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代王爷皇叔载涛（清朝末代王爷皇叔载涛）

1954年8月的一天，周总理神秘兮兮地带了一个人去面见毛主席，调侃道：“这是清朝的一等高手，主席可要委以重任！”

毛主席定睛一看，此人容貌俊美，一股子书卷气，于是笑着说：“这个人长得这么文雅，一点都不像征战过沙场的大将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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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恭敬地和他握手，两人从家事到国事，交谈甚久，最后主席还将其安排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

这究竟是什么人，能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并且得到如此赏识呢？

生于皇家，心系苍生

这个人就是清朝的禁卫军司令——载涛，并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亲叔叔，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王公贵族。

载涛在三岁时便被封为二等镇国公将军，此后不久便顺利晋升为辅国公，十五岁时就承袭了贝勒的身份。在日后清廷新设禁卫军，他专职训练禁卫军。

在溥仪即位后，他便负责管理军咨处事务。与诸多只顾享乐的皇亲国戚不同，载涛的兴趣爱好广泛，一生爱马，也极为擅长画马，在京城各大梨园剧场里也都有过他的身影，可谓对于京剧也到了痴迷的境地。

图2 末代王爷载涛

不仅如此，载涛还有个绝活，那就是猴戏。这位看起来不务正业的纨绔王爷，在京城里也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

在清朝统治的庇护下，载涛本该此生衣食无忧，尽享荣华富贵。

可恰逢西方列强殖民统治强盛时期，中国也未能幸免于难。

自鸦片战争之后，国内社会现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受尽欺压，中国人民屈辱的百年历史自此翻开了序章。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作为皇室成员的载涛深知国家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却无力改变现状。

领土主权的丧失和清政府的唯唯诺诺，加之社会动乱不断，让这位年轻的王爷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1908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爱新觉罗载涛便升任为清朝禁卫军大臣，主要职责是皇宫的内务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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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后，载涛又出国前往欧洲考察学习军事理论知识，欧洲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他闻所未闻的，相比于中国落后的武器装备，他不得不为清朝的未来感到担忧。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反对清政府统治的势力一呼百应，改革和民主政权已是大势所趋，屹立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末端的清朝，在枪炮声中摇摇欲坠。

面对隆裕太后请求载涛率近卫军镇压革命党人的诏令，载涛深知此战毫无胜算可言，于是便主动请辞，解除了他掌控的兵权。

革命军势如破竹，在不久后便结束了两千多年以来如阴霾般笼罩在全国上下的封建帝制。对于清朝皇室而言，民主革命的胜利无疑是将他们赶尽杀绝，可事实并非如此，革命党人不但没有将屠刀挥向这些“前朝遗老”，反而还提出《清室优待条件》，这便使得清政府皇室劫后余生。

可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并没有遵守之前的约定，所谓清室优待条件，此时也变成了废纸一张，在失去载涛带领的禁卫军保护下，北洋军顺利占领皇宫逼迫溥仪等皇室成员出走，为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做足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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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阵炮火声中，历经了多年的风雨飘摇，那无根浮萍般的清朝统治终究难逃衰败的结局，在隆裕太后为代表接受了《清室优待条件》后，宣统帝溥仪便颁布退位诏书。

中国的境遇彻底一落千丈，从原本的“天朝上国”逐步沦为列强殖民统治中唾手可得的佳肴，国内人民怨声载道，一时间黑暗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在这民族至暗时刻，清皇室的衰微和落败也使得许多曾高高在上的皇室成员也纷纷屈居人下，任人刀俎。

辉煌不再，风骨不折

一夜之间，载涛如落魄的凤凰一般，原有的尊贵身份和丰衣足食的生活成为了泡影。

然而，生活上的窘迫并不是载涛所忧心的，他忧心的只有国家形势内忧外患的困境。如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日渐嚣狂，国内革命胜利，本即将迎来的新生也在袁世凯的破坏下扼杀在摇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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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甚至有意将溥仪带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扶持其做傀儡皇帝。

得知此事后，载涛表示强烈的反对，一怒之下修书一封，告诫溥仪不要接近日本人，不要出卖国家和民族。

可溥仪却不以为然，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日本人使爱新觉罗氏再度登上帝位。面对载涛的劝诫，溥仪不但不领情，反而痛斥载涛，说他欺君犯上，同时不日便住进了日本公使馆，至此，叔侄之间反目成仇，关系再也不及昔日般和睦。

哪怕在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载涛也始终没有忘记祖国的大业，不曾偏袒一丝一毫。

1931年九月十八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动荡不安的国内社会并未及时作出反应，东北很快便全部沦陷，溥仪也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成为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背负卖国骂名的溥仪让清政府在中国的地位荡然无存，对清朝皇室成员的优待也自然不可能延续，政府停止了对皇室成员的补贴，载涛本就一落千丈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没有了经济来源，衣食住行更是无法得以保障，凭着仅剩庞大的家室，载涛只得变卖家产。世事无常，当年身居紫禁城中尽享荣华富贵的王爷此时万般无奈却在不言中，放不下身份的他不好意思白天出门摆摊，只能在夜里出摊。

他将之前收藏的古董字画全数卖出，却只能换得勉强维持生活的口粮，直到最后困顿难以维持之时，他将自己的贝勒府都卖给辅仁大学。

同载涛一样，许多皇室成员此时此刻也受困于局势，当温饱的问题现实而又残酷地摆在面前，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为了巩固满洲国统治，利用皇室成员的威信做到更为全方位的统治，日本人不断发动特务拉拢更多的清朝旧部为自己服务。

1933年春天，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奉命找上了载涛，提出希望载涛能够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效力的请求。土肥原贤二此人在中国从事特务情报工作多年，是抗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头号间谍。

图6 土肥原贤二

面对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不速之客，载涛警惕地注视着他。当得知土肥原贤二来访的目的后，载涛不禁气愤至极，尽管自己窘迫至此，但名节仍在，断不能做出有损国家之事！他本想直接关门拒客，但碍于情面，还是将土肥原贤二请到了家中。

土肥原贤二在进门之后，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希望载涛到伪满洲国任职，会给他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倘若此时载涛应允，艰苦的生活便一去不返了，屈居人下，连温饱都严重困扰着全家人的苦日子便再也不会出现，锦衣玉食的生活似乎就在不远的前方呼唤着他。

换做一般人，面对如此丰厚的条件，加之王室堕落的艰辛，可能早就点头同意了。但他是载涛，是心怀天下的臣子，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不出所料，载涛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径直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请求。

土肥原贤二本以为自己给出的待遇如此丰厚，载涛又软弱可欺，这个事肯定是水到渠成。谁知被载涛一口回绝，顿时感觉颜面扫地，于是直接掏出手枪，枪口对准了载涛的脑袋。

当载涛看到面前这个日本特务掏出手枪抵在他额前时，却未露出丝毫怯意，反而气势丝毫不减，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大声说：“来吧！”

见此情景，土肥原贤二非常震惊，他原本只是想吓唬载涛，迫使他答应前往东北，谁知载涛勇猛至此，竟不惧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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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引起骚乱，土肥原贤二只得改口说到只是请求其赴任满洲国的禁卫军司令，无意冒犯，这件事才最终作罢。

平日里潇洒坦荡，遇事唯唯诺诺，面对革命军未曾出兵便放弃抵抗的载涛在日本特务的威胁下，居然表现出无畏无惧的精神，在是非对错面前，不屈的民族气节震撼着无知的敌人。

面对国内军阀割据的强权，载涛也未曾屈服。

1924年，“东北王”张作霖来到北京，宴请了载涛。宴会途中，张作霖对载涛说：

“不知先生是否肯出山，只要先生能与我共事，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先生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载涛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拒绝了，并称：“鄙人才疏学浅，恐怕出山能力不足，还是望另请高明吧！”

图8 张作霖

张作霖只得不再提及此事，对于高官厚禄，载涛丝毫不为所动，在他的认知里，只有民主才是社会时局所需要的，与其为暴政效力，不如为民族独立和新生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载涛看来，历史永远是只能被后人用作追忆的，在清朝灭亡的那一刻，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重新的定义，并对此坚信不疑。对于自己的侄子溥仪未能满足于现状，仍然不断争取“复国”之路并因而走上歧途时，他便告诫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不留恋过去的路，才是对未来最好的准备。

心怀家国，融入人民

在亲眼见证了日军对中国的暴行，载涛深恶痛绝侵略行为为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他觉得，与其与残暴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倒不如清贫一生坚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

因此，他在京城内不断鼓励皇室成员拒绝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其坚定的态度，让后世大加称赞。

在载涛的努力下，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清朝王室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在国家大义面前依然不肯屈服，用高昂的头颅迎上侵略者挥舞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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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也因此付出了许多代价。一生与其为伴，相濡以沫的福晋姜婉贞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因为无钱医治疾病而离世。载涛的五哥，溥仪的亲生父亲，爱新觉罗载沣也在1951年的冬末因风寒撒手人寰。

对于这对悲情兄弟，人们带着无尽的遗憾和对他们至深的赞誉。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他们放下自己高贵的身份，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他们的形象光辉而耀眼，不是因为尊贵的皇室血统，而是因为他们在民族大义之前，毅然舍弃自己，对自己的锦衣玉食生活不会回头流连忘返，而是洗去一身铅华，和人民共同大踏步走向新中国。

众人眼里已成历史罪人的溥仪，载涛对他也没有了往日里如同叔叔对侄儿般的疼爱，只是无尽的批判，在他看来，这种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舍弃了自己的良心，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做法，让大清皇室颜面尽失。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为了保卫古城的荣耀和人民免受战争灾害，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同意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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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进驻北平后，开始遍地寻找着前清皇室载涛的身影，结果在一个岔路口找到了正在摆摊售卖的载涛。当党中央得知载涛一家人的生活窘迫状况时，立刻派出了指令：“不要再让载涛摆摊，迅速发放救济款。”

党和人民政府了解到这位昔日的王爷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在艰苦贫困的生活中依然期待着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时，也不再视其为保守顽固的清朝遗珠，而是用善意和关怀对待他，事到如今，这位昔日的“七爷”，在共产党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欣然接受了党中央处给出的官职。

对于可以和人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奔赴新中国美好的明天，载涛是无比期待的，也是无比自豪和骄傲的。他从不在乎环境的优劣，只在乎国家的兴亡。

培育良马，为国甘做“弼马温”

在1950年的春天来临之时，载涛在与好朋友李济深交谈中深受启发，在得知周总理对他这位“前朝遗老”关怀备至时，他倍感亲切，为之动容，也由此下定决心要用自己毕生所学为新中国做出贡献。

1956年1月，全国政协商会议第一届二次会议召开。载涛根据自己年轻时在法国索米骑兵学校所学的知识，和多年来培养马匹的经验，提出《改良军马以利军用》的议案，表明愿意为中国骑兵部队培养优良的马匹。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批准该议案后，炮兵司令部便全面落实议案中提出的内容，载涛也由此被毛主席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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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有了新的身份，这让载涛欣喜不已，对新中国伊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他感慨万千，自己半生来所追求的美好明天和国家的复兴终于到来，夜尽天明，他敞开怀抱，呼吸着新时代的空气。

多年以来的基层工作和政协会议的精神传达告诉载涛，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的那天，终于到来了。

在抗美援朝前夕，我国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得以改善，还是如抗战初期那般，装备条件落后，许多部队甚至没有合格的枪支用于参战，更不用说重型装备的配置，机械化水平被世界列强远远甩在身后。

面对日渐紧逼的朝鲜半岛形势，训练有素的军马成为了战场上的急需物资，这项工作异常艰难，又条件苛刻，此时载涛便主动请缨培育军马，成功出任炮兵马政局顾问。

在人民期待的眼光中和祖国无条件的信任下，载涛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这件事成功做好做强。虽然曾贵为皇宫禁卫军的司令，但他的战斗经验却远远不足，昔日在骑兵学校的培训学习，在他看来，也远远只是如纸上谈兵般不切实际，所以载涛不惜赌上性命，奔赴前线调查研究战马的情况。

载涛严格挑选，又倾尽代价从全国各地采购优良的种马，更是不远万里前往外蒙古购买优良的品种，以培育国内合适的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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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工作上的认真付出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载涛军马培育工作很快便取得了成效，对于其优异的表现，让许多人都不相信他曾是一位养尊处优的清朝王爷。

多年以前，载涛迫于没有兵权在身，对于日军侵华的行为只能扼腕叹息，对民族危亡时刻未能挺身而出保护国家和人民，载涛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中。

但是如今，有了可以报国的机会，他便付出了不懈努力，一批又一批优良的战马开赴前线作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站在一起抗击外敌，先前的遗憾得到了弥补。

载涛的工作成果很快便被传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也因此接见了这位现如今一心投身于人民工作的贝勒。

面向上，犹如一位文弱书生的他，让毛主席更为惊讶，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却又不折民族风骨，一心报国为民，怎能与禁卫军司令相提并论。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位心怀天下的清朝王爷，中国军马的培育工作从无到有，他的能征善战也在另一方面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那千万匹奋勇向前的战马，伴随着他一生不屈的精神，摧毁敌方的防线，带领人民一骑绝尘，走向复兴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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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末，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长达九年的溥仪被特赦，在他回到北京时，亲眼见到了社会已经发生巨变，自己的亲人们，昔日的皇亲贵胄，此时已完全融入社会虽然没有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却依然自得其乐，在新中国中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一次周总理组织的座谈会上，爱新觉罗家族的重要人物们全都应邀出席。

在和睦的气氛中，溥仪深刻认识到，要接纳新社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需要不断付出努力，在背负了祖国和人民的深情期望中，他也加入了家族争取先进的行列之中，有了对于安定幸福的生活的向往。

曾为家国大义反目的叔侄二人，在新社会春风的吹拂下，有了共同的期盼和目标，达成和解。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载涛舍身为国，在军马场扩建的工作上勤勤恳恳，心甘情愿为人民付出。即使没有强有力的资源支持，他也顶住压力建立军马场和军马配种站，吸收经验建立牧草基地，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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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秋后，军马场被军委取消，在时代的车轮奔向未来之时，旧有的事物也终将被取缔，现代化的战争需要的是机械化和充满工业气息的武器装备，面对不再被需要的尴尬处境，载涛也坦然接受，丝毫不减热情，一生爱马，视马如命。

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在社会形态变革中也懂得了隐忍和退让，他从来都不是固执保守的人，在清政府被民主革命击败之时就可以看出，载涛先生明白，也乐于见证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同样也在用自己的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迟暮晚年

载涛是有趣的人，相比于禁卫军司令，他更乐意成为一个轻松自在，自由洒脱的人。

对于张作霖和日本人对他开出的极具诱惑性的条件，他不为所动，面对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他也会牢牢把握。他精通戏曲和猴戏，他的人生不仅只有工作和曾经富贵的身份，更多的也有他那玩世不恭的几分快意。

英雄亦有迟暮，1969年，载涛卧病在床，知晓此命不久矣。见证了时代的兴替后，面对个人的生死，他也早已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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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党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载涛，全国人大常委也为他顽疾缠身的状况感到担忧，时常有代表党和人民的探望到来。

载涛一生勤恳，为国为民，不慕权利，不为名声显赫，只求问心无愧，他不失民族气节，在生与死抉择间，坚定不移，宁千夫所指，也会竭尽全力支持人民政权。

1970年深秋时节，83岁的载涛与世长辞，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从此住进了一位高风亮节的晚清“王爷”，他是民族的功臣，是甘为国家做“弼马温”的禁卫军司令，是人民心目中不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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