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旦及其特点(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郑子褒郑子褒,民国京剧评论家别号梅花馆主多年在长城唱片公司任经理,编辑出版了许多京剧唱片,由他主持录音灌制的有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杨小楼、郝寿臣的《连环套》等著名唱片曾担任过《半月戏剧》的出版人,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四大名旦及其特点?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四大名旦及其特点(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四大名旦及其特点

郑子褒

郑子褒,民国京剧评论家。别号梅花馆主。多年在长城唱片公司任经理,编辑出版了许多京剧唱片,由他主持录音灌制的有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杨小楼、郝寿臣的《连环套》等著名唱片。曾担任过《半月戏剧》的出版人。

 “四大名旦”这个专名词的由来,亦很有几个年头了,据我所知,它的初步成功,在民国十七年,正式成立,却在民国二十一年的春天。

 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意,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区区亦是其中一分子),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出了这个“四大名旦”的口号。

 其实那时节,还有“五大名旦”和“六大名旦”等杂牌口号。所谓“五大”,除现在成功了的“四大”以外,一个是贺乡坨力捧的徐碧云;至于“六大”,梅程荀尚当然跑不了,徐碧云也在其内,另外一位,是王大爷瑶卿的独子王幼卿。毕竟碧云幼卿色艺较差,资格亦远不及梅等四人,所以提倡尽管提倡,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到现在,徒然留了个极模糊极微稀的痕迹而已。

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之《虹霓关》

 我凭什么可以说“四大名旦”的初步成功在民国十七年呢?这不是瞎说,有事实为证:那时候大东书局有《戏剧月报》的刊行,编辑人是刘豁公,我家过宜和我,都挂了一个助理编辑的虚衔,我们三人,虽不是地道的白党,可是和白党诸位仁兄很有往还,而且很是知己,他们的事,还不和我们自己的事一样吗?

 有一天,在宴会上无意中谈起“四大名旦”的事儿来,某君一时高兴,怂恿豁公出一个“四大名旦”特号玩玩,豁公是起劲玩特号的,当然乐为应允。散席下来,我和豁公同路行走,豁公就叫我多弄些“四大名旦”的照片,以壮阵容。我说这个小差使,自然不容推辞,不过我的主张,和你稍有不同,“四大名旦”的特号当然是要出的,但是现在还是时非其时。最好先来一次“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试试各界对于留香的印象如何,等到征文揭晓以后,留香在“四大名旦”的地位已经取得了,将来再出“四大名旦”的特刊,比较名正言顺,不但我们可以卸却标榜的嫌疑,并且于留香面上,似乎来得格外好看些。

少年时期之荀慧生

 豁公听了我的一番贡献,很是赞同,就一准这么办。过了不久,征文就揭晓了,苏少卿的大文录取第一,留香的大名,居然列在尚小云之上。苏老师是我道中的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经此品评下来,“四大名旦”的口号,就此叫响,“梅程荀尚”的次序,亦于焉局定。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四大名旦”初步的成功。

 “四大名旦”的口号是叫出来了,但是捧梅捧程的很不赞成,就是顾曲的人们,亦未见得个个肯买这笔账,直要等到(民国)二十一年长城唱片《四五花洞》灌成以后,这“四大名旦”四个字的专名词,方才成立,亦才能得到全体顾曲周郎的公认。有人说,留香这次特殊的收获,比诸前清赶考的士子入了翰苑还要荣耀得多,这个比喻,倒是很确切的。

 以下是“四大名旦”蓄灌《四五花洞》唱片时之趣史及其经过情形:长城唱片公司让“四大名旦”收灌《四五花洞》,是公司董事会议决案之一,其意义之重大可知。我当时是公司负责代表之一,到了北平以后,第一桩任务,就是向各位大名旦家里串门子,开始接洽这桩任务,并商量各种唱词之分配。情形好像是很简单的,到了后来,一步难似一步,一天难似一天,已成之局,几乎毁于一旦,幸而程御霜大度包涵,不拘小节,经奔走数十天,费尽唇舌,用尽脑汁,挖空心思,叩求礼拜之一张名贵唱片,居然得告成功,御霜之功劳,真不可磨灭焉。

王幼卿、筱翠花、尚小云、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之《五花洞》

 当我们在煤市街丰泽园请“四大名旦”吃饭那天,程御霜到最早,荀慧生接踵而来,梅兰芳因事道谢,尚绮霞到了一到就告辞回去。御霜对于四人合灌唱片一事,原则上很是同意,可是说了一句“这事有些不大好办吧”的顾虑话。慧生一口允诺,说长城的负责人,不是我的尊长,就是我的好友,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绮霞临走,对我咬了一下耳朵,说老兄的事,尽管吩咐好了。我们想,四个人有了三个人答应,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况且浣华和我们的交情,比其他几位要深厚得多,这个小小的要求,谅来不至推托,所以我们走出丰泽园门口的时候,精神上却是非常兴奋,哪知后来竟会发生种种别扭和不可思议的困难呢!

 我离开了丰泽园,就乘车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去访问这位梅大王。恰巧大王在家,一访就着,进得门去,寒暄了几句,就言归正传,同时把身边所带的李征五、张啸林、杜月笙三位董事所写的信递了过去。浣华看好了信,便慢吞吞地说道:“郑先生,我们不是共过好几次事了吗?这次的事,当然是没得说的啦,请您放心!并且转达各位,大家安心好了。”我听了浣华的话,真是高兴极了,坐了几分钟,立刻告辞出来。回到旅馆,向公司同人说了一遍,大家听了,亦都很快活,并且还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梅兰芳真痛快!”

 第二天起,难题就慢慢地来了。

 第二天的下午,慧生来电话,请我去一趟,我奉命惟谨,即刻就去。慧生见了我,笑眯眯地问道:《五花洞》的名次,打算怎样排列?您预备把我搁到第几?”我说:“此刻正在商量,还没有决定呢。”慧生说:“不管是谁前谁后,反正总得得罪几位吧!”我听了慧生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口里还连说不会不会。慧生见我面露窘状,就是不言语了,我告辞的时候,他临别赠言,说了一句:“看您的高见吧!”

 有一天,我到浣华那里去商量灌音日期,浣华开头第一句:就问我怎样灌法,灌二六还是灌慢板。我说大概是慢板吧!浣华说:不很合适吧,照舞台上唱,真假金连是重一句的,现在唱片上都唱第一句“不由得怒上眉梢”,岂不都成了上一句了吗?如果各唱各的,又失去了《四五花洞》的真意。我说:那么二人同唱如何?浣华说:亦很不妥当,一则二人的声音是混合了,二则照这样唱,至少须灌两片,而且太不精彩。我说:我的原意,是各人各唱一句:虽于情理不合,但是总比较成个样儿。浣华此时正有西宾来访,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我便约期后会而别。

左起:梅花馆主、沙游天、汉柏、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叶庸方、程砚秋、王少卿、朱作舟

 绮霞那里,我亦去过几次。绮霞人最直爽,说话亦最痛快,我问他对于灌片有什么高见,他说:一无主张,您要怎样灌,我就怎样唱好了,反正是玩儿,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至于御霜,他因为急于出国,所以常来电话催促,叫我们早日办妥,以了心愿。他的盛意,是很可感激的,不过我们的苦衷,不能向他直说就是了。

 “三个臭皮匠赛如诸葛亮。”过了一个多月,种种难题终究给我们打破了,唱片上名次的排列和词儿的支配,都有了很圆满的解决,哪知很难很难的难题,还都在后面呢!

 程御霜出国是有了日子了,我们在东西奔走到处央求之下,居然定期在程老板出国之前夜,约会在南池子欧美同乐会举行收灌“四大名旦”《四五花洞》典礼,这是多么兴奋的事!哪知演出不是那么简单!当天下午,御霜来电话,说是今天晚上七时以后,有三处盛大宴会,灌音工作,务必在七点以前办理完竣,迟了我就无法应命了。我放下电话,立刻跑到浣华那里去面为嘱托,浣华却十分赞成,原来他当晚亦有好几处应酬,一处还是自己做东,为高足御霜践行呢。出了梅宅,又到尚荀二处转了一转,回到旅馆,我们全体人马,预在灌音室恭候。

 慧生六时半就到,提出一个很普通的要求,他说: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所以预备的是第三句。他这个小小要求,我们焉有拒不接受之理?御霜准时而到,没有别的话,就是催促提早灌音。到了七时半,梅尚二人,都不见来,御霜又时时要走,分头打电话,又都说不在家,这一急真把我们急坏了。我们越是心急,自鸣钟的长短针,越是像赛跑似的往前直奔,程老板的怨言,当然亦越来越多。钟到八时,御霜披上大氅,坚决地要走,他还说:这不能怪我,我是预先声明七时要走的,现在已经多等一小时了,这一小时的消耗,我倒无所谓,三处宴会的主人和许多的宾客,试问如何受得了呢!我和我们的前经理叶先生哪里肯放,一面向御霜道歉,一面向梅尚二宅催请。到了八时一刻,梅老板是盼到了,可是尚老板还是无处找寻,直到九时,方始姗姗其来,他进门头一句话是“来迟来迟”,第二句是“我唱第二句”。

梅花馆主与尚小云

 他这句话一出口,我们一屋子的人都僵住了。原来我们预定的计划,梅唱第一句,程唱第二句,尚唱第三句,荀唱第四句,因为慧生要唱第三句,所以只好请绮霞委屈一下,改唱第四句了。现在他指定要唱第二句,预定的程序,岂不是全盘要给他推翻了吗?在这时候,室内的空气真是紧张极了!各人有各人的主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御霜的赴宴钟点刻不容缓,跟“四大名旦”同来的友好,又都是各怀成见,不肯叫主儿让步,这种紧张局面,我真是有生以来未曾遇着过咧!后来幸而有御霜自动退让,和绮霞的第四句相互对调,方始定局,倘使御霜坚持己见,不肯转圜的话,那么这张“四大名旦”合作的《四五花洞》,亦就无法流传了。

 唱句支配定当以后,又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波折。原来各人有各人带来的场面,别样家伙,都可随便使用,唯有胡琴,是绝对不能将就的。可是灌音的时候,各把胡琴,既不能随便更换,即使可能,各段和各段又无从接榫,况且调门高矮,又不一致,灌了出来,决无良好成绩可言。经“四大名旦”互相交换意见以后,结果准由梅剧团之场面负责担任。好在五花洞的几个腔调都是大路活,由徐兰沅、王少卿二人托腔,当然是错不了的,后来唱片行世成绩果然极好。倘使由各人的胡琴分工合作,各为其主拼命效力,那恐怕要糟到不成样儿咧!

(《上海生活》1941年第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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