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句话改变她的命运你愿意吗（瞭望她影响了几代人）
按语：
1981年4月2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际，经邓小平同志批准，新中国第一本时政周刊《瞭望》创刊。如今的《瞭望》已是“四十周岁”。
从初创时一本薄薄的黑白刊物，到如今以《瞭望》品牌为核心的新闻期刊集群和新媒体传播平台，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站立潮头、洞见社会、推动变革的如炬目光。
走过四十年，《瞭望》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又将在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特邀多位同行者一道细数那些曾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浪花”。
“瞭望这40年是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改革开放的40年紧密结合的。”
“《瞭望》记者写的《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次完整披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由此大家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件事是《瞭望》最先做到的，这是《瞭望》为推进改革开放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为读者研判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了解我国在每一阶段的重要布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四十年妙笔载春秋
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军
《瞭望》新闻周刊是我国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时事政经新闻周刊。四十年妙笔载春秋，在新华社的坚强领导下，《瞭望》新闻周刊始终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家办刊，坚持新闻性、权威性、思想性、可读性相统一，紧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脉动，深刻剖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成为中国时政类新闻期刊的一面旗帜，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报道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营造良好氛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瞭望》新闻周刊在全国税务系统有很多忠实读者，大家热爱《瞭望》，在其站位高远、宏观辩证的思维中浸润思想；大家喜欢《瞭望》，在其通达透彻、斐然成章的文字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近年来，《瞭望》新闻周刊以独特视角策划报道税收改革发展，为高质量推进新发展阶段税收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件事是《瞭望》最先做到的”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龙平平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党为之振奋，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出的这条道路所作的全新科学概括。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当时仍在探索。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了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会见中，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此时《瞭望》记者正在现场，将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成了《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发表在《瞭望》上，这是国内首次完整披露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由此，大家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文集。经过修改，这些文章又被选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我感到，这件事是《瞭望》最先做到的，反映了《瞭望》记者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这是《瞭望》为推进改革开放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1985年，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那时经常通过《瞭望》了解时事，对工作帮助很大。与《瞭望》结缘，也是因为工作。我长期从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我曾多次接受《瞭望》专访，或在《瞭望》上刊发研究文章。例如，《邓小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旗帜与丰碑》《邓小平四大历史贡献》《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报道都引起很大反响，直到现在，每逢与小平同志相关的纪念日，仍有媒体转引《瞭望》的这些报道，我也接到了很多的读者朋友的问候与称赞。
《瞭望》不但见证历史、记录历史，更重要的是她引领了历史潮流。这么多年来，我对《瞭望》一直心存敬佩，并怀有很深的感情。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份由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重要的杂志——《每周评论》，我觉得《瞭望》和《每周评论》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瞭望》就像是读者的第三只眼，紧跟时代、和读者同呼吸共命运，帮助读者观察社会、分析热点、认清潮流。比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总结上，《瞭望》吃得透，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和消化，从而弘扬社会正气和“主旋律”，这是《瞭望》的优势和特点，应该保留下去。
《瞭望》一直观察时代风云，剖析社会热点，给大家指点迷津，因此我觉得《瞭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有用武之地。祝愿《瞭望》在未来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越办越好。
“《瞭望》报道最系统全面深刻”
五笔字型发明人 王永民
1984年，五笔字型刚刚发布，很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但只有《瞭望》的报道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且具前瞻性，将视野放在汉字如何进入计算机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的突破上。这篇报道对我是一种鞭策、一种鼓舞，从那时起我就与《瞭望》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觉得《瞭望》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理解，在方向性上有很好的把握。比如，1983年有舆论认为汉字是落后文字，应该废除，走拼音化道路，理由是很长一段时间汉字不能进入电脑，无法适应信息化、计算机时代。《瞭望》在扭转、批判这种错误舆论，以及保护汉字、引导全民热爱汉字、热爱中华文化的事业上不遗余力，不惜篇幅地报道、分析汉字的优势，推动了五行码事业的发展，使王码在全国甚至国外得到更加有效的宣传和普及，迄今为止仍是应用最广的输入法，维护了汉字的传统地位和我们的文化自信。
希望《瞭望》不忘初心，帮助我们的汉字文化，以及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灿烂辉煌的姿态走向世界，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媒体”
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
《瞭望》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媒体。1988和1992年我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瞭望》都进行了报道。多年来，从液态大型电子管计算机研发，到国产操作系统等项目攻关，再到现在大家关注的“中国芯”，《瞭望》一直大力宣传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
正是因为有《瞭望》这样的媒体，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关注核心技术国产化的问题，才使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如果说在科研领域，自主可控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本质要求，那么在传播领域，做好国家和人民的“瞭望者”则应是媒体的守望和担当。我希望《瞭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战线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持续追踪科学领域进展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科院院士 白春礼
我与《瞭望》结缘大约在30年前。1987年底，我从美国回国做科研工作，因为国家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我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先进工作者称号等荣誉。当时，很多媒体想采访我，但我只想安心做科研，基本都拒绝了。1990年11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召集青年科学家座谈，座谈会结束后，《瞭望》找到我，希望能够采访我。周光召院长鼓励我接受《瞭望》的采访，他说，这不仅是宣传我个人，也是通过《瞭望》这一权威平台向公众介绍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重视。《瞭望》采访我的报道刊发后，引起了社会热烈反响。
这些年来《瞭望》持续追踪报道科学领域的进展，希望《瞭望》在未来能继续保持有高度的站位和视角，更多报道科学研究的进展，关注青年科学家群体，在我们国家走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了解国家战略布局的好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社会对此认识尚不充分。我在《瞭望》发表了文章《一堂具体的市场经济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做出了阐述。通过这次合作，我感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发展机遇与挑战的认识，利用《瞭望》这个平台传播出去，并与其他学者交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明确挑战和机遇在什么地方，从而形成共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瞭望》在这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作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为读者研判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了解我国在每一阶段的重要布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继续讲好强军故事”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军事科学院特聘首席专家 何雷中将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在新华社旗下的《瞭望》，真正“走进”《瞭望》是在2015年第六届香山论坛召开期间。当时，《瞭望》记者就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国际反恐怖，还有所谓的南海军事化问题对我进行了专访。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这是国内权威的时政周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报道香山论坛，从此我与《瞭望》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瞭望》的热心读者、采访对象和文章作者。
在2020年建军节之前，《瞭望》记者围绕中国军队走出去，为世界和平作贡献的题材对我进行了专访。报道刊登后，在国际舆论场引发了一定的反响。今年两会期间，关于国防费的问题非常敏感，国内外有一些讨论，《瞭望》记者及时就这个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发表了一篇《中国国防费合理适度真实透明》的报道。这篇文章在几小时之内，浏览量就超过百万，起到宣传阐释、以正视听的作用。
《瞭望》的栏目设置很有特色，我对其中的社评、权威访谈、决策背景还有热点解析等栏目很感兴趣，因为这些栏目的文章能够紧跟时代发展，对党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部署，及时给予深度解读，对一些重大事件和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进行评述诠释，而且站位高远、理解深入、分析透彻，读完以后很受启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国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瞭望》迎来了创刊40周年的纪念日，我认为《瞭望》站在了继续前进发展的新的、更高的起点。我衷心地希望《瞭望》继续为党的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新闻周刊。同时，我希望《瞭望》能够把讲好强军故事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情况的宣传报道。
“当好推动改革的决策参谋”
“大部门制”的倡导者之一、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 熊文钊
2005年前后，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纵向治理的主题发言。会后，《瞭望》记者向我约稿，连续刊发了几篇关于央地关系原则和良性互动机制的探讨稿件。之后，我就与《瞭望》建立了长期联系，经常就一些时政话题阐发观点、著写文章。2006年，我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大部门制的一些想法，《瞭望》刊发报道，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这一机构改革的思路。2008年大部制改革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在机构改革领域，《瞭望》做到了持续发声，起了重要的改革推动和咨询参谋作用。比如，我曾在《瞭望》发表过一篇关于国家政策部门利益化的文章，谈到改革进展到政府机构时，做决策的人应也参与其中。文章刊发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作出批示，有关部门专门到《瞭望》编辑部座谈，听取作者意见，并把意见吸收到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为航天人鼓劲加油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嫦娥工程总指挥 栾恩杰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开始的，陈毅元帅曾说过一句非常实在的大白话：“即便是把裤子给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样一种精神始终鼓舞着我们这代航天人。没有先进的武器是要挨打的，如今一两艘炮舰就可以打开国门，让我们签不平等条约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这些年来，《瞭望》一直深度跟踪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对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里程碑事件做了客观、真实、有观点的详细报道。我看了以后深受鼓舞，这也是对中国航天事业、对整个行业的期盼、鼓励和鞭策。我们将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继续努力奋斗。
“报道发挥了正本清源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
庚子年春，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抗疫过程中，中药深度进入诊疗全程，成为抗疫中国方案的亮点。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中医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但很多人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表面，甚至有些人受到不当言论的影响，发出了一些质疑。《瞭望》记者及时找到我，让我在这个权威平台上发声，向外界深度阐释抗击疫情中，中医药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中医药疗法是否适用于国外等问题，同时介绍了我们在武汉前线总结的治疗经验。报道刊发以后，引起国内外很大反响，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我也和《瞭望》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我之所以信任和选择《瞭望》这个平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瞭望》的权威性，二是《瞭望》的社会担当、站高望远，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希望《瞭望》继续用权威观点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力量，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继续成为引领时代的刊物。
“《瞭望》政治站位高看得远”
中国复关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龙永图
我记得，我刚参加完关贸总协定中国复关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回到国内，舆论非常关心到底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复关谈判的任务，并加入将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瞭望》对我进行了专访，题目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次专访给读者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中国认认真真地在发展市场经济，二是复关谈判已万事俱备，唯一所缺的东风就是太平洋彼岸大国的政治诚意。
后来事实证明，《瞭望》直接抓住了谈判的要害。中国之所以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是因为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美国也在最后关头表现了政治诚意。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通过这次专访，我感到《瞭望》政治站位高、看得远，不愧为舆论的引导者和“瞭望者”。
“见证环保事业发展历程”
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全国人大成立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后第一任主任委员、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 曲格平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越来越受到重视，直到成为基本国策、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过程。作为环保人，我亲历了这段历史，《瞭望》在环保领域持续积极发声，同样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最先关注儿科服务短板
北京市卫生局原局长、原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朱宗涵
2011年，我在筹建儿科峰会时组织了一次调查，发现儿科服务存在三方面短板：医疗机构不够，医师不够，药品不够。但医生的声音毕竟有限，需要媒体帮助。《瞭望》最先关注到我们这个课题，并组织了综合调研，充分反映了儿科服务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报道刊发后，影响很大，经过大家的呼吁和共同努力，如今儿童健康服务、医疗保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做时代的“瞭望者”
新华社浙江分社原社长 费强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是新华社成立90周年，也是《瞭望》40周岁“生日”。我认为这不是偶然，因为瞭望的发展始终是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改革开放的40年紧密结合的。
印象深刻的是1992年我在新华社江苏分社工作时的一次经历。当时我到苏南采访，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乡镇党委书记专程赶来看我，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1988年你在《瞭望》发过一篇封面文章，叫《中国最大的负债经营者》。这个报道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缺少资金，但又不敢提借钱发展。正是这篇文章让我们放开手脚，通过借钱使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我当时认识到，《瞭望》不仅对高层有参考、推动、启发作用，在基层也能产生这些作用。我希望《瞭望》能继续发挥“瞭望者”的作用，做时代的“瞭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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