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师生分别27年后再相见（中文78㉗方青稚兄弟同班进杭大）

□方青稚

40多年前，我在临海二中（回浦中学）读高一，而大我三岁的哥哥方一新已经下放海岛两年了。

那个时代“读书无用论”泛滥，报纸广播上大力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革命小闯将”黄帅，读书也看不到什么前途。记得哥哥难得回家一次，在饭桌上怨怨地说，读英语有什么用？一起吃饭的父母都哑然。（后来我俩在大学都改学了日语。）当时的读书大多是走走过场，几乎无人重视。

和哥哥一样，我也是班干部，任学习委员，但随性所学，偏科严重。平时好多考试是开卷考，考语文也曾代好基友写过作文，以换得化学考试时的分子式（记不住那个，背不下来）。有一次英语考试，卷面上的蝌蚪文我认不全。呆坐了一会儿，头脑一热，写上大名，众目睽睽之中，梗着颈脖，蹬蹬蹬地交了上去，就离开教室玩篮球去了。班上同学面面相觑，心中暗喜，于是陆续有人跟着交卷。后来我们被逐个叫到校长室谈话，校领导金文渊很平和地询问，指出这样做不对，要求写情况说明。

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欠平和、包容的英语劳乃铣老师和班主任朱汝淼老师一个道歉。年少时的幼稚和无知啊。

全家福。

6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属于饥荒之下发育不良的一代，同时也属于自由野放的一代。打小屁孩开始就跟在哥哥后面，抓蟋蟀，兜知了，钓黄蟮，捉青蛙，掏鸟蛋……对哥哥的佩服和依赖，从那时就开始形成了。跟着父亲、哥哥和隔壁李叔学游泳，学会后每个暑假与哥哥整日泡在灵江中，练就了一身不错的水性。

两兄弟。

当时读高中的哥哥参加县里组织的畅游灵江20公里的活动，从西门浮桥那里下的水，游了3、4个小时，到丝厂那边上岸。而我因年纪太小不被组织允许，只能从上游替哥哥拿衣裤到下游。

哥哥下放后，与同学一起游泳，偶尔横渡百来米的灵江；或跟在大伙伴的后面，在湍流中搭个软梯从浮桥水泥船上跳水，激流勇进。那时候退潮的灵江水可是清澈见底的碧蓝。当时在回浦中学新建的游泳池恣意撒欢，被体育老师周勤川看到了，拉进游泳队练练。由于是野路子，练了几天，教练看看似乎没有什么大花头，不过问了，也就不了了之。

训练游泳只是周老师的副项，回浦的体育历来厉害，多点开花，篮球、田径等省内外闻名。当时班中有不少女篮队员，球场上个个英姿飒爽，无比自信。记得有一次，教练让我们这帮常常在球场玩球的小后生王万水、蒋定森、杨剑华、高剑平等，与女生队比一比。一声哨响，男女对赛开始。平时在班上我们没有什么交流，球场上她们一认真起来，我们也没占什么上风。

除了打球，还迷上由哥哥教会的象棋，放学后常常跟着班长蒋定森到巾山路的四合院里下棋。定森兄那个时候就体现出相当的好学精神和领导才能，而且毅力特强，练就一身腱子肉。四合院里有一个邻居老者，下棋挺厉害的。下到后来，我与老者也有得一拼。再后来，竟可以与小伙伴下盲棋了；只是哥哥下乡插队去了，难得与厉害的他下上一盘。

班中坐在后面几排的同学，常聚在一起玩，除了打球下棋，还溜到军分区（现在的台州学院附中）去玩。王万水是军区司令的儿子，他常邀我们上他家独院，只要父亲不在，万水就是大王，我们唱歌，看书报，大声吼叫。司令员一出现，万水和我们大气不敢出了。那威严，那气场，不怒自威，可真的是杠杠的。我们高中毕业后，万水的父亲离休养老携全家到杭州去了。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属于劳动的一代。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勤工俭学，上高山采摘橡子、黄栀等卖钱筹集班会费。记得自己曾经一个人在野山上上窜下跳，挂到悬崖边，跳到坟堆上，采得果实，卖得几分几角交给班级。

二年制的初高中，学校可算是我们勤工俭学基地，学农学工学军的日子很长。初二时，学校照例安排我们入驻乡下生产队农业学大寨，那一次是班主任叶达文老师带的队，任务是筑水库大坝挑石头。叶老师是教政治的，下课时平易近人；上课时既风趣又严肃，很有气场，掌控力极强。大家都挺服他。他的女儿叶丽萍当时也在我们年级读书，现在早已是知名专家、台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了。

筑水坝的日子，我们白天与当地的青年突击队员一起用扁担挑起大畚箕运河卵石。十四五岁的羸弱肩膀承受着一担担百多斤重的石块，不肯服输，一趟趟奔走在坎坷的大坝上。至今右肩上还驮着一块硬疙瘩，是当年红肿一直没有消退留下的。

晚上住在生产队集体宿舍，大家在叶老师的指导下，写批林批孔、批三字经的体会，当时哪有什么真的体会啊，只不过胡写一通罢了。

那时的食量真是惊人，大家自带铝饭盒，男生一次可蒸下半斤甚至近一斤的生米吃。平时在学校也有农场农田，要安排学农劳动，每周都要抬大粪，做农活。俩人抬一桶大粪，从学校粪坑舀来抬到学校农田，大约有个几里地，一路走一路洒，八分满的桶到了农场也就剩不到半桶了。有一次收割水稻，因为没有人指导，我把自己的左手小拇指割得鲜血淋漓，也没跟老师和家里说，迄今左手的小拇指指甲边还留有伤痕。

那些日子，不知道什么是苦累，也不明白什么是快乐。串串连着青春的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与此同时，17岁的哥哥已经下放在头门岛，每天田间或下海劳作经历的苦和累，从没有向家里诉说过。

当时母亲想到头门岛看望哥哥，却因父亲在政治运动中所谓的“站错队”牵连到她，领导不让去。十四五岁的我，那一次是跟着一名女知青前往探望的。那天车程几经辗转，最后坐上了一条不大的马达渔船。突突突地一直往海里开，船舱里载满了货物，我们挤坐在甲板上。突然起了风浪，船大幅度地左右倾斜，海浪直扑人身，我揪住了桅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揪住了我的裤管。

到了岛上，哥哥仍然要干活，根本没有时间陪我玩，只是吃饭时间能在一起。一个人呆呆地呆了几天，逃也似地回了家。

探望在海岛插队的哥哥。

“文革”后期，我们都属于歉学的一代。全国的大氛围不重教，学校也不敢抓教学质量，教材编得简单，学生无心恋学。所幸母亲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到现在老母亲还是一个书痴，保持着一张字纸片也不轻易丢弃的习惯。大约受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吧，我也爱看书。但当时的精神食粮极度贫乏，除了课本、样板戏，几乎没有其他。

母亲家里世代是教书先生。曾外公程有权是湖州市（当时称吴兴县，湖州城）孔庙小学的教师，还是个民间山水画家和书法家，人称有权先生。外公程以炯在吴兴县政府任一小文员，也酷爱画画和书法。全家在母亲虚龄11岁时迁至杭州，后往嘉兴，再到江苏青浦县章练塘镇。

外公当练塘中学国文老师时，13岁的母亲已考入省蚕校了（因家里经济上不堪重负，考取的是乙等公费的职校）。只是动乱年代，长辈的字画以及书籍什么的没有一点留在母亲手中。

我的父母在建国前均早早参加革命工作，但工作地点老是变动，家中没有多少藏书。我读初中时，母亲因不愿曲意奉承主管，从事业单位被调到离家很远的企业单位做秘书兼管图书。带来的好处是，只要回家，她就带回一些报纸和图书塞给我看。而哥哥下放他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母亲与嘉兴的张穆阿姨是一辈子的闺蜜，张阿姨的弟弟张艺声老师从天台中学调到台州师专中文系，教学科研相当出色，评上了教授。他偶尔抱来一些不大借得到的图书，使我大饱眼福。我当时是把所有能看到的文字都生吞了下去。读大学前，影响我一生的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约翰·克利斯朵夫》。

那个时代的教学，虽不被社会重视，但老师们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回浦的老师在教学上个个都挺认真，即使课堂上学生不那么认真，也都会不折不扣地把教学内容上完。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老师叫陈克欧，中等的个子，微胖的身材，保养得比女子还好的白皙的皮肤，衣服一尘不染，头发一丝不苟，教很多班的生物，但从不在黑板上写一个字。他的传统项目是随身带一块小黑板，两面写满了字，上课时往墙上一挂，娓娓而谈，按部就班，下课铃一响，即拎小黑板走人。后来这位有学问的陈老师调到舟山水产学院去了。

传说他不当堂写粉笔字是讲究卫生，我一直想弄明白的是他的小黑板是谁写的，谁擦的。后来我每次轮到值日擦黑板时就观察粉笔的粉尘；再后来使用的无尘粉笔，说是无尘，但似乎还挺有尘的；而如今，完全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写字了。

朱汝淼是厉害的数学老师，思维清晰，语言缜密，而且上课生动幽默。大家既喜欢又尊敬，又多少有些怕他。我是他的数学课代表，不敢怠慢数学，因此每次课前或课中，便集中精力看课本、看例题，提前做课后数学作业。做好以后，就在上课时开开小差。（对不起，朱老师，是我上课定力不够。当然现在看来，预习以及提前做作业，是不错的学习方法。）

朱老师是后来接任班主任的，开始时是语文老师李美霞当的，因生病请假离开了班级。李老师是个外地人，也算是引进人才。她上课随和，有一次在课堂上点名让我复述一篇课文，我是第一次听到有复述这回事，有些犹豫，她就鼓励我大胆发言。当时上课很少有让学生发言的，没有准备的我好像复述得挺不像样的，但李老师还是给予了肯定，这鼓励温暖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几位语文老师。初中的卢济遥老师，高中的黄崇楠老师，都算是小有名气的诗人，每年会有几首诗发表在《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上（那时没什么文学杂志），上课时会摇头晃脑朗诵一些诗，无形中勾起了我们对文学的兴趣。记得初中时一次语文测试，我看到试卷上有一处扣分，就拿去问。卢老师说，那是个“耍”字，你写成“要”字了，我定睛一看，果然是个“耍”字。

有几个星期，有个姓邵的中年老师来我们班代上历史还是政治课，他上课身子笔挺，语声沉稳，能将不稳定的课堂气氛稳定住。那一天上课时，邵老师突然将我叫起回答一个问题。那时的上课，大家都是似听非听的，我站起来吱吱唔唔说完，邵老师好像有些失望。后来听人说那是邵全建老师，看了我交的作业，觉得有点意思才在课堂上点我名的。再后来邵全建老师抽调到台州师专（台州第一所高等学校、台州学院前身）当了首任校长。

邵老师也是朱汝淼的老师，朱老师说邵老师才能出众，英语、语文也很专业。

有一次学农，田间休息时，我坐在地头，一位年轻的跟队老师叫王杰的坐到了我旁边。当时教师匮乏，他们十多个是高中毕业直接被学校留下来当教师的，只比我们大一两岁。后来77年、78年高考，除了一名尚留在学校当会计，其余的全都考上大学走了，足见学校的眼光。

王杰是在其他班教文科的，这次支农跟过来当辅导员。他是长腿欧巴，瘦高个，看起来有些严肃。他的妹妹叫王亚，在我们班上，也是瘦高个。

王杰同我聊了一会，问：“青稚，你有什么爱好？”

——从来没有谁跟我聊起这样的话题。我浑身上下捉摸了下，说：“文学吧。”

“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会成功的。”——第一次有人给我指方向。

高考刚恢复，王杰竟然选考了理科，考上了浙大，学高分子化学，后来去了美国。

毕业前同学合影（右四）。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离开了那间听了无数次课也交过白卷的教室，生活就失去了目标。

哥哥不在身边，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路在何方。按政策，哥哥上山下乡后，我可安排进国营单位的，却因父亲的站队问题（他已从地区工业局下放到椒江工厂当了一名统计员），连小集体工厂都进不了！

母亲的一个熟人将我领进县丝绸厂，准备去做个临时纺织工。一个憨厚的中年人将我带进一间昏暗的车间，一排排机器轰鸣不已，转速很快，几个女工忙碌地双手翻飞，接好飞梭上断线的丝头，根本无睱顾及我们。我的近视眼，根本看不清线头在哪，梭子又往哪飞。那中年人听说我眼睛近视，颇为不屑，表示难以收留。

后来又到县橡胶厂干了一段时间临时工。两个人对着整大块橡胶打拉锯战，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也锯不动那些橡胶。也曾瞠目结舌地看到有工人从制胶场所钻出来，全身及脸上涂沫得像黑人。

这一年我17岁，而哥哥下放海岛已经三年了。

随后便传出消息，可以参加高考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当时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懵懵懂懂地与哥哥在不同所在地的考场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高考。一看到语文卷中的作文题《路》，我迷路了。路？——故乡黄岩的泥路、校园蜿蜒的小路、家门前的水泥路……真的没有什么可写，那时不知道还有实写与虚写之分。——后来当了老师，看到流传的全国高考《路》的满分作文，有篇通篇押韵的散文，那真叫一个绝。

毕竟还是奋斗海岛三年多的哥哥阅历丰富，走的桥可比我走过的路，他接到了分数上线的通知，然而还是因为家庭成分原因被刷了下来。

1979年春登南高峰，七组争得全班集体第一（前排中）。

1978年的夏天，新的高考又快开始了，哥哥请假回家和我一起复习，我很高兴。辞了临时工的活，两人相对而坐看书。这一次县教育局很重视，召集了上千考生，在地区第三会议室开语文、数学专题讲座，请的是当时临海市资深教师。

数学是朱汝淼老师教的，我感觉很有面子。语文老师是哥哥学校临海一中（台州中学）的张宪尧老师和刚上调回城到回浦中学的常相申老师，都很有才华，普通话很棒，也很有激情。一个讲作文，一个讲基础知识，只是大礼堂人太多，具体讲了什么不太记得了。唯记得有一次布置了作文，交上去一周后当众反馈，老师不点名地表扬了两篇文章，一篇说是立意构思俱佳，另一篇说是每句中都运用一两个成语，特点突出。回来的路上，我跟哥哥说，每句话都用成语的作文就是我的啊。心中小小地得意了一会儿。现在看来，也只不过用了些小技巧罢了。

短短的一个来月，同哥哥一块复习，真是快意。互相提醒，互相督促，那是现在的独生子女们无法体会的。累了躺倒，醒了挺起。

我们运用的方法是看、读、听、写、记并用（眼到、口到、耳到、手到、心到），大声读出来，快手写出来。这个方法非常有用。我一天竟能在草稿纸上涂写完一支圆珠笔芯（早年那种粗型的）。上考场前，家里留有一小把空笔芯。

复习期间，张艺声教授来探望过我们哥俩，给我们带来一股温暖和力量。对我俩写下的高考模拟作文，看后不予置评，说明尚未入他的法眼。那是火热的夏天，临走时张教授看了一眼打赤膊的我们，感叹我前胸的两排肋骨说：“这么瘦!”他走后我看一眼自己，果然嶙峋。

1978年7月，我和哥哥联袂上考场，互相加油，没有畏惧，只觉有劲。然而看到作文题，又有点蒙圈了。缩写一千七八百字的长文《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成五百至六百字。谁也没教过！我就用“缩骨法”，将每一句话都紧缩成主谓宾。这是个笨办法。最后语文考了75.5分，也还算不错。

总分出来了。我是370.3分，哥哥是363.5分。当时考的是语数政三门，加化学（地理）、物理（历史）两门。哥哥数学少了我20分，毕竟下放四年，纯体力劳动用不着什么数学，抛下了，一时拿不回来。幸亏英语不计入总分，不然我俩可要大眼瞪小眼了。

当时的高考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多年的高中毕业生基本上都挤在了77、78那几年，非常不容易。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是县文科状元之类的，几番求证，没有查实。再后来有远在京城的临海学者转告，远远不是，临海还有考得更好的。毕竟是千年古城。

至于当时全省高考上线的分数是多少呢？杭大老同学杜文庆说自己曾到当地招生办查过，是280分。当年的志愿应该是考前填报的，我和哥哥分别在自己的所在地填报，事先互相也没什么商量。当时无人指点，傻傻的，也不知道该咨询下老师。怎么填，填哪些学校，都是一抹黑。

填报印象较深的有两所，一所是北京广播学院，什么专业忘了；一所是杭州大学，中文系，这是必须的，应该和哥哥通过气的。现在想起来，没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可能是招生人数少，分数不够；还可能是家庭的原因吧，由于播音、主持等职位的特殊性，当时的政审会更加严格……

最终，兄弟俩同时录取在杭大中文系！这在当时的县城有了小小的轰动。以文艺学闻名的张艺声教授也连连感叹难得。

兄弟俩一同到系里报到后，老师和同学才知道我俩是亲兄弟。分在二班七组和八组，住斜对门。从此开启了我“锻炼、看书、听课”的求学模式。有一天，系里的临海籍写作教授余荩老师告诉我，因为你们俩报名所在地不同，表格没放在一块（况且我不叫方二新，才“蒙混过关”），不然起码不会在同一个系……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生活和时代的潮流不知道会将我们抛向何处。回想起特殊年代的那些经历，从高考到大学到工作，一路走来，我想，不惧失败，执着所爱，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毕生追求的。

七组同学毕业合影（后排左一）。

2017年2月，我的“名师工作室”将高中班主任朱汝淼、李美霞老师以及一些中学同学请到台州中学，举办了一场“我们如何培养孩子——名校教育思想研讨”的沙龙活动，大家从各自多年的学习经历、教学经历、家长教育经历出发，溯源各自以及孩子们成长的平台——回浦中学、台州中学和国内外一些大学——的教育理念，老师和同学们探讨、肯定了临海这座千年古城、回浦和台中两所百年老校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的教育真谛，那就是“尊重鼓励、以身作则、教学相长”。这十二个字，是与会者多年浸淫教育事业、对临海及全国教育的目睹、参与、思索、钻研，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得出的结论。

40多年后，跟语文结缘的兄弟俩，一个在家乡的台州中学，成了浙江省首批正高级教师；一个在省城的母校浙大，早已是多年的教授博导。大学老同学郑广宣、陈建新等好友在同学微信群中戏谑道：

当年高考，大方家让小方家。

今日教书，老教授带新教授。

横批：还是方家。

【回音壁】

黄仕忠：方一新、方青稚，要把这大方、小方同学的两篇文章合起来看，才是完整的。兄弟一起复习，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真是令人羡慕啊。

蒋承勇：我20多年在临海工作，青稚一直在临海的中学里从事高中语文的教学与研究。在这座千年古城里，他是我唯一的大学同系同届的同学。我曾经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希望他到我所在的台州学院（以前是台州师范专科学校）从事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都没有得到他的积极回应。现在想来，虽然我出于好意，但也难免有些一厢情愿。其实，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世间哪行缺才俊？“倾一生，为一业”。正是青稚的几十年执着于中学语文的教学研究，才铸就了他在这一行里出任拔萃的辉煌。就此而论，他是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的唯一。

中学课堂上。

金健人：读书时因为兄长弟少，青稚的才华展示不自觉受到抑制。工作后兄嫂都在大学，又是名教授，不免又被遮挡了光芒。及至为高考语文命题，进入中学圈子，才发觉青稚在浙江中学语文界，竟然是“大神”一般的存在。

郑广宣：看了小方家的高考前传，大概是小时候都有同样经历的缘故吧，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小方家与他的小伙伴们光着屁股跳向灵江的场景。小方家写得细腻，写得传神，用很多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兄弟一心，其利断金”的实例。他们在特殊时代完成了一个特殊组合，不同年龄、不同地方考上来的兄弟俩，成了同系同年级同班级的同学，这也算是特殊年月一个有趣的佳话。

大学四年，与方家兄弟接触不多，曾经与大小方家下过几盘象棋，但方家兄弟太厉害了，思路缜密，棋艺超群，我基本没什么招架之功，一会儿就败下阵来，并且因此而影响了下象棋的兴趣。再就常跟他们打打篮球，本人个子矮，打篮球主要靠灵活，但与青稚对阵是最别扭的，不管用什么假动作，他就是不跳，而且用站位和他的膝盖卡着你的位子，非常难受，好好的球，总是被他防下来。弟兄俩的棋艺、球技都很不错，有句话叫高人无所不能吧，他们弟兄俩要做什么事，总是能做到最好。

与小方家接触比较多的时间段是在本世纪初。那时候我已经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小学教材教辅的组织和编辑上。知道他一直都在台州中学教语文，是台州中学语文教师中的一只鼎，后来又成为台州市的名师。与他有了联系以后，知道他编写了不少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图书，有阅读指导的，有作文辅导的，有文言文学习的，也有针对高考综合复习的，加起来有十来本，估计有几百万字，很受学生的欢迎。在我手里就有有关作文的一套书，还有有关学生校园生活的一套书，与他合作的图书有七八本。因为是同学，比较好沟通，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可能把书做好。所以合作是非常愉快的。

小方家在台州中学一直比较冒尖，他手下有一拨跟他志同道合的年轻教师，与他的关系都非常好，那些年轻教师很尊重他。在台州市甚至浙江省的中学语文界，他也有一定的威望，他参与了不少省教研室组织的课题，也经常参与省教研室的语文教研活动。因此而成为浙江省中学教师中的首批教授级高级教师，也是众望所归。

小方家是我们同学中唯一一个坚守在中学教师岗位上直到退休的人。就凭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也很敬重他。

陈建新：青稚的高考回忆文章把我们带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我眼前浮现的，是他穿着汗背心和晒得黑黑的肤色（这当然是读大学时他留给我的印象），读大学时没感觉他多少瘦，当时我也不胖，体重120斤，所以感觉和他差不多（当然我现在远远超过了他，体重已经160斤 ）。但他的身姿和眼神却透着一股野性，整天有使不完的劲。

很羡慕青稚有一个好哥哥，游泳和下棋都有哥哥带着，那可都是行五十却已达百里啊。不像我只有一个姐姐，进入初中后，与她完全在两股道上跑的车了，我虽然也喜欢游泳下棋，但都是和同龄发小们玩出来的。

更让人无法享受的是，读大学也有哥哥陪着。虽然在生活上哥哥不像姐姐体贴，连弟弟到了月底窘迫到只能吃素度日也不知道（当然这也反映了哥哥学习之专注），但精神的陪伴与引导仍然是别人得不到的。虽然我也注意到青稚与一新少见的对话时，有一点桀骜不逊的味儿，但那肯定是表象，是已经长大的弟弟的逆反心理作祟，本质上这一对兄弟还是挺和睦的，古人所谓兄良弟悌是也。

大学毕业后，我与方家两兄弟有较多联系，除了加深我们之间的友情外，也不断感受他们的兄弟情深。

尚建：看方家兄弟写的文章，确实能感受他们兄弟情深。通过那张童年时的相片，也能看出年长三岁的哥哥懂事、会呵护弟弟。弟弟显得淘气、两眼乌溜溜一副不想听话的样子。然而在方青稚的文字里，还是很自然地流露着对哥哥的敬佩。

进校第一个学期，我和方一新同组，因为刚进校，除了小组会也没多少接触。但方一新不苟言笑、个性沉稳、学习认真有很深印象。第二学期开始就和方青稚同组。也算和这兄弟俩都是同组同学了 。

兄弟俩差三岁同班读大学，应该是很罕见的，也算是由我们的时代成就的佳话了。

兄弟俩个性看似不同，而如今老教授新教授便是很好的证明，方家兄弟俩都是聪慧好学、才华出众的人。

吴朝骞：几年前，我在网上发过《西溪片段》的文章，其中一个小标题是《某室发威，智取卫生流动红旗》，现转录如下：

“我们这一代是在斗争哲学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又顶着光环、背负重任跨进大学，特别争强好胜、特别珍惜荣誉，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上。

这天，中文系二楼217室的7个大男孩（都是2班7组的），正为争取流动卫生红旗排兵布阵，运筹寝室。关键的问题是我和一位老兄的球鞋如何处置，这是每天为革命而锻炼的副产品，那味、那脏，用言语已经很难形容。但扔了吧，基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又有点不舍，所以这个一了百了的方案难以落实。

毕竟是天之骄子，智商高，点子多，行动快，没多久我们就信心满满地列队迎接卫生检查组的到来。说实在，整卫生的功夫真没少花，寝室地面一放眼清清爽爽，书架一溜儿整整齐齐，床铺一张张方方正正，窗台一个字窗明几净。卫生检查组毫不犹豫打出当日最高分，流动锦旗到手，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至于这块石头嘛，就在窗外边。只要卫生检查组一推开窗，阴谋就会暴露，心机将前功尽弃。因为即使看不到那两双不合时宜的球鞋，那几张废旧的报纸，也根本掩饰不住那飘摇的怪气味。”

篇中描写的两双球鞋分别来自我和青稚同学。

七组同学合影。

我和青稚同组同寝室，彼此性格、爱好又比较接近，非常要好。我们都喜欢体育，每天一练从没有断过，我主要玩排球和足球，都曾入选系队，青稚和一新兄弟俩都喜欢打篮球，而且技术相当不错，尤其小方打球特别认真投入，作风凶猛，按现在的说法，非常拼，是二班篮球队主力队员。只有班与班之间，小组与小组间的友谊赛中，他偶尔会客串一下排球，依然很拼；而我呢客串篮球，成为对方攻击的软肋。

我们也喜欢玩。1980年国庆节，俩人结伴玩苏州、无锡，晚上7点从杭州出发，坐12个小时的运河船，第二天早7点到达苏州。在苏州玩了留园、狮子林、沧浪亭、虎丘、寒山寺等，坐火车至无锡，玩了鼋头渚等景点，又转苏州，再乘坐运河船返回杭州。真是穷游啊，单程船票一元钱，苏州无锡火车票只几角钱，住的是极简的招待所，吃的不是包子就是面条，但是玩得非常尽兴，40多年了我经常会想起穷游苏州无锡的每个细节，也记住青稚兄一个习惯，就是赶火车或轮船时，总是踩着时间结点，不肯早一些，好几次都惊险万分差点赶不到。

青稚兄在校时看书特别多，又特别快。每个星期都会跑本部图书馆借书还书，每次都是一大摞的书。大量阅读无疑为他在今后40多年的中学语文老师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成为我省第一批教授级中教和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的翘楚。

今年慈溪杨梅行，青稚兄原已报名，我正等待他兑现毕业时的约定：“愿分手之后常相逢，彼时我喝三瓶，君泯半盏，”可他因故没有来，非常非常的遗憾。

青稚兄，退休了，休闲了，有人喊你喝酒呢！@方青稚

张玲燕：我跟方家兄弟俩，既是台州老乡，又是同组同学。我入学的时候在七组，与弟弟方青稚同小组，一个学期后微调到八组，与哥哥方一新同小组，对兄弟俩比较熟悉。

一般说来，但凡家里没有女孩只有男孩，老二的角色一般都比较文气，这是因为父母在不知不觉间会把老二当做女孩子来养。但方青稚虽然长得比哥哥瘦一点，秀一点，言谈举止却依然野性十足，这是不是与他父母因为那个年代自顾无暇而对哥俩尤其老二也采取了放养模式有关呢？

大学四年，虽然有同学看到了兄弟间对话有长兄如父般的严格管教，有小弟顽劣各种赌气顶撞的苗头显现。但读方青稚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弟弟对哥哥的崇敬与依赖之情。

印象中方一新从一开始就有严格的学习方式与明确的奋斗目标，他应该是本年级唯一一个语言学概论免考的同学吧？而后考研、留校终成一代大家。方青稚大学四年依然走在无拘无束自我放养，偶尔被哥哥管教一番的路上。毕业后随遇而安潜心中学教育几十年，依然成就一番大业。兄弟俩虽然都很成功，但风格上依然能看出方一新作为长兄的自律和方青稚作为小弟的随意。

举一则哥哥“管教”弟弟或者说兄弟“同学”的实例吧。记不得哪一个学期了，第二天就是马列文论课考试，那天我也复习得心烦，就逛到七组，发现方一新正和方青稚复习梳理这门课，我就在边上旁听，整个过程，基本上方一新主讲，方青稚负责点头说“是”。[偷笑][偷笑]，我这个旁听者也感到很有收获。

然后，好奇怪啊，怎么镜头就转到了文二街，难道是我们寝室几个女生在文二街饭店吃饭吗？或者在系食堂？镜头里出现了七七级的邓国华，得知我们第二天考马列文论，她特别好心地过来指点迷津，说，无论论述题是什么内容，你们记着最后一定要提到马列美学原则。

结果第二天的马列文论考试，我感到特别的手顺，也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应该90分以上吧。在此特别感谢方家兄弟俩，感谢邓国华。[抱拳][抱拳]。

方一新：玲燕和建新都提到语言学概论课，我是在开课前花了数月把《语言学概论》教材认真学习了几遍，当时相关内容都已谙熟在心，故才提出免修申请，记得同时提出免修的还有尤炜祥等人，但倪立民老师出的卷子我们都没考及格，因为大大超出了教材的范围（据说不少是考研的题目），所以，免修并未成功，还是跟大家一起上课的。[破涕为笑]。

吴存存：非常难得！很佩服广宣兄的对联和横披，很妙很准确！我上学时交往多的都是同宿舍的女生，对一班的男生本来就了解不多，二班的男生感觉更是陌生。现在读到方氏兄弟这么趣味盎然的回忆录，十分神往。当大家敝开心怀，虽然经历各异，其实我们都那么相似。真喜欢读这些回忆录，感觉现在才不枉同学一场。[玫瑰][玫瑰][玫瑰]。

沈卫东：闭上眼睛不去想大学四年的同学生涯，感觉又神交了一大帮兄弟姐妹。[呲牙][呲牙][调皮][偷笑]。

林菊芬：方青稚与我同组，是组里最小的，可是也像组里其他同学一样照顾我，说来有点惭愧。毕业后，也很少联系，但在我眼中，他是一个聪明、内敛、持重的人。

方青稚：@林菊芬 在组里，我们都是属于被照顾对象。[捂脸]。温暖的小组，温暖了4年，40年。除了关大哥是长辈型，其余的是大哥大姐型。当然 ，仕忠与我同龄，也是属于被照顾对象。[破涕为笑]。我们小组活动多多，其乐融融，至今难忘。

七组同学留影（前排左一）。

许贺龙：读完了大方家的文章再来读小方家的，确是一件趣事！同门兄弟，一同复习，同时高考，同进一班，实乃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现象。方家两兄弟的共同特点是爱学、勤学、善学。看、读、听、写、记并用的学习方法，尤值称道，这也是他们能在高考中突颖而出并在后续的治学中有所成就的重要法宝。方家两兄弟的个性差异也呈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兄弟关系的典型特征。一新兄经历的海岛知青生活磨砺，让他更为成熟稳重；而青稚兄得到兄长的庇护，显得更为率性单纯。兄弟俩配合默契，携手共进，真令人羡慕不已！

朱承君：为方氏兄弟写副对联，请方家指教。

上联：方家方大方小，方略同步登第。

下联：同校同系同班，同袍方闻之士。

横批：无与伦比。

钱志熙：青稚兄的大名好，一直年青。[强][强]。

方一新：是的，各位都永葆青春。[笑脸]。

凌凌：方一新，方青稚，这哥俩的名字须得连名带姓地叫才有意味。[愉快]。

沈澜：不知中文系录取学生时，是否知道方一新和方青稚是亲兄弟？兄弟俩大学同系同班，大概是绝无仅有了吧？[呲牙]。

黄仕忠：他们兄弟，一个来自海岛，一个来自城里，姓同名不联，系里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否则不会录取在一起的。@沈澜

方一新：@沈澜 我和青稚同时录取在中文系事，我曾有文章记述过，现转录于此：

有意思的是，青稚的第一志愿也填报了杭大中文系，我们兄弟俩，不约而同地都把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也根本没考虑是否因此而会有一人受影响，上不了中文系。结果我俩同时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都在二班，青稚在七组，我在八组，成了当年78级招生的一个佳话。后来才听说，我们兄弟俩是由不同的老师分别录取的，大概招生老师没有细看表格中“家庭成员”这一栏，加之我俩的名字缺乏关联性，没有引起招生老师的注意；不然的话，不会同时录取我们。我们在感到庆幸的同时，也略有几分后怕。——就是仕忠所说的那样。

钱志熙：温馨可羨，中文78独君一家。[强]。

一新、青稚昆仲，大学时好像都没交谈过。但很早就知道他们是两兄弟。也从旁有些观察，觉得一个稳重，一个活泼，相映成趣！

记得有一回在楼道中，两兄弟谈话。好像是关于什么事！两人并不对着脸谈，而是各朝不同方向说话，至少青稚是那样的。并且一新的口气是大哥式的，好像在说他弟，或吩咐他弟什么，青稚则是小弟的口气，略有点不听话的小冲劲。端的是兄弟说话的样子。旁观到时觉得有趣，所以也就记住。

有一次在系里见樊小刚与樊诗序见面，也是那样。老樊平时那么幽默爱笑的人，不想和他弟说话时那样严肃。不过樊小刚好像也不怎么买他账。[呲牙].分别时,见他们两兄弟各自别过头就走。那也是典型的兄弟告别。[呲牙]。

方一新：@钱志熙 兄的观察很细，当哥的以为可以管束、教导，但弟弟并不买账，兄弟之间的交流往往如此，见笑见笑。

张玲燕：@钱志熙 这两个细节真精彩，姐妹俩唠叨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偷笑]。

钱志熙：是啊！姐妹在一起要亲热得多，兄弟在一起，常是心合貌离。[呲牙]。@张玲燕

沈澜：观察得真细啊，你这么一说，我想想自己两个个性不同的哥，有时也是这样交流的。

黄仕忠：做哥哥训导弟弟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学着父亲的样子，又混着哥哥的味道，弟弟则别过头，你又不是父亲！

方一新：仕忠兄是否有兄长，也被哥哥说过但很不服气？[偷笑]。

黄仕忠：是的。我哥比我大三岁，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个子长得慢，我五六岁就赶上他了。所以我从来不叫哥，只把他名字的末一字叠着叫。从小一起，有话有商量，摸鱼捉鳅下自留地，也一起吵架，害得母亲举起竹筲来打，我们俩就一起跑出门，到邻居家猪栏间躲着，紧张地看见母亲扛着锄头急匆匆地栏门口经过，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正在打架。所以，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这样哥哥身份的训导。[偷笑][偷笑]。

樊诗序：@方一新 尤其不能当着他孙子的面批评。否则他孙子问：刚才骂你的人是谁啊？他总不能说：“大爷！”[偷笑]。

方一新：@樊诗序 青稚的孙子现在还小，我以后要注意。[破涕为笑]。

王琳：一直听老樊说大方小方棋下得好、球打得好。也一直觉得这两兄弟有不同寻常之处。但无论在大学里还是毕业后，却一直没有交往的机会。直到近两年才有机会并拜访大方小方家。印象深刻的是大方小方家的两位夫人，热情朴实温文尔雅，虽不惊艳却好看耐看，很舒服的那种。最喜欢羡慕小方家的农家般小院，栏杆上爬满绿藤，大片大片的绿叶里开着亮眼的黄色的南瓜花。老樊弟弟和他们是邻居，去樊弟弟家时，有空就喜欢去小方家周围转转，无论小方家是否有人，在外面看看也是一种享受，就像看两兄弟的文章一样，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聪慧、朴实、勤奋永远是幸福家庭最坚固的基石。

樊诗序：听说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人的基因形状是方的。姓方的人其基因一定比其他人更方了。所以方家两兄弟同时考入中文系就不奇怪了。尤其是方青稚，其领悟力是我蛋劲力竭也望尘莫及的。仅举一例：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青稚同时报考吉林师大的日本文学出国代培生。考试结果出来令我十分难堪。这位60后小弟弟居然考得比我好。用现在话说，俺的脸被打得膨膨肿。之所以难以为情，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小我那么多，而是因为日本文学那是我刻意盘踞的山头。在那4年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展示着自己的“优势”。就像在拳台上把拳套敲得啪啪作响。闹得我们寝室里人人都知道什么安部公房、夏目漱石了。时间长了，连自己也被忽悠了，认为很有点小牛逼。谁知道在关键时刻被方青稚给KO了。

在我印象中方青稚是以玩为主的，很少看到他静静地看书，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志在必得的大目标。考这个日本文学的出国生，完全是临时起意，居然不废吹灰之力，就废了我营造多年的那点江湖名声。说实话，刚知道成绩的那几天。我心情有点低落，看到吴朝骞、施建华，还有自己组里的几位弟兄，总觉得他们递过来眼神中，除了怜悯还有不少的嘲讽。记得刚知道成绩的那一刻是在七组寝室，吴朝骞正从球场回来，他正边哼小曲一边把脚往拖鞋里伸。听说我的成绩后，他停了停，随后继续。这一停含意丰富，我至今记得。

随后几天我尽量不与青稚打照面。幸好我是个内心强大的人，我明白我输在智商上，输在悟性上。过了几天，就一切如常了。哈哈。

富春江上（左一）。

沈澜：小方同学写得好传神，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大方小方事业上都如此专一、执着，成果斐然，令我十分敬佩！

陈建新：青稚没去台州学院，关键是他太优秀了，学校领导坚持不放弃，不抛弃啊。

郑广宣：小方家是78中文在中学的种子，走了78中文在中学的根就断了。

钱志熙：为青稚兄坚持中学语文教学，造福桑梓，影响全省语文界点赞！我在温师院教过书，了解师院几届学生的情况。师院毕业生一直坚持中学教学的当然不少，但许多人都转向仕途。当然也各有其理由。但坚持中学教育事业的真的十分可贵，值得敬佩。[强][强]。

任晓岗：读完方青稚的考前行状录，眼前出现的是一个瘦弱而又顽皮的眼镜少年，在故乡的田野树林赤着脚丫肆意撒欢。大学四年中，我跟青稚交集最多的点位，是那块铺满煤碴的篮球场，有时是队友，有时是对手。但不管是对手还是队友，夏天时我俩的共同点是赤脚打篮球！我赤脚是因为怕解放鞋磨坏了没钱买，不知道青稚是何原因，印象中他兄长方一新是穿着解放鞋打球的，形象上就比青稚和我稳重了很多。回想起来，当年生活的艰难似乎没能消磨这少年身上的勃勃生机。

好运气的是，各种机缘让他在成长过程中读到了杂七杂八的“野书”，那个阅读量能把我甩三条街！同窗们评价青稚有“随性”的特质，我感觉这随性的根源是一种不择土地肥瘠的懵懂，横竖野生，雨旱皆长！这种野生底子，使青稚一旦移植于中学教育的沃土，在木秀于林时无惧风雨之摧。

看到青稚左手的镰刀之伤，突然想到之前看到同学的若干回忆文中多有提及，我的中指也留着镰刀割伤的疤痕。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极富特色的纹身！行笔至此，忽发奇想：群里可否来一次“刀伤接龙”，看看到底有多少同学在农田里施行过“割指礼”。

陈建华：读大方（一新）与小方（青稚）的回忆文，就想起当年不知是大方还是小方在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我们都是俩兄弟上中文系！”那飘逸的钢笔字迹中透着满满的得意样。拜年代所赐，方家兄弟殊途同归，成了同班同学。我与弟弟和方家略有不同，我是中文78，弟是中文80，还是保持了昆仲之分。至少，我想做哥的没有大方当年那种同场竞技的压力。在大学里，弟也一直毫无违和地叫着“小哥哥”“小哥哥”（我上头还有一大哥），一直叫到现在。对照方家兄弟年少之时，哥的沉稳耐劳，弟的活脱顽皮，也竟然两相仿佛，或许天下兄弟都是相似的。我弟之选择中文，似乎也全然受我这当哥的影响。只是毕业之后我株守杭州，他则北上京城，自此各奔前程，愧不如方家兄弟一意躬耕学苑，卓然皆成大家。当然，大方小方有如此成就，除了家学渊源、天生慧根之外，一方水土一方人，台州府千年古城的风流蕴藉，定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与之相较，我等成长的栝苍之余脉，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哈。

朱承君：与青稚兄在学校的交往主要是打篮球，当对手的时候为多，他拼抢和防守均比较凶悍。关于之前群里讨论过我投篮被人打了一肘的往事，根据广宣哥“如果是温柔一击，就是方青稚打的，如果是势大力沉，就是任晓岗打的”的考证方法，我已经把账记在晓岗兄名下，青稚兄得另寻“苦主”。毕业后，青稚兄在临海，我在隔壁的仙居，我去临海访他，他那时在准备考研，办公桌右上角贴着“闲谈不超过三分钟”的纸条，我因无法判断我是否属于闲谈者，就匆匆结束了那一次的聊天。这两件事有点炒冷饭，但因要记入历史，便旧事重提。现在看了青稚兄的文章和同学们的评论，发现以前只佩服哥哥大方有偏颇，弟弟小方也同样成就卓著。昨天我拟的对联，说两兄弟同科登第又同校同系同班，后都成方闻之士，因而无与伦比，这样的评价庶几完整。

董小军：青稚兄长我一岁，我们可以说是同龄，他文章前半部分回忆初高中的生活，与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我们几乎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和感受。青稚兄喜欢体育，我们曾经在篮球场上一起奔跑欢笑，他打球时的灵活和机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青稚与其哥一起进入中文系且分在同一个班级，我想这样的情况即使放在全国也是极少的，我们可以将之归于时代，但更重要的是，这充分显示了兄弟俩的努力和进取，而这也是他们应得的。

在西湖边上野餐（左一）。

方青稚：我们都从特殊的年代走过来，相比各位大哥丰富曲折的人生，我的经历就显得平凡不足道了。[呲牙]。

金树良：昨晚爬楼到半夜12点多，才看到了一新兄的大作。再对照着看青稚的文章，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二位方家兄弟同时上大学，还分在一个班，这是趣事？幸事？只有当事人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袁昱明：我对青稚兄的教学成果也比较“感冒”，印象中不少具有教育学价值。从分类上讲，一点也不比大方教授的学科成果逊色。以前高校教师开展教学多凭感觉走，并无教育学训练。我记得在学校时，很多讲师的课上得比教授好（寸长尺短）。当然教授如果讲究教学，则更精彩。比如有的国学大师上课学生都说听不懂（本科以上另论）。面对中国高校毕业生的高分低能，缺乏创新能力，高校教学还是值得反思的。追根溯源，这些问题发端于大学前教育。

心理学的认知研究从儿童入手。因此，借鉴心理学的教育学进行教改研究，学理上也是从大学前教育入手的。所以中学教改，尤其是教授级中师的参与，都是当前人才培养改革的重大课题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科学内涵。然后，有大方教授在高校接住人才培养的接力棒，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和施工。我这样看小方教授。所以，我在那个对子里改一个字（带→续）：

当年高考，大方家让小方家。

今日教书，老教授续新教授。

钱志熙：刚才拜读青稚兄的文章，发现他就读的中学叫“回浦中学”，这个太有意思了！回浦县是汉武帝末年设的，也是浙江南部台、温、处一带的最早设县，管辖范围也差不多是今温台处三地。既原东海国（俗称东瓯国）的旧地。原东海国因受闽越的进攻，举国迁到江淮一带，其地空虚。所以到武帝末年才设回浦县。东汉时改名章安县。后设临海郡，又从临海郡中分出永嘉郡。青稚读的“回浦中学”，真是一个古老的名字。有中学名，自然也有相应的地名了。

当时我们整个温州，很可能也包括丽水的大部分，只设了一个乡，叫东瓯乡。回浦县下的东瓯乡，地广人稀，跟新疆、西藏那里差不多。一个县就有几万平方公里。

樊诗序：当时的皇帝一定喜欢下大棋。[呲牙]。

钱志熙：汉武大帝嘛。[呲牙]。

方青稚：@钱志熙 钱兄好！回浦中学是个百年老校。浙江省回浦中学始建于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初名为“临海私立高等小学校”，1913年更名为“私立回浦高等小学校”（以临海古县名“回浦县”命名）。[呲牙]

陈建新：回母校服务过吗？@方青稚

方青稚：@陈建新 是的，我初中高中都在回浦中学就读的，然后也在回浦中学教过几年书。

陈建新：不错啊。我想为我的母校服务服务，结果发现母校消失了。[大哭]。

方青稚：@钱志熙 你考证得很仔细，似也比较熟悉。不知你台州以及临海去过几次。[憨笑]。

樊诗序：回浦中学别的我不知道，篮球不是一般的好！好像得过全国中学生篮球冠军。杭大校队肯定打不过他们。基本是省级专业队水准。

方青稚：@樊诗序 是的有一段时间是搞体育特别是篮球出名的。现在校队还经常获全国冠军或者经常参加全国篮球冠亚军决赛。

钱志熙：@樊诗序 按照汉代回浦县的建制，我们都得去考回浦中学，就是不知道能否考上。[偷笑]。

陈建新：以前我也一直对回浦中学的回浦不理解，以为临海那边有一个叫回浦的地方，志熙一讲才知道是古县名。

钱志熙：建新兄去回浦中学讲过几次。[偷笑]。

陈建新：我就去开过一次会，在会上讲过一次吧，哦，后来有去过一次。

方一新：青稚弟小我3岁，我是5岁时随父母工作调动，从青田到临海的，当时弟弟只有两岁，还没上幼儿园。我俩的小学、中学基本都是在动乱中度过的，课堂上没怎么学习，下课更是放羊了，没有作业（这点远比现在的孩子幸福）。青稚弟文中提到的事，尤其是夏季每天在灵江游泳，记忆犹新。我们家住在临海的台州地委大院里面，一帮小屁孩整天摸爬滚打，各种玩耍。尤其一到晚上，就分队抓抓儿，一帮人逃、躲，另一帮人追、找，被抓到的，要受“惩罚”（如用指头弹脑门之类的）；每当这时，我都想着法子先把弟弟哄骗回家，然后自己就无所顾忌地疯闹瞎玩，怕的是年幼的弟弟吃亏。上中学后，我就读的是台州中学，他读的是回浦中学，两人相处的时间就少多了。再后来我就下乡去了，直到恢复高考，回到家里复习，参加高考。我下放四年，并未让弟弟得到什么优惠，他走入社会一年多，四处找不到工作，使他更加懂得了这个社会。家庭、学校和社会，让我们逐渐成长起来。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俩接到了同一大学同一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从此，两人一起奔向共同的大学读书去了。我们的大学生活，或许会在另一篇文章中叙述了。

【黄仕忠辑校】

作者简介：方青稚，浙江省台州中学语文教师，省首批正高三级教师。获得过全国中语会先进教师、台州市高层次人才等荣誉称号。出版过《高中生重点掌握文言词全编》《文体写作百草园》《〈论语〉点校》等书籍20多部，发表过百余篇论文，主持过国家、省市课题近20项，有省精品课程6个，曾为省课程改革指导委员会成员、临海市民进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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