得以发展,石窟营造也进入了繁盛时期。
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了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又不断融合域外的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现了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历程。
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场面的歌舞,宫廷吉庆、天宫仙界的飞天、供养伎乐,乃是丝绸之路歌舞的博物馆。
“有的历史学家说,它好比古代的上海和广州,也就是交通要道、军事重镇、文化传播、文化汇聚,咱们都知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西域的文明跟中国文明在哪儿碰撞,用他的话就在新疆和敦煌,敦煌是重要的文化汇聚的地方,在壁画里、藏经洞里都能发现”。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自治区拜城县东南约60公里处,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的译音是红色的意思。
洞窟开凿在木扎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的峭壁之间。
“克孜尔是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而且比较完整的、里面的壁画保存的也最完美的一个千佛洞,它体现的内容主要是以小乘佛教为基础的一个千佛洞,可以说它是佛教东传的一个中转站”。
马匹和骆驼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利用马来骑乘载物、征战驰骋,利用骆驼驼运丝绸、水、食粮和其他生活用品。
汉唐王朝十分重视养马业的发展,他们不仅注意马匹品种的改良,而且从各边疆地区乃至中亚各地向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良种马。
昭陵六骏则是这些名驹良骥的典型代表。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候他平定天下时候的六区坐骑,他非常喜欢这些马”。
这些马,我们从马名字上来看,都有些很明显的这个西域马的特征,比如说什伐赤,这个什伐和波斯语的马-赤拔很接近它也是个转音,什伐赤据我们现在来看它是一个浑身全赤全红色的马,很可能就属于汗血马。
“还有这里面有特勤骠,其实特勤也是在突厥语里面这也是官名,所以说这些马很多都是西域良马”。
从西安出土的各国钱币,包括波斯、伊朗的银币和拜占廷的金币以及时代较晚的阿拉伯金币,还有来自日本的和同开宝银币,更是当时频繁贸易往来的见证。
在当时的长安城里,穿着胡服成了一种流行。
在出土的唐朝陶俑中,能看到很多穿着胡服的汉人形象,无稹有诗句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胡服,你在这个文物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形,而且不管是男装也好女装也好都有反映,最直接的就是翻领胡服”。
胡服有长有短,而且有那种对称的领式还有不对称的领式。
“你像我身后看到的这件,这就是女子穿的外来服饰-胡服,而且整个是在服饰体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系列都是胡服,各民族的各国家的一种胡风都体现在服装”。
唐代的软舞、健舞,大多源于胡乐。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在当时都很流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能跳胡舞。
据史料记载,杨贵妃、安禄山、武延秀等都擅长胡旋舞。
西安碑林中的《唐兴福寺残碑》的侧面有一对舞伎,跳的便是柘枝舞。
两个深目高鼻的西域舞伎,身穿长袖罗衫、头戴胡帽、足穿高筒软靴。
公元627年,也就是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由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艰难地穿过了大片沙漠,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继续西行经中亚各国,翻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到达天竺-今印度。
42岁时玄奘带着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
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前后翻译佛经74部、约1300多卷,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
到了唐代通过丝路,佛教在内地进一步传播,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内地的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多带有印度健陀罗风格。
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相继传入,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西安的清真大寺,相传创建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它是一组兼有民族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寺院特色的古建筑群,其中殿、台、楼、亭琉密相宜是西安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
礼拜大殿宽七间,进深九间,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飞檐斗拱宏大。
殿内四周镶嵌着大型木版雕刻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古兰经》各三十幅,是目前世界伊斯兰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巨型木质雕刻艺术。
与此相比,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却是典型阿拉伯中亚风格。
在泉州城东郊的灵山上,安眠着两位阿拉伯穆斯林先贤。
灵山圣墓也是伊斯兰教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
“伊斯兰教到中国最早是长安,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唐朝的京都在长安,所以,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商人、珠宝商、各种商人到长安来进行贸易,随着贸易的过来伊斯兰教也就过来了”。
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在沙漠地带的主要运输工具,在我国长城沿线和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的沙漠里,大多数是双峰驼。
而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里都是单峰驼。
这些出土的骆驼俑和牵驼胡人俑正是唐代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牵驼胡人形象的真实写照。
狮子在中国倍受欢迎,被视为吉祥物。中国古代在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大门前,时常可见到一对用以镇宅护卫的石狮子。
其实狮子的原产地不在中国,而是非洲、印度等地。
司马彪《续汉书》中说,条支国出狮子、犀牛。
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说: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
这两尊东汉时期的石狮,还能看到古罗马的风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也逐渐中国化,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狮子,我们在波斯语中也说Sheer,外来的人或者外国人叫‘胡’,同时有一些植物、有一些东西,前面有一个胡,比如说胡椒或者胡萝卜还有胡桃”。
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
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著名的陶瓷就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1974年,考古人员在泉州湾后渚港的海滩上挖掘出一艘宋代古船,当即轰动世界,它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木质海船之一,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复原后长34米、宽11米、型深.27米,船身扁阔、船底尖削,船底板和船舷板分别用二至三层木板叠合制成。
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
船内分13个水密隔舱,可载重200多吨,相当于唐代陆上丝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队的驮运总量,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平,是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实物见证。
“从这个货物来分析,它是一艘从东南亚回来的一艘香料之船,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当时从中国出去的商品是以丝绸、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还有瓷器就是陶瓷器最大宗,进来的是香料药物,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最重要的进出口的商品,所以这一艘是回航的,跟广州、跟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不一样,因为它满载着中国的陶瓷器,是出去的,这样一来一往,它构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
宋元时期,停靠于泉州港的各国商船,舳舻千里、数以万计,时至今日,泉州晋江的陈埭等地仍然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古代穆斯林外商的后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海边形成自然村落的丁氏、郭氏两大家族,这些人同其他民族的闽南人的俚语里至今保留了一些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比如,他们把洗衣服的肥皂仍然称做撒奔(Saben)它乃是古今阿拉伯人、波斯人对肥皂的称谓。
随着泉州海外交通日益繁荣,为适应货物转运商民往来的需要,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出现修建石桥的高潮。
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桥260座。
洛阳桥位于泉州城北、洛阳江入海口处,是宋代中国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桥。
宋皇佑五年至宋嘉佑四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造,桥系花岗石砌筑,长834米、宽7米,该桥创造筏形基础、种蜗固基和浮运架梁等先进技术,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里程碑。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安海安平桥骏工,该桥长5.4华里,故又称五里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
那时的古码头,如今都变成了现代化的港口,唯有这块树立在江边的码头石碑默默追亿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景象。
泉州城南为番舶客航聚集之地,南宋时在这里建庙祭祀海神妈祖,从此,这尊女神成了主宰航海活动的最高神祗。
宋朝,官府为迎送蕃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春夏秋冬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盛典,敬祭海神、祈求赐风,让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
“然后宴请各国的商家和有关的人员,然后来登高,那登高完以后,把今天活动的简单情况,把它刻在这个石刻上,这就是祈风石刻的由来”。
“举行完仪式以后,就欢送这些船队出去通商贸易,那么要回去的话一定要到来年四到五月间,如果我们刮的是东南风,所以要逆东北风而去,迎东南风回来,这就是冬谴舶夏回舶这么一个意思”。
随着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西方的文化和习俗也随之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的首都长安,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文化特色,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的面积相当于三个罗马城,人口达100万之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长安也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城市,来自欧洲、亚洲、四夷的胡族人、西域人族居长安的极多。
唐朝对外国人的政策十分宽松,准许他们开业经商、购置土地房产,娶唐人女子为妻,甚至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
据说唐朝时的长安城里居住的外国商人、使节、传教士等达数万人。
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此外在泉州草奄寺中有现今世界仅存的一块摩尼教摩尼光佛浮雕,当地的信仰者已经将它视为佛像的一种了。
泉州城南池店村的佛龛里,发现了印度教女神的石刻,当地村民把它当成观音祭拜。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还有许多体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石刻精品,每一方石刻都有一个故事。
这是取材于印度教的故事,大象在向湿婆的化身林伽虔诚地献上莲花,这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这是一位名叫安德胁主教的墓碑。
公元1313年,这位意大利人受罗马教皇委派到刺桐城方济各教会任主教。
公元1332年,他长眠于刺桐-今泉州,这块碑被学者们称为刺桐十字架,它揉合着多种的艺术特征。
“上面这个尖顶,它是一个伊斯兰教清真寺这个顶的象征,而中间这块凸起的这个空洞,它是中国以前天方地圆的传说的一个象征,上面这个穿着僧袍又戴着僧帽的这个是天使,基督教里面的天使,它上面有四个翅膀,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应该是属于丞相级别的天使,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番丞相”。
在这天使中间有个十字架,希腊式的十字架,我们称之为刺桐十字架,因为它最早发现于泉州,而十字架底下有一个莲花,就是佛教的象征。
“但是天使是呈叠坐形状的,是当时一种道士的、中国道士的乘坐形状,底下坐的是道教的祥云,而这旁边还有一个飘带,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一个飞天传说里面仙女的飘带”。
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中,不少人在政府中任职,这个取藩为姓的阿拉伯穆斯林还当了军官总领。
“这个叫吴应朵的为他的父亲立了这块墓碑,他的父亲是死在元朝初年的大德年间,后面阿拉伯文的翻译,说他的父亲叫奈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叫吴应朵了”。
丝绸之路漫长而久远,且无始无终。
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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