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斯大林再活20年会怎么样 斯大林式强国战略

斯大林虽然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出身神学院，长期以革命为职业，但他在成为最高领袖后，迅速展现了参与大国竞争的热切愿望，并自觉扮演起大俄罗斯主义继承人的角色。他保留了“泛斯拉夫主义”，但扬弃了东正教这面旗帜，代之以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开启了独具特色的斯大林式强国之路。

斯大林的名言暗示了他的战略思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但我们不愿挨打。”

斯大林从未忘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更从未忘记三次惨败造成的恶劣后果。他更敏锐地意识到，一战留下的隐患太大，二战的爆发已经进入倒计时。历史留给俄国的时间太有限。

在他看来，“没有重工业，我们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的地位极其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在斯大林眼中，人皆有一死，关键是为国光荣而死，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蹂躏而死。1931年2月4日，在全苏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表示：“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50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所以，他从功用理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时代，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战做足准备。

苏共十五大在《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中强调：“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在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高度重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部分工业领域中对保障国防和战时国家经济稳定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苏共十七大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决议中还特别指出：“要求劳动群众在国家东部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便使这些基地在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时处于敌机航程之外。”

1932年苏联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6倍，农业机器数量增加4.5倍。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能在本国制造。

1940年，“全国生产了1830万吨钢、1490万吨生铁和3110万吨石油”。当年的工业总产量与1913年相比增长6倍多，生产资料产量增长12倍多。未完成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仅进行了三年半，就因苏德战争而结束）中，国防工业的投资占到整个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一。到1941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提高29倍，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4倍。苏联机器制造、石油开采、拖拉机生产的总产量在欧洲高居榜首，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煤炭开采量和水泥的生产在欧洲居第三位。

B.A.佐洛塔廖夫主编的《俄罗斯军事战略史》显示，苏联红军的膨胀同样惊人：“1927年10月1日，武装力量员额约为61万人，到1935年就达到93万人，到1938年达到150万人，到1941年中期突破500万人。”

与之相适应，苏联的教育系统，最重视的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而是工科。工程师在这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地位。表面上看，苏联的工业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但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从来都不是基层群众，而是工程师群体（后来那些效仿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这些工程师也确实不负众望，研发出大量让西方同行瞠目结舌的武器：“波波沙”冲锋枪、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强击机……这些神兵利器，为苏联红军铸就了钢铁之拳。

在传统的4条出海口扩张线上，斯大林萧规曹随，从未忘记该做的事情。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新一轮强人政治的策略下推进的。强制集体农庄化、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五年计划、以军事导向引领的重工业化、苏联红军的急剧扩张等，迅速将苏联带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一切是如此疾风骤雨，如此类似彼得大帝的风格，以至于很多反对者批判斯大林是中了老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之毒，背离了列宁的路线。对此，斯大林嗤之以鼻，视为腐儒之论，因为实践终将证明，他才是“列宁式外交战略”的最佳继承人。

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未来的大战将是一场“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终极决战”。这种带有深刻启示录色彩的说辞，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浪，但斯大林从来没有按照这种宣传标准来推进现实外交。他虽然喜欢以国际革命导师的身份自居，但其外交政策是高度现实主义的。而外部战略环境的恶劣，又强化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

苏联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使之成为众矢之的。但凡想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都要举着反苏反共的旗帜做遮掩。德国、日本、意大利相继走上这条道路。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英、法，自然希望“假戏真唱”，通过促成德、日、意与苏联的冲突，达到自我解救的目的。于是，法国躲在马其诺防线之后作壁上观。美国如一个巨大的谜团，隐藏在大洋深处的新大陆上，默默地窥视着欧亚大陆的霸权竞争。大英帝国干脆亲自上阵，试图祸水东引。在苏联高层眼中，“绥靖”绝非只存在于英对德的态度中，而是英、法、美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阵营的普遍策略。它们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对意大利绥靖，在“九一八事变”上对日本绥靖，在莱茵兰、奥地利、捷克问题上对希特勒绥靖，在西班牙内战面前又对弗朗哥及其背后的整个法西斯阵营绥靖。

面对西班牙内战，英国倡导“不干涉主义”，在苏联高层看来，其实质显然是隔岸观火，坐看法西斯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缠斗。对此，苏共中央十分愤怒。

“不干涉政策”显露出一种意图，这种意图就是怂恿侵略者干自己的肮脏勾当：怂恿日本对华作战，最好是对苏作战；怂恿德国陷入欧洲战事和卷入对苏战争；让所有参战国都深陷战争泥潭，暗中鼓励参战国相互征战，让参战国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这些参战国足够衰弱时，它们以新锐力量参战，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参战，迫使已被削弱的参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斯大林有充分理由担忧：一个空前庞大的反苏联盟正在形成。这个时候的苏联，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两线受攻。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战略环境中，斯大林却要逆转乾坤——既要摆脱自身的困局，又要让英、法、德、日、美陷入类似的困局。这是一个难于九天揽月的战略重任，但斯大林居然在短短10年内完成了。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12月上

稿件来源 | 《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

本文作者 | 王鼎杰

责任编辑 | 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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