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鼓楼在哪里（成都鼓楼北一街）

徐海涛

鼓楼在民间一般称为钟鼓楼，是古代每一个较大的城市几乎都有的官方建筑，楼上挂有钟鼓。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修，建筑结构雄伟，上置大钟报时、大鼓备警。明末被毁，清代重建。50年代被拆除，大钟一口重3.5吨多，移至文殊院。鼓楼下面有洞口，南北向可以通行，习称鼓楼洞。

鼓楼北一街正是位于鼓楼之北的第一条街，其北还有北二北三北四几条街。今天我只摆鼓楼北一街的老龙门阵。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鼓楼北一街可不是一般的小街，这条二百米长的街道热闹非凡，可以说它是老成都街市的一个缩影

鼓楼北一街南起梵音寺街东口接鼓楼洞街，北止忠烈祠西街西口连鼓楼北二街，东跨二巷子。

南北走向的鼓楼北一街两侧几乎都是二层房屋，东侧是双号，西侧是单号。每隔几号就有一个深深的院子，比如 3 号、11 号、19 号、45 号、59 号、8号、46号等。

8号和46号之间还有一条非常深的小巷，名曰“二巷子”，二巷子里面有七八个深宅大院。

二巷子北口是一家经营文具、纸烟的铺子。出售橡皮擦、铅笔、毛笔、墨等文具用品。香烟可以开零，买一支两支都行。

50年代初，9 号铺面是一个经营芝麻油芝麻酱的铺子。老板是一个荣县人，一个人跑到成都谋生，在这里开了一家作坊，生产芝麻油芝麻酱。雇盲人推磨，用石磨磨芝麻。盲人虽然眼睛看不见，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个时候成都很多香油作坊的老板都喜欢雇盲人来推磨，我在采访老成都人的时候，他们只要说到香油作坊总是要特别提到，香油作坊里面有两个或者几个盲人在推磨子。

上了年纪的人回忆，每当作坊里出芝麻油芝麻酱的时候，香味可飘半条街。每天早上，前来购买的人在门前排起长队等候。后来，由于芝麻被国家列为统购统销物品，故经常断货，芝麻油作坊也只能是做做停停。

后来公私合营，这家手工作坊也就被收了。

鼓楼北一街的门牌号吗是从南到北的，

2号是南头的东边，有一个补鞋摊子。

4号，6号是两个开间的“西蜀面店”

然后是一个理发店，师傅兼老板姓尹。

12号是“刘锅盔”。16号是连环画铺子。

18号是一个小饭馆。

48，50，52号三个铺面是一家刊刻工艺社，帮人家刻公章，私章，各种各样的印章。

再说一哈单号这边：

5号是一个编竹油篓子的好像是姓赵。俗话说的“竹篮打水一场空”，竹子编的油篓子为啥又可以用来装油不得漏呢？卯翘就在油篓子比竹篮子编得密实，更重要的是在油篓子上面摸了猪血和桐油混合起来的糊糊，有了这层猪血和桐油混合的糊糊才能用来装油。

9号是一个木匠，姓杜，有五个娃娃。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又是客厅，又是卧室，又是厨房，还加上木工作坊。

11号是一个大院坝49年以前不晓得是哪个富人的49年以后成了居民房子，住了十多家人。

17号是铺面，卖熟红苕的。21号23号是卖卤肉的，每天下午要卖“渣渣肉”据说是罐头厂做罐头的边角余料。价格比一般的肉香因很多，好像是才三角钱一斤，价廉物美很受欢迎。这样的边角余料我自己还在另外的地方吃过的，我们在四川医学院药厂学工劳动的时候，食堂就要卖“喉管肉”，药厂生产喉片，用猪喉咙的软骨，软骨旁边的肉就是边角余料，我们学工劳动的活路就是要把这些软骨旁边的肉扣下来，软骨拿去生产喉片，肉就拿给食堂，做成凉拌肉，卖的很香因。

25号是一家诊所，专门治疗跌打损伤，后来这家房子拆了新修了一个小巷子通往梵音寺街。

鼓楼北一街原来有一家芙蓉亭茶社，开业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是清末民初成都最著名的“书场”（即在茶楼之中的曲艺演出场所）。

芙蓉亭的店主姓周，用芙蓉亭三字，作为自己茶铺的招牌。

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芙蓉亭的老板周仲元善于经营，把一个芙蓉亭搞得风车斗转。

芙蓉亭不但是店面很宽，而且很深，分为前堂、中堂和后堂。

前堂安顿茶客，全部卖茶。中堂有一戏台，用来搞演出，后堂作为住家。

成都跑江湖的川剧艺人曾在这里长期演出。包括名演员周企何，也曾在这里演出。演出时，门前挂一小牌，上面写着，今晚由周企何演出川剧“迎贤店”。

响誉蓉城的滑稽大王曾炳昆、也曾在这里献艺演出。

曾炳昆说书见啥说啥，开口不出三句，一定引得满堂哄笑。

清音中唱道：“一把手拉官人，断桥上来坐......“

曾炳昆的书中说道：“桥都断落，咋个坐嘛？那就抬根焼火板凳儿来坐嘛！“ 这种幽默诙谐，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一代名医蒲辅周家住暑袜北一街，但是他执业的医馆一直在鼓楼北四街。在医馆大门上，挂着一幅由病家赠送的著名的嵌名联：“医国重医人，先生是山中宰辅；救饥早救病，群众称世上伊周。”

蒲辅周（1888—1975）　梓潼人。18岁独立应诊，1934年到成都行医。他广收博采医学名家与民间医家之长，治病不分贫富，对穷苦者施以医药，特别是在1945年为扑灭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建立了奇功，迅速成为蜀中名医。新中国成立后奉调进京于北京中医研究院，他曾经长期为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与国际著名友人治病，担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科委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暑袜北一街上美食多多，有一个“新民食堂”，新民食堂的对面就是耗子洞老张鸭子的作坊。每年秋天，赶鸭人从眉山一带把鸭子赶到成都，一大群鸭子把街都站满了，赶鸭人肩上还扛着已经走不动的鸭子。师傅把鸭子宰杀后就放在几个大木盆里，用开水烫后去毛。去毛这个活路就是附近的小朋友们来做了。大家围在一起，用毛夹把鸭毛打整干净。打整一只鸭子可以得到三分钱。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店里的人会把加工好的鸭子用人力三轮车送到提督街张鸭子店，而一路飘香总是惹得过往的人流口水。

耗子洞张鸭子的历史比较悠久了。

1928年，年仅十四岁的张国梁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同父亲张月亭在耗子洞口经营自家的烧鸭腌卤生意。由于张家父子的鸭子品质优、味道好、风味别样、吃口爽美而很快口碑四传。1931年底，张氏父子将烧鸭摊子迁到耗子洞对面的“江东浴室”门口，仍是在门边摆摊，门洞里面放两张方桌和一张条桌卖酒，算是正式开了店，取名个雅号“福禄轩”，但人们依然叫为“耗子洞张鸭子”。

开店后的第二年张月亭便病故，十八岁的张国梁带着两个弟弟张俊超和张俊才及一家老少硬把生意苦撑下来。其后历经八年抗战和几年解放战争，虽时世艰难，耗子洞张鸭子的名气和品牌却是家喻户晓、名扬省内外。1949年代初张国梁二弟张俊超病逝，三弟张俊才又改行学木匠。耗子洞张鸭子的生意和品牌传承的重担便由张国梁孤身担负。1956年，耗子洞张鸭子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其后又转为国营店，张国梁夫妻作为普通员工也一直留在在店里工作。1981年68岁的张国梁退休后又被请回店担任技术指导，直到1988年75岁，方才完全离开他父辈二人创立的“耗子洞张鸭子”这块名冠天下的美食品牌。

改革开放过后，鼓楼北一街又出来了一个成都名小吃“二姐兔丁”。二姐兔丁的老板叫陈永惠。有人问她是如何把二姐兔丁搞起来的，她笑着回答：“我和我老公原来在一家街道工厂上班，他是我学车工的师傅，人多好的，工作负责，手把手地教我学技术，朝夕相处也就产生感情，我们在南门彩虹桥附近安了家。八十年代初，我们下海，两人商商量量，在鼓楼街开设了一家私营饭店，拌麻辣兔丁深受买主的喜爱，后来改为专营拌麻辣兔丁，我排行第二，人称二姐，店名就叫陈记二姐兔丁店，没有想到1990年12月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成都名小吃。”

二姐摆起自己的龙门阵有盐有味，她摆起自己与众不同的二姐兔丁，更是自豪而不矫情：兔丁，顾名思义，就是将做熟的白味兔肉切成四方的小块。二姐兔丁肉多骨头少，而且不加兔脑壳，兔脑壳肉少骨头多，只适合慢慢啃，二姐兔丁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嫩兔肉，加上特殊调配的作料，吃起来香鲜可口。她坦言：“之所以味道与众不同，诀窍就在这豆豉上。”因为兔子肉紧实，不容易入味，调料也很难附着在肉上。她经过数不清的尝试，把豆豉碾成茸茸，于是才“巴味”，那黑不溜秋的调料竟然成了成功的奠基石。

二姐兔丁和耗子洞张鸭子，大家都晓得。

我在这儿还要给各位摆一下秦德君以前也曾经在鼓楼北一街住过的。

秦德君，可能晓得的人就莫得好多了。

秦德君是一个传奇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女强人”。

百度上是这样介绍她的：秦德君（1905年8月15日—1999年1月12日），重庆忠县人。彝族。1923年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司令部参议官、第7战区司令部参议官。在解放后任教育部参事，后任政协委员。

秦德君是秦良玉的族裔。

秦德君的第一个丈夫名字叫做穆济波，他们生育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是1920年到1927年。穆济波，男，（1889～1976）四川合江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57年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曾任西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是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中学语文教育界的知名学者。早期著名的语文教育家。

1923年春，18岁的秦德君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学习，由邓中夏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奉命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主持创办《人权日报》。1925年“五卅运动”后，《人权日报》被迫停办，秦德君身处危地，共产党组织安排她去西安，以教书为掩护，继续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在这里，她遇到了刘伯坚。

身为穆济波妻子的秦德君，不惜红杏出墙，与刘伯坚谈起了恋爱。

1927年11月，秦德君平安地生下与刘伯坚的女儿秋燕。穆济波接受了这个私生女，连同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起照顾，带着生产不久的秦德君到南昌、又到南京。

1928年7月初的一天，茅盾化名“方保宗”， 秦德君化名“徐舫”，登上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商轮。

秦德君回忆录中说，船在航行中，两人已经火速热络起来，明明比她大十岁的茅盾，会亲昵的称呼她为“姐姐”，并一再在书中详细描写，强调是她在茅盾落魄期间，充当他的精神支柱，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他的“女神”，并协助他完成了《虹》这部著名小说。

每当他流露出消沉、悲观的情绪时,我总是耐心地规劝他,跟他一起分析革命低潮很快就会过去，鼓励他振作精神，朝前看，向前进。我还鼓励他跟我一起到苏联去。茅盾很受感动，,说他就象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从此，茅盾的心情逐渐开朗，再不象原来那样失魂落魄了。”

秦德君的《我与茅盾的 一段情缘》( 《百年潮 》 19 9 7年第4 期 )

到了京都两人即同居，秦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并协助他创作小说、写作论文。两人曾准备去苏联，未能实现。

在1929年8 月，秦德君怀了茅盾的孩子，她偷偷乘船返回上海，在医院里做了人流手术。

孔德沚是茅盾由父母包办的原配妻子，

她还为茅盾生下了一双子女，在茅盾逃亡日本期间，她侍奉母亲，养育孩子，靠给人家洗衣服做小工，艰难度日。

久而久之，孔德沚听闻了茅盾和秦德君在日本同居的消息

1930年初，日本生存环境恶化，4月茅盾与秦德君一同乘船回国，住在杨贤江家中。

茅盾的妻子孔德沚常到住处哭闹，而茅盾的母亲坚决主张茅盾同孔德沚破镜重圆，茅盾素来很孝顺，一时左右为难。

曾经三个人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茅盾坐在中间，三人谁也不先打破沉默，那时秦德君已经感受到了茅盾的动摇。

四个月后，两人结束这段关系，茅盾提出“四年之约”，他将以四年写作所得稿费支付离婚费，之后他俩再图百年之好。

两人分手时，茅盾拉着秦德君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一张六寸相片，各持一张以为暂时分离纪念。

茅盾与秦德君的分手照片

此时，秦德君已经又一次怀孕，她不得不独自去了日籍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之后，身心俱伤，由侄子背着送回四川老家。

秦德君回到老家休养，1931年春天在重庆担任了川军统帅刘湘的，国民革命军第21军司令部参议官，第7战区司令部女参议官。

1934年她与刘湘的参谋长王心卫结了婚。

“后来王心卫向我求婚，我并不爱他，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漂泊半生,我想有个家，属于我自己的家，而不是寄人篱下”

这是秦德君嫁给他的原因。

“我知道王心卫 当时任刘湘的‘讨赤司令’，凡是进入四川境内的红军，由他带兵‘清剿’。……而我惟一能做的事，便是利用这个机会，阻止王心卫打红军。这是我提出答应结婚的先决条件，他答应了”。

1934年贺龙率红军路过四川时，王心卫听了秦德君的劝说，没有派兵围追堵截，这在《射洪党史资料》中有文字可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湘帅川军抗日，不想胃病复发，吐血而亡，没有了职务的秦德君弃家出走，由成都前往重庆。

这时秦德君遇到了在重庆的郭春涛，他们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共事，当时她还是穆济波的妻子，两个孩子的妈。

谁曾想到，十年间，秦德君都有了怎样的经历，出轨，生私生女，同居堕胎，逃亡日本，又当过军官太太……秦德君一心还是想去苏联学习，郭春涛答应助她前行。但，周恩来指示郭春涛在重庆开展工作，秦德君成了郭春涛的助手，由于志同道合，接触频繁，1943年，秦德君和郭春涛正式结婚。

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妻前往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秦德君为了掩护郭春涛而被捕。在狱中饱受折磨。

1949年5月，她被国民党法庭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幸得解放军进军神速，把她从敌人屠刀下解救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郭春涛因积劳成疾，于1950年6月30 日病逝。秦德君和他的婚姻，仅仅走过了七个年头。

1999 年2月，秦德君去世。

秦德君一生五段感情中，受到伤害最深的恐怕是来自于茅盾。

无法履行的“四年之约”之后，秦德君烧掉了他们分手时合影的照片，和茅盾寄给他的书信。

茅盾在晚年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只字未提他和秦德君在日本的一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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