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战德鲁斯（争议不断精力旺盛）

（上图）摄于1954年1月，鲁德尔第三次登上卢雷亚库火山的最高峰。

重获自由后，鲁德尔先在威斯特法伦州的克斯菲尔德(Coesfeld)做卡车司机，而后成为一名运输承包商。他对国内进行的大规模去纳粹化全民再教育运动丝毫不感兴趣，倒是把工作外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在体育运动上，尤其是滑雪竞赛——1948年上半年前，他曾多次赢得过残疾人滑雪比赛的锦标。虽然妻子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子，但和平年月的平淡生活显然不符合鲁德尔的性格。1948年6月，鲁德尔与两位朋友一起徒步穿越了德奥边境，最后到达意大利罗马。在那里，他得到了一张化名“埃米里奥· 梅尔”(Emilio Meier)的假护照，不久后抵达了遥远的阿根廷。

阿根廷总统庇隆(Juan Peron)既热情地欢迎第三帝国的战争英雄和航空工程师来到他的国家帮他发展军事，也对纳粹战犯和党卫队的魔鬼们伸开了接纳的双臂。阿根廷空军为鲁德尔提供了一份担任顾问的四年合约，他在科尔多瓦(Cordoba)的飞机制造厂参与该国首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工作，而该项目的首席设计师正是Fw-190等多款著名战斗机的设计师谭克教授。此外，加兰德和战时轰炸机部队的著名人物鲍姆巴赫此时也都在为阿根廷空军效力。这四个人应该是为阿根廷服务的第三帝国时代最著名的空军人物。鲁德尔与庇隆过从甚密，与仰慕纳粹的巴拉圭独裁者施特勒斯纳(Alfredo Stroessner)也是知己，据信他与臭名昭著的“魔鬼医生”门格勒(Josef Mengele)也颇为熟稔。担任空军顾问期间，鲁德尔曾影响过一位名为多佐(Basilio Lami Dozo)的年轻军官，后来这位军官成为阿根廷空军总司令，并作为军政府的一员在1982年发起了马岛战争。

鲁德尔的战后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戴着假肢的鲁德尔从不放弃任何体育运动的机会，网球、游泳、滑雪和登山都是他的最爱。1949年，他曾参加在阿根廷巴里洛切 (Bariloche)举行的世界滑雪锦标赛，这名唯一的残疾选手参与的却是最高级别的赛事。令人称奇的是，鲁德尔在1951年12月31日几乎成功登顶美洲大陆的最高峰——6962米的阿空加瓜山 (Aconcagua)，只不过由于天气恶劣，他在距顶峰仅有50米时被迫返回。1953年，他与友人一起三次征服了世界最高的火山之一——阿根廷境内安第斯山脉中高达6739米的卢雷亚库火山 (Llullay-Yacu)。1953年返回西德后，鲁德尔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坚持参加各种滑雪和网球比赛，赢得过无数的奖杯，甚至还曾被称为西德滑雪协会最成功的选手。

（上图）摄于1960年代，鲁德尔在国内的某次滑雪比赛中展示技巧和英姿。他曾赢得过许多比赛的桂冠，与健全人的比赛也是如此。

其二，在阿根廷工作期间，鲁德尔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我们前线将士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看法》和《背后捅刀子》这两本小册子。在前著中，他声称自己代表全体前线将士发言，“愿意再次为反布尔什维克而战斗”；在后一著作中，他声称德国失败的原因并非战斗力的崩溃和精神的缺失，而是内部的政客和叛徒从背后捅了刀子。他猛烈谴责那些企图谋杀希特勒的人就是“背后捅刀子的卖国贼”，正是这些叛逆活动造成的混乱，才让西方盟国乘机攻入了欧洲大陆。他也连带着痛骂参谋本部的将校们，怒斥他们不仅无视希特勒的军事天才，还屡屡在背后偷偷作梗。鲁德尔认定应对德国战败负直接责任的就是这两类人。不过，这两部著作远没有他的自传影响深远。1949年11月，鲁德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个人自传《尽管如此》(Trotzdem)。在西德国内，人们曾一度就是否允许这个著名的纳粹分子出版自传而争执不下。不过，在冷战铁幕的笼罩下，鲁德尔的自传1953 年终于在西德面世，他的传奇也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回应——1958年，这部自传经过重新编辑后以《斯图卡飞行员》为名在美国出版，先后发行了近100万册。此后，鲁德尔的自传又被译成多种文字，总发行量高达300万册，使他成为加兰德那种颇具国际知名度的名人。

鲁德尔在自传中称“绝无美化战争之意”，但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仇视，也毫不在意显现自己对希特勒及其纳粹理念的绝对忠诚，没有一丁点的遗憾和反思。他在自传中对希特勒“军事天才”的赞美和崇拜，与其另两本著作的风格完全一脉相承。鲁德尔回忆过自己惊悉希特勒自杀时的感受，留给后人的感觉简直就是如丧考妣；他也曾将纳粹帝国最后时刻的负隅顽抗，与所谓的“保卫欧洲的崇高使命”纠结在一起：

其三，鲁德尔1953年结束了与阿根廷空军的合同，返回西德后很快投身于政治活动，当年就成为本质为国家社会主义继承者的“德意志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党魁之一。作为复活的新纳粹运动的偶像，鲁德尔的形象对战后的德国人来说，与一战之后的戈林颇有几分相像。不过，正如军史家弗拉施卡所言，鲁德尔的政治时钟依然停留在1945年。在人们眼中，这个“右翼激进分子”的主张与时代、与国民心态和关注焦点等显得格格不入。鲁德尔虽未能成功转型为一名政治家，但其影响，或者说“政治恶名”，却一直延续到20年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76年春发生的所谓“鲁德尔丑闻”。当时，西德国防军的一些高级军官邀请鲁德尔参加“殷麦曼”联队的传统聚会。作为“殷麦曼”斯图卡轰炸机/对地攻击机联队的末任联队长，鲁德尔按道理应该出席，但由于他众所周知的政治立场和多次令政府难堪的活动，以及对纳粹元首至死不渝的崇拜，西德国防部曾视之为不受欢迎的人。尽管争议连连，但鲁德尔最终还是出席了此次聚会，还在会场签名赠送自传，可谓出尽风头。到会的还有两位现役空军将领——弗兰克(Karl-Heinz Franke)和克鲁平斯基(Walter Krupinski)，他们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理解鲁德尔的到会为何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而且还言行不谨地比较了鲁德尔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维纳(Herbert Wehner)的生涯。德共早期党员、二战中居于莫斯科的维纳，被他们描绘成极端主义者，而鲁德尔这个纳粹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却被称为是值得尊敬之人。此言一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国防部长莱贝尔(Georg Leber) 迫于压力，勒令两位将军于当年11月提前退休， 而部长本人也遭到反对党的猛烈攻击，任期未满即告下台。

（上图）摄于1968年的巴伐利亚州拜罗伊特(Bayreuth)，鲁德尔与二战时期的自由法国头号王牌飞行员克洛斯特曼(右)合影，当时他们一起前去参加“瓦格纳音乐节”的活动。

不过，政治上失意的鲁德尔却在商场上收获了成功，精力充沛且从不放弃的他为西门子等大公司充任顾问和业务代表，借助他在南美深厚人脉关系为工业巨头们开拓市场。他手持德国和巴拉圭两国的护照，频繁往来于欧洲和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1960年代末，鲁德尔又成为美国空军的特邀顾问，当时美军正着手研发一款近距离支援战机，号称要集苏军的伊尔-2、德军的Hs-129和美军自己的A-1“空中袭击者”(Skyraider)等战机的优点于一身，鲁德尔在这款型号定为A-10的战机开发过程中提供了咨询意见，也详细介绍过自己丰富的空中反坦克作战经验。A-10项目的负责人施普雷(Perrie Sprey)自己不仅非常着迷于这位“坦克杀手”(称鲁德尔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近程支援飞行员”)，还坚持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阅读《斯图卡飞行员》一书！1980 年，鲁德尔在访问美国时最后一次驾驶了Ju-87 B2型斯图卡，不过这是一架70%比例的复制品， 其所有者为表示对“斯图卡上校”的敬意，特意将之涂上了鲁德尔在苏德战争之初使用过的涂色，并邀请他来试飞。据说现今全世界仅有2架斯图卡轰炸机幸存，分别藏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博物馆中。

人们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鲁德尔是在1981年1月6日举行的邓尼茨葬礼上。除了大批外国海军军官外，来自U艇、装甲部队、空军和党卫军的许多老兵云集于此。面孔晒得黝黑、白发日渐稀薄的鲁德尔也出现在会场，当然，他少不了要在自传上签上大名，赠送给那些与他一样皆已老去的老兵们。

1982 年12月18日，鲁德尔去世于罗森海姆( Rosenheim)，4 天后被葬于多恩豪森 (Dornhausen)公墓。尽管军方禁止现役军官出席葬礼，但还是有不少人赶来送行。当鲁德尔的棺椁入墓时，来客中有人向他行起了纳粹举手礼，墓地上空也突然出现了2架超低空急驰而过的F-4“幽灵”战斗机。22日，美国《波士顿环球邮报》曾发表过如下讣告：“28岁晋为上校的前德军王牌飞行员鲁德尔因脑出血去世，享年66岁。二战期间，鲁德尔多数时间都在俄国前线作战，他驾驶俯冲轰炸机执行过2530次战斗任务，击毁了519辆坦克、150门火炮和800辆以上的各种军车。他曾被授予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是二战期间唯一获此最高等级战功勋章的德国战士。”

前德军王牌飞行员贝尔曾说鲁德尔与哈特曼是他所见过的“最无所畏惧、最充满勇气的两个人”；著名作家托兰曾在《希特勒传》一书中称“鲁德尔和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是希特勒最喜爱的两个战士”；克洛斯特曼曾称鲁德尔是“德国青年和整个欧洲的榜样”；在研究军事勋章方面颇有建树的威廉姆森(GordonWilliamson)则说：“尽管对纳粹事业的忠诚使他成为有些人眼中的坏蛋，但有一个方面是毋庸置疑的——鲁德尔是一位极其勇敢和足智多谋的人，一位真正的王牌中的王牌，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获得过最高军事荣誉的飞行员，他的历史地位是确定无疑而又当之无愧的。”…… 围绕着“斯图卡上校”的争议还将继续下去，他的勇气超群，他的战绩空前绝后，他对纳粹的认识至死都停留在1945年，他的战争观和世界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绝对忠诚依然将为人诟病……但有一样是可以确定的，这个人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

本文摘自《帝国骑士：第三帝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2018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