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作家给儿子的信（特稿希望我的儿子能找到他心爱的男孩儿）

2017年5月20日，一个因为发音类似“我爱你”而逐渐从网络上流传开来的“非正式”节日里，上海相亲角中出现了一群人，他们举的牌子上写着：

“我爱女儿，我也爱女儿的她。”

“我为我儿子（女儿），找靠谱男朋友（女朋友）。”

这是一群家有“同志”的父母。虽然“同性恋”已愈来愈不是一个被耻于谈起的话题，但这些家长从理解、接受到支持，依然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心路历程。

参加同志游行的同性恋者家长。供图｜同性恋亲友会

“希望我的儿子能找到他心爱的男孩儿”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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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杂志（ID：china-newsweek）

在一次江西赣州同志亲友分享会上，小涛妈妈分享她接受孩子的故事。供图｜同性恋亲友会

橱柜中的骷髅

阿强（网名）来到广州已经近20年了。

他的家乡是安徽省西部，一个并不发达的山村，有着厚重的人情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按照阿强的话说，那是一个至今都还提倡发了财的人回家捐钱修祠堂、建牌坊的地方。

自2011年开始，阿强开始放弃自己之前创立的物流生意，开始全职担任同性恋亲友会的执行主任。

同性恋亲友会，这个旨在为中国男女同性恋者以及他们的父母、家人与朋友提供支持服务的独立民间组织。它的联合创办者是阿强与吴幼坚，后者是一位作家与编辑，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支持自己同性恋儿子的母亲。

在阿强的记忆中，中国同性恋亲友会的成立非常偶然，而在成立之前，他已经在一些社会公益项目，比如杜聪的智行基金会中负责一些与同性恋相关的选题，同时，也兼职给一家网站撰稿，撰写编辑一些同性恋知识与通讯报道。

作为一名曾经饱受自己身份困扰的同性恋者，阿强对于自我认同感的重新构建非常艰难。对于性的意识，他非常早熟，甚至在小学之前，已经模模糊糊地对同性有所萌动，而在青春期中，他已经确定自己的性取向与大部分人不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没有网络，而作为一名乡村少年，阿强笃信一切白纸黑字上印刷的东西，“杂志上说同性恋是变态，我就相信，然后只能自我逃避。”他觉得自己处在一片黑暗之中，“仿佛全世界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同性恋，只有我一个。”阿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学校毕业后，他逃离了家乡，来到广州，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大部分通过电话，经常不得不回答他们“谁谁谁都结婚了，你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来”等不厌其烦一问再问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阿强开始上网，在一次偶然的搜索中，他查阅到，原来在中国，一共有着5000万的同性恋人口，他开始释然，原来自己并不是唯一的那一个。但同时他又觉得绝望，为什么没有一个明星或者官员愿意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他们明明拥有着话语权，拥有着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

在给网站撰稿的时候，阿强发现，在一个异性恋掌控着绝大多数话语权的世界，对同性恋人群的误解与敌意非常厉害，“那时候，与同性恋相关的新闻，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负面的，不是哪里砍人了，就是谁得病了。”阿强回忆道。

而一次，因为某些男性同性恋在广州某健身房桑拿室中做出一些越轨行为，从此该健身房挂出了“同性恋不得入内”的招牌，这样的消息让阿强想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他觉得非常屈辱。

在等待中，阿强觉得，既然没有名人站出来“出柜”，那么，就由普通人开始改变世界吧。

在给公益组织担任志愿者的期间，阿强通过电话热线，接触了大量中国普通“同志”的人生，他们有的面对父母亲人所给予的压力不堪重负，有的则选择“形婚”或者“骗婚”，但等到真正走入婚姻中才发现，“非常烦恼，几乎是生不如死。”彼时的阿强并没有做好向父母坦白的准备，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的人生，绝不是这样的。

“因为做志愿者，使我与社会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并且看遍了同性恋生存现状的人生百态，我更加知道哪一种选择或者哪一种人生是我自己坚决不想要的。”阿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直到2007年底，因为想请编辑出身的吴幼坚帮忙校对自己正在编辑的一本关于“同性恋如何出柜”的小册子，阿强与吴幼坚进行了几次深入的沟通，而吴幼坚当时已经开始在网上开设博客专栏，并且经常会收到一些同性恋网友或者亲友的求助信息。她和阿强由此意识到，是不是可以联合起来做一个专门针对同性恋和他们亲友的公益组织。阿强很快写出了策划书，策划书2008年5月落笔完成，阿强把同性恋亲友会的计划成立日期随手写成了6月28日，完全是出于中国人喜欢谐音吉利的考虑，但后来他才知道，LGBT历史上著名的“石墙运动”正好是在1969年6月28日于纽约爆发。后来，他们又统一在官方渠道中将成立日期确认为7月1日。

阿强认为，自己成立同性恋亲友会的初衷，绝大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事情，希望获得与家人更良好的沟通与更加自由的生活”。但他远远没有想到，在成立9年之后，这个民间组织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50余个地方开展过工作、拥有8个全职工作人员、2000余名经过专门培训的经验志愿者以及十几万会员的规模。

在运营同性恋亲友会期间，阿强曾经去美国当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在那里，他听到了一句西方谚语：“橱柜中的骷髅”，意思是，每一个家庭中也许都有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

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景象，橱柜门打开，骷髅掉了出来，那一刻，阿强觉得，这句话完全是在形容他曾经的人生。

即便同性恋亲友会已经帮助了多个家庭解决了“出柜”的问题，但对于阿强本人来说，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母亲生前告诉她事实的真相。

阿强认为，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大部分拥有同性恋儿女的家庭来说，他们的亲子相处模式都是如同白先勇所写的“孽子”。

一个威严的父亲，象征着正义、专治与强大不可更改的传统，一个温柔却懵懂的母亲，在他们面前，孩子只能溃败地离开家庭，在茫茫世界中自我放逐。

在母亲生病期间，阿强纠结数次，终究没有将真相和盘托出。他后来在文字中写道，“我掩藏着此生最大的秘密，诀别了世上最亲的人。”

那是一个冬天，家乡的皖西小城落满了雪花，在临终之前，母亲拉开抽屉，翻出一个层层包裹在香包中的铜镜和一根红丝带交给阿强。那是他家乡的风俗，结婚时，新人要在身上系上红丝带与铜镜，意味着以后的人生平静安稳。

母亲去世之后，几经犹豫和思量，阿强选择了向父亲坦诚地说出一切。

他提前打了很久的腹稿，然后选择尽量浅显易懂、让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父亲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他形容自己的儿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听完，父亲站起来，去了一趟洗手间，几分钟之后，他回到房间里，平静地问，“晚饭想吃什么？我去做。”

向父亲“出柜”之后，父亲几乎再也没有对阿强提起催他结婚的事，只是有一次在电话里略带无奈地慨叹，“你就是喜欢和男的在一起。”而母亲留下的铜镜与红丝带，阿强一直珍藏在保险柜里。他在经历几次波折之后，遇到了至今相守的伴侣，“如今我们的生活正像母亲所期待的那样，平静而安稳。”阿强说。

在天津举办的同志亲友恳谈会。图｜同性恋亲友会

2015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同志亲友恳谈会。供图｜同性恋亲友会

“我不想让儿子不能做自己”

今年7月，同性恋亲友会每年最重要的活动“同志亲友恳谈会”即将举行第十届，而阿强也辗转联系到了导演李安，请他录制了一小段祝福视频，放到了网站与微信公众号中。

在那段视频中，阿强剪辑进了《喜宴》与《断背山》等电影的片段，最后李安出场，用他特有的温文语气，不急不缓地对着镜头说，“大家好，我是李安，我在纽约，祝第十届同志亲友恳谈会圆满成功，我也在这里祝大家幸福愉快。”

似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幸福愉快”是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最美满的祝愿，尽管参加同性恋亲友会的大部分家庭，在知道“家有同志”的那一刻起，都曾经以为自己与这个词汇终将绝缘。

与小涛妈妈一样，亲友会志愿者小亮妈妈（化名）的孩子也是80后，他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一线城市知识分子聚集的家属大院中，那里几乎没有秘密，仿佛所有人的鸡毛蒜皮都能够通过邻里间口口相传地互相得知。

但小亮的性取向却一直是这个家庭掩藏的秘密。

与大部分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颠沛、运动与“跨过独木桥上大学”的中国女人一样，小亮妈妈聪敏而要强，所以也一直要求孩子做到最好。

她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但就是发生了，“你毁了整个家，毁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在最绝望的时候，她也曾经向孩子说出这样的话，而小亮，也曾经在大学毕业后，拒绝与父母直接联系长达三年之久。

但事情的转折来自于一次意外。

小亮妈妈去外地出差，偶尔经过一个久未联系的大学同学所在城市，她拨通同学的电话联系她去家中探访，电话中，同学的口气有点奇怪，并不够热情，敏感的她有所觉察，却并未在意。

在同学家中，小亮妈妈见到了让她一生难忘的场景。同学的儿子、当时已经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瘫痪在床，脖子以下毫无知觉，他的妈妈在努力地帮助他翻身、喂饭。而这一切都源自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一次车祸。

“如果我能付出一切，我只想让他站起来。”同学平静地对小亮妈妈说。

她们随后在一起抱头痛哭。

小亮妈妈走出了同学的家。阳光直刺下来，那一瞬间，她问自己说，你为什么还要向生活要求那么多？

虽然事实上，生活并不是靠“谁比谁更惨”就能够让自己卸下心头块垒、重新变得释然，但见到、并且接受一切关于人生无常的事实，确实也是一种残忍的触动和抚慰。

至今，小亮的爸爸仍然不接受自己的儿子喜欢同性的现实，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放个美娇娥在他面前，我看他怎么就能不开窍？”所以，直到如今，过年时，小亮和伴侣仍然不能像大部分异性恋伴侣一样，商量着轮流回家见家长，一般只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小亮妈妈作为亲友会的资深志愿者，在退休之后，将大量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亲友会的公益活动上，她经常会在电话热线或者网络上面对求助的同性恋孩子家长，解答着他们的疑问。

与有些志愿者家长“心理疏导”式的风格不同，小亮妈妈关注的问题非常现实，在一切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中，她最担忧儿子将来的养老生活。“现在年轻还不觉得，自己都可以解决，但一旦老了身边没个伴儿，没有孩子，怎么办？”她甚至开始研究起《收养法》或者“代孕”等相关问题，但她也清楚地知道，“没有后代养老”，并非仅仅是同性恋家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很多丁克家庭或者选择单身生活的异性恋中，中国家长也在忧心着，“但不同点在于，他们的烦恼可以随意倾诉出来，而我不敢。”小亮妈妈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但在亲友会中，也存在相对“释然”的家长，在他们看来，“想那么远没有意义”。在海岸妈妈（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中，她回忆当时儿子向自己“出柜”时的情景，“只是愣了那么几秒钟”，随即接受了现实。“我知道这是不可更改的，但还有什么还能比孩子的健康与快乐更重要呢？”

她旋即开始一遍一遍地重看电影《霸王别姬》，“我只是想更多地去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但另外一部与同性恋无关、她偶然在电影频道中看到的电影显然给予她触动更大——根据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那部著名童话改编的同名动画电影《小王子》，在那部电影中，一个生活在强势母亲压力下的小姑娘最终逃离了生活，帮助成年后已经忘记自己年少时候梦想的“小王子”重新找回自己。

“我不想让儿子不能做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海岸妈妈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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