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先生作品特点（评论家朱大可用）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张耀尹

在当代文坛上，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是历来备受关注的人物。关于电影，文学，文化心理乃至音乐、美剧，很多思想现场，都可以听到他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声音。

2014年，朱大可出版了他花费20年磨一剑的文化历史著作《华夏上古神系》。与多数学院派学者多钻研某一点不同，一向言语犀利、不走寻常路的朱大可，运用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和语音学等多种西方学术工具，也包括本土的文字学等多种学科工具，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得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结论，引发热爱见识的读者认同和支持。

时隔4年后，2018年8月，朱大可又推出对经典神话传说进行重新演绎的虚构作品系列“古事记”。在这个系列中，朱大可突破自己研究者、阐释者的身份，进入了虚构小说的创作领域，引发了文学界的关注。

将20多年研究古神话学术成果转化为故事

朱大可

在“古事记”系列中，朱大可用3部作品《字造》《神镜》《麒麟》，对古代神话进行了全新的故事演绎。

《字造》《神镜》《麒麟》分别对应的是关于仓颉造字、李阿护镜、郑和下西洋的经典故事。

朱大可用小说给这3个传说披覆上了一层神幻诡丽的色彩：汉字的发明中深藏着人心的秘密，如何用字符去弥补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一场关于人类命运的字符战争揭开了序幕；李阿的神镜拥有盗梦空间的效力，神镜的持有者可以自由穿越镜面，并掌握空间转换的宇宙秘密；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麒麟，见证了大明王朝深宫中的恩怨……

在对这些故事的全新释读中，时空感在人性的真实还原中悄悄隐退，迷幻感随之产生，这应该说是朱大可小说创作最迷人的质感。

朱大可的神幻小说，可算是他关于文学、考古、历史等多领域的知识，共同浇灌出来的思想花朵。这使得他的小说是建立在知识的平稳建构上，这是朱大可神幻小说完全不同于流行的穿越故事之根本所在。

读过朱大可批评文字的读者都知道，朱大可文字瑰丽变幻、富有穿透力。他的语言被批评家成为“朱语”，是一枚镶满了宝钻的洛可可箭矢，华美又精准。

在“古事记”的写作中，朱大可依然贯穿了他标签式的话语风格，无论是仓颉造字的困惑疑虑，还是李阿镜阵的扑朔迷离，抑或麒麟眼中的荒诞离奇，都在他的话语中得到了流畅舒展的表达。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朱大可为什么开始写起小说来了？

朱大可不认为是转型，“我以前也写小说。只是写得非常少，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上。我现在才发现，我过去走错了，走了一个歧途。我本来应该写小说的。很多人会有这种经验，到了一定年龄，你突然找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朱大可写小说，跟他的文学批评、神话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在《华夏上古神系》中，朱大可试图就中国上古8位主神和12位辅神的来历，做一次尝试性追问，以弄清楚盘古、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帝喾和西王母等神祇的身份秘密。

他力图说明，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具有高度开放、善于吸纳的多元性，“在我看来，高度开放和博采众长，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本性，也是它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这种跟世界接轨的阔大气象，先秦的文化繁荣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朱大可认为，我们不仅拥有因非洲同源而形成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更应该有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来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丝玉之路’推动的大规模交流，在上古时代促成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的诞生。这个共同体的地域范围，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东岸，囊括华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平庸想象。”

这部书融汇朱大可长达20年的研究心血。但是，朱大可觉得，光写研究类著作，还远远不够，“我必须要把它们变成故事。对我来讲，神话故事仿佛是我内在梦想的一个外在映射。所以我决定以小说的方式重写神话。”

朱大可的目光非常敏锐，他抓住神话传说中的原型，将之当成写作的一个内在原则，“在原型中，往往凝结了民众最隐秘的欲望。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是如此无力，我们渴望出现这样的奇迹，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像灰姑娘的故事，就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永恒的原型。”

当文学遇见历史，其散发的魅力，是非常吸引人的。朱大可将之形容为“乡愁”。这种将文学、历史熔铸在一起的写作，可以“疗愈他的灵魂。神话具有很强的疗愈功能。它有一种特殊的美，这个美跟现实的美，跟现实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它会唤起非常强烈的精神快感”。

“在想象空间里看到对文字和文明本质的思考”

李敬泽

批评家、学者的才华，跟小说家的才华，到底能不能互相过渡？

李敬泽也一直在琢磨，“曾经，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分工明确。但是现在这些年，越来越成为一个现象的是：学者和批评家要写小说了。这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还真别以为你是个好的食客，你就是一个好的厨师。所以，批评家下厨也很容易搞成车祸现场。弄了半天一端上来一看，不怎么样，说得那么好，坐这儿的时候，你天下美味佳肴都门儿清，你下厨做做试试，端上来好像也不怎么样。小说家特别就等着看这个热闹，等着这一刻，看笑话。你都批评了我们半辈子了，现在终于绷不住自己下厨了，现在端出来一看，不过尔尔。我觉得小说家们特别期待着解这个气。所以，有时候确实我们得承认，这个才能并不是那么容易转换过来的。”

带着这种想法，李敬泽读了朱大可的“古事记”，深表佩服，“我也算是个批评家，我也老觉得其实我也行！我也在跃跃欲试。看他们写得不好，我来。但现在我一看，我看完大可老师的这个系列，我还是蛮受碾压的。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学者式的小说和批评家式的小说这个说法，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小说，好小说或坏小说。”

对于“古事记”之《字造》，李敬泽觉得，“非常值得读。大可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有很深的研究，实际上这真的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永恒之谜，永远讲不清楚文字怎么来的。到现在讲中国的考古，考古学家们拼了老命，现在我们只是追溯到了商、殷墟。再往前，谁要能够再说再往前推到哪儿，从考古上找到实证。那么。考古的伟大大师就等着让他当的呢。关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之谜，到现在不能说解开了，还没有解开。但是正因为是根本之谜，所以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在这个想象空间里我是能够看到大可老师对于文字本身，对于文字和文明的本质上的思考。”

《神镜》让李敬泽觉得，“可能有点近于传奇，因为唐传奇里面也有《古镜记》，是一个传奇的东西，几乎是把我们中国的关于镜子，关于铜镜、古镜所有绚烂的散布于点击于笔记中的零零散散的东西，很零散、很细碎的东西，在这儿给他有一个整体性的光把它照亮，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完整的关于这个神镜。”

《神镜》的写作，朱大可采取的结构是字典式的，古代笔记式，这更叫李敬泽感到“非常有意思”。

读完“古事记”，李敬泽觉得，自己充满了一种“沮丧之感。我和大可老师有一样的知识兴趣，喜欢偏僻的，知识考古式的东西，博物志的东西。正因为有同样的兴趣，所以你看的时候既是为之惊艳，也会为之沮丧。人家都这么写了，人家写得比我好。我真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东西，我相信读者也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想象力不是胡思乱想

而是让世界的蛛丝马迹和草蛇灰线建立联系

虽然“古事记”是故事叙事方式，而且充满想象力，但与一般意义上的玄幻小说，还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首先，在李敬泽看来，“想象力不是胡思乱想的能力。想象力首先其隐含着的是一个巨大的知识，是一个在各种不同事物建立联系，在各种不同事物之间，这个世界上的蛛丝马迹和草蛇灰线，在这里建立联系，这是真正伟大的想象。”

也正是因为这种知识型的想象力，让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指出，“古事记”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他的人物变来变去，捉摸不定。故事情节也是破碎的，也是跳跃的。当然说先锋小说没问题，确实是先锋小说。我一看，我说你这是老先锋派。但是他真的形成一种超文体。”

陈晓明

陈晓明又联系到李敬泽的历史写作，“李敬泽的新文体，有一些历史文本的依据，还原一种历史情景，是一种历史化的写作。里面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解，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一种新的寓言的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文体里边，看似随笔，但是这种随笔的东西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其他的文体，散文、感想、日记、杂记、历史叙述等。像朱大可先生的作品，你可以说他跟神话体、《山海经》《聊斋》，和这些文体是相关的，也可以说是散文体，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但是也可以说他是仿神话写作，或者说他是一种新寓言写作。”

很长时间里，人们一谈文学，就会觉得虚构文学的地位是最高的。诺贝尔奖一般也只评虚构文学，纪实作品的作家很少得诺奖。

在漫长的文学史上，虚构文学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最近一些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陈晓明甚至认为，虚构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我们这10年、20年也是中国抵达高峰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出现了几位了不起的作家，但他们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读虚构文学，不读经典文学，不读我们说的传统文学。因为现在可读的东西太多了。而这种阅读的改变，反过来必然会改变写作。‘文学’不得不变成‘写作’，变成更加丰富的东西。”

陈晓明认为，在今天，很多人阅读，已经不在乎一个完整的故事，也不在乎再创造。“虚构文学当然还存在，有少数的经典化，传承一种文化，和我们整个文学经典的教育，和我们的母语的生存是相关的。所以它当然存在。但是我想说，现在的写作变得很多样，包括网络写作，有纪实写作，散文体写作，以及像朱大可和李敬泽这种的超文体新写作。从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智慧、游戏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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