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借日本推翻清朝（20世纪之交历史大漩涡中）

​导读：梁启超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中亲身领教过袁世凯血腥出卖维新人士的无耻行径，他对袁世凯阴险狠毒、诡计多端的性格是最清楚的。但他为何又采取与袁世凯 “联合” 的策略呢？当时梁氏认为：袁世凯是唯一能够控制局面的人物，所以他将中国政治前途的希望寄托于袁。

末代皇帝

１９１０年梁启超撰文批评清政府阻挠召开国会，他并且警告说：若不速开国会，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 “宣统五年” 一词。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朝的垮台，政治形势发展的时间表准确地应验了梁启超的预言。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２月，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４月，孙中山正式辞职。

梁启超于１９１２年秋从日本回国，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活。到北京时，民主党、共和党、报界、商会等多次开会欢迎。

对此他很得意，写信给女儿梁令娴说：

“三日来无一刻断宾客，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自馀则五分钟，自馀则旅见而已。得罪人甚多，然亦无法也。”

“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袁世凯剪辫子

１９１３年７月，爆发了 “二次革命”，李烈钧据江西湖口独立，宣布武力讨袁。９月失败。同月，国务总理熊希龄宣布内阁名单，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实际上与熊希龄共定国务大计。

１０月，袁世凯强迫召开国会，选举他本人为正式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１１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这是袁世凯消灭国会的先声。１９１４年１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政两院议员职务。２月，熊希龄内阁倒台，梁启超任司法总长五个月，并无多大作为，至此辞职。又被袁世凯任命为币制局总裁。６月，参政院开会，梁氏任参政员。至１２月，因任职后计划皆成空想，梁氏坚决向袁世凯辞去币制局总裁职务。

辛亥后这三四年，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攻击李烈钧发动 “二次革命”，又附从袁世凯打击国民党，给人以类似于 “政客” 的印象。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亲身领教过袁世凯血腥出卖维新人士的无耻行径，他对袁世凯阴险狠毒、诡计多端的性格是最清楚的，为何又采取与袁世凯 “联合” 的策略呢？当时梁氏认为：袁世凯是唯一能够控制局面的人物，所以他将中国政治前途的希望寄托于袁。

他当时持有两项认识：

其一曰：在袁氏统治下之中国，其能进步与否虽不敢知，然苟无袁氏，则中国现状且不能维持，前途更何堪设想；

其二曰：袁氏之为人，不能使人满意固也，然国内能与袁氏代兴者果何人，其人是否能优于袁氏。”

因此，梁启超要 “辅佐” 袁世凯，以实现立宪政治。事后他曾说当时 “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大体也是实情。再者，梁氏本人有谋取政治权力的政客作风，曾企图掌握内阁实权，或通过进步党 “左右天下”。

他想要利用袁世凯，实际上却被袁世凯所利用。舆论界对梁屡有抨击， “同党” 和友人也有人先后写信对他严加责备，正告他已陷入泥潭，必须及早自拔！事实的教训，舆论的指责，使梁启超也醒悟到：保持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前途不妙。

此后，梁启超对袁日益疏远，于１９１５年正月举家迁天津，以摆脱袁世凯的控制和日后加害。１９１５年夏秋之间，即由梁启超揭开反袁的序幕。

一战前后欧亚大陆局势

当１９１４年８月欧洲爆发世界大战之时，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全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

时梁氏避居天津，他探悉“二十一条” 内容后， “惟义愤所迫，遂不能多所瞻顾”，毅然通过《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等多篇文章，有力地驳斥日本侵略谬论，正告日本撤回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

梁启超通过新闻媒介所作有力揭露和他所具有的声望，使日本人恐慌，连日派人作种种“运动”，企图收买，遭梁拒绝。日本报纸又造谣说梁“袒护德国”，并攻击说以前梁受过日本保护，现在忘恩负义。

对此，梁氏蔑视地说：“小鬼含沙之射，吾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吾不言也。” 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难道就要放弃对国家的责任，更是无稽之谈！梁氏进一步发表《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文，严词斥责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是造成“国事败坏之大原”，警告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是永不屈服的！

1913年袁世凯祭天大典（组图）

袁世凯在进行卖国肮脏交易的同时，从１９１５年元旦起加紧策划恢复帝制的一系列阴谋活动。１９１５年元旦，袁世凯发布授卿命令，把上卿、中卿、下卿这些封建皇帝时代的称号，授给政府显要，这正是复辟帝制的先兆。

初春，复辟阴谋正在酝酿。一天，梁启超忽然接到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汤山宴请他的请柬。梁氏按约到达，见在场除袁克定外只有杨度一人，知道他们正在策划密谋。这次所谓宴请，实际上是酒席上的一场较量。袁克定和杨度在谈话中一唱一和，极力诋毁民国以来建立的共和制度，暗示要变更国体、恢复帝制，试探着要梁氏赞同。

梁氏主意既定，不为所动，当场“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不欢而散。至此，复辟帝制的活动加紧进行，梁更预感祸之将作。

３月，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及派赴考察沿江各省教育事宜，梁氏予以拒绝。４月，梁氏以南归省亲为名，到上海、广东，联络反帝制力量。

1914年袁世凯称帝前穿衮服祭天

梁启超离津南下前，致书袁世凯，劝他悬崖勒马。信中指责他曾对遵行共和制度“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今违誓言， “后此何以号令天下”。若要恢复帝制，是自甘处于全国人民声讨的位置上， “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要袁世凯“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述”。

恢复帝制，是自取灭亡下场：“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得弭渔阳之变！？” “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望袁放弃“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以利剑般的词锋，直刺袁之心窝。

袁一面口头上否认自己想当皇帝，一面策动亲信紧锣密鼓地伪造“民意”，指使走卒喽啰纷纷劝进。９月初，筹安会纠集大批在北京的无耻政客、投机分子，以“各省旅京人士” 为名组织起形形色色的“公民请愿团”，所有请愿书概由筹安会代为起草，要求实行君主制。１２月１２日接受了推戴,１３日，受百官朝贺，宣布次年为“洪宪” 元年。袁氏一手导演的复辟丑剧至此达到高潮。

袁世凯称帝

在复辟丑剧上演之时，人们震于袁世凯淫威，害怕其走狗打手加害，敢怒而不敢言，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无应付之策。梁启超目睹丑剧登场，在此事关共和政体存亡的关头，他不顾危险与病痛，勇敢地担当正义舆论的代表者和挫败袁贼阴谋的策动者。他痛感“无法律之国家” 无法生存， “我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从身患赤痢的病榻上一跃而起，与之决斗。

筹安会出现第七天，梁氏即连夜起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义正词严反对帝制阴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有人觉得袁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不可过于激烈。梁氏才将语气放得平和些，但全文反复辟的中心思想毫无改变。

梁氏深知发表此文是只身与手握大批军队、特务的野心家公开对抗，随时有杀身毁家之祸，但他一概置之度外：

“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讽刺古德诺和袁世凯的漫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袁得知消息，先派人贿赂二十万元，请他无论如何不发此文，遭梁拒绝。接着以危词威胁，要他回顾亡命之苦味，不要再自找苦吃。梁针锋相对，表明威胁无法改变他的态度：“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恶浊之空气中也。”使袁派来的走卒哑口无言，狼狈而退。

接着各种陷害恐吓的匿名信不断飞来，梁不为所动。８月２２日，梁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由汤觉顿带入北京发表，同时还有《与英国记者谈话》。时汪凤瀛、徐佛苏也在京沪报上发表驳斥帝制言论的文章，揭开反袁序幕。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最中要害处在论证恢复帝制是倒转历史车轮，绝不能实现。古德诺之流所称改变国体后可实行君主立宪，更是骗人的谎言，他们的真心是“单纯之君主论”，是抛弃共和政体的专制独裁。“ （袁）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 “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祸害国家，“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支持护国战争的梁启超与蔡锷在一起

这篇名文在当时起到动员社会舆论界讨袁的作用。对此，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和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都曾根据亲身经历，作过中肯的评价。

蔡锷在《盾鼻集·序》中说：“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陈寅恪当时也在北京，他曾追述此文发表，使得意忘形的反动腐朽势力和种种罪恶言论，受到致命打击，正直人士感到它具有摧陷廓清、拨云见日的威力。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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