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英国首相是谁（二战时英国首相从张伯伦下台到丘吉尔上台之始末）

张伯伦先生一直为避免开战而努力，可是战争来临的时候证明了他对作战并不恐惧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转述了他日记中的片段，他说：“开战的机率越高，丘吉尔加入政府工作的机会就越大，反之，也是如此”这句话中多少带有一些轻视的口吻我不仅仅想再次成为内阁大臣的一员，我还有其他的想法对首相的看法，我很了解，他的意思很简单：如果开战了，他就要找我帮忙，而且他可以确信，我是不会拒绝的但换个角度来说，他也害怕让我参加政府，希特勒会认为这是一种敌对的态度，如果还有一线和平的机会的话，那么也会随之消失这种看法最合情合理，但是却不正确但这不能怪罪张伯伦先生他为了不让局势往微妙的、严重的、坏的方向发展，而拒绝让一位下院的议员加入政府，是不能归罪于他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二战期间英国首相是谁?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二战期间英国首相是谁

张伯伦先生一直为避免开战而努力，可是战争来临的时候证明了他对作战并不恐惧。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转述了他日记中的片段，他说：“开战的机率越高，丘吉尔加入政府工作的机会就越大，反之，也是如此。”这句话中多少带有一些轻视的口吻。我不仅仅想再次成为内阁大臣的一员，我还有其他的想法。对首相的看法，我很了解，他的意思很简单：如果开战了，他就要找我帮忙，而且他可以确信，我是不会拒绝的。但换个角度来说，他也害怕让我参加政府，希特勒会认为这是一种敌对的态度，如果还有一线和平的机会的话，那么也会随之消失。这种看法最合情合理，但是却不正确。但这不能怪罪张伯伦先生。他为了不让局势往微妙的、严重的、坏的方向发展，而拒绝让一位下院的议员加入政府，是不能归罪于他的。

我在3月中与艾登和另外三十个保守议员联合提出议案，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夏季，英国国内掀起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浪潮。有人提出我和艾登先生必须进入内阁才行。克里普斯爵士一直奉行独立主张，他对国内的这次危机感到十分忧虑。他不仅访问我，也访问了各位大臣。他极力提议成立被他称为“全国一致的政府”。我无力支持他，但是贸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却非常赞赏他的主张。他给首相写了一封信，指出只要这有帮助，他愿意为了政府的改组辞职。

几周后的多数报纸都回应了这一建议。7月3日，《每日电讯报》拉开序幕，《曼彻斯特卫报》再次强调，最后纷纷响应。我很惊讶地看到每天的舆论都提及这件事，并一再表达。有几周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海报都写着“让丘吉尔回政府”，还被张贴在招贴板上。很多自愿参加的青年男女在下议院的门口走来走去，他们在自己的身前和身后挂着广告板，上面也张贴着这样的广告语。我并没有参与和鼓动这种宣传方式。若是政府邀请我加入，我是不会犹豫和拒绝的。现在我个人的好运气来了。但是其他的事情都自然的，按照一定逻辑的，而且又是可怕的顺序演变下去。

张伯伦告诉我，他正在考虑我的意见。如果临时政府不能吸纳自由党加入，他考虑吸收海陆空三军中有行政职务的大臣加入内阁，这样做能满足我对内阁人员平均年龄的要求，让内阁人员的平均年龄低于六十岁。张伯伦还说，海军大臣可以由我来担任，同时让我成为战时内阁的一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这一点我以前没有向他说起：站在高端运筹帷幄，看管他人工作，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确切的工作任务才是我最想要的。一个不能负责专门工作的部长，即使权力很大，也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因为想办法、提建议要比发号施令难做多了，而粗略地讨论一个问题不如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做出一些实事。我最开始的打算是，如果战时内阁成员和海军大臣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会放弃战时内阁，选择海军部；但很幸运，我现在可以同时拥有二者了。

张伯伦完全没有提及我将何时被国王正式授职。9月5日我才真正就任。因为战争初期对海军至关重要，所以我通知海军部，打算立刻上任，六点就去海军部巡视。接到我的消息后，海军部愉快地发出了“欢迎温斯顿回来”的信号。我再次回到这间办公室，25年前，我带着叹息声非常悲痛而遗憾地离开了这里。那一年，在费希尔勋爵辞职的同时，我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我想要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作战计划已经被证实遭到了破坏，而且根本无法挽回。我在我曾经的旧椅子上坐着，1911年，我把一个木头箱子放在我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北海地区的地图就装在箱子里面。德国公海舰队的动态在地图上均有标注，为了将这些重要信息集中管理，我让海军情报局每天都做这项工作。从1911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但来自德国的恐怖威胁没有消失，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我们要再次出战，为了保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犯的弱国。日耳曼是个英勇、严谨、残酷、疯狂、暴力的民族，我们要为了生存和国家的荣誉再次战斗！第二次战争已经逼近了！那么，就让我们奋起开战吧！

挪威的战役虽然很短暂，但很多不幸和令人倍感失望的事情都发生在这期间，这已经引起了国内深深的骚乱。有些人可能在很多年都没有活动，看似反应最慢，就是这些人，也有一部分情绪越来越激烈。反对党要求辩论战争的形势，这被安排在5月7日进行。一些议员的情绪非常激动，同时他们又感到很悲伤，下院随处可见这样的议员们。有敌意的氛围根本不能被张伯伦在开场作出的声明所压制。他的发言被嘲笑中断。他在4月5日曾发表过一次演说，人们总是让他回想这次演说。在那个时候，他说出“最佳时机被希特勒错过了”，他的结论太不严肃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与三军参谋长的关系被首相提到。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对他提出了质疑，他在回复中明确说道，这种权力并没有被我在挪威战役中取得。下院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一再用言辞激烈而又义愤填膺的方式发言，对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进行攻击。发言者发现，整个下院都在支持他们，有越来越响亮的欢呼声从各处响起来。罗杰·凯斯爵士热衷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他尖锐地批评海军参谋部没有成功地将特隆赫姆的计划完成。他说：“当变化了的、非常不利的局势被我察觉到时，我一再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所有的责任由我承担，让军队的进攻由我来领导。”他为了迎合下院激愤的情绪，将海军元帅的制服穿上了；为了证明他专家般的权威，他将技术性的详细资料提了出来，反对党在指责，而他就给反对党助威。艾默里先生坐在政府席后面，当一片欢呼声在下院不断响起时，他将克伦威尔向长期议会所说的蛮横的话引用过来：“你们在这里坐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我要说，你们滚开，看在上帝的脸面上，快走，从此我们再无瓜葛！”这位同事是我们多年的朋友，这位议员代表着伯明翰区，这位枢密顾问官有着良好的名声和丰富的经验，这样的话从他的口中说出，我们真感到心痛。

5月8日是第二天，在休会动议被讨论的情况下，议会辩论还在继续，但不信任的性质已经出现。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以反对党的名义，要求举行信任投票。首相接受了他的挑战，再一次站了起来，进行了一段深感遗憾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希望他的朋友们支持他。对于这种呼吁，他是有权利提出的，因为不管过去他是否采取行动，他的朋友们都支持他。战争前的“被蝗虫啃噬”的年代，他的责任是应该被分担的。他们在今天感到羞愧，闭上嘴巴不说话，甚至投靠了反对派，参加有敌意的示威。在这一天人们看到在下院，劳合·乔治的最后一次干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他的简短的演说不到二十分钟，其中一直有敌意地攻击政府首脑。他想要为我说话：“我不认为挪威发生的所有事情，责任都在海军大臣身上。”我立刻插话：“海军部所做的一切，我都要负全部责任。对于我应该负的全部责任，我愿意接受。”我被劳合·乔治先生警告了，他说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他人的挡箭牌，掩护我的同事不被“流弹”所伤害。接下来，张伯伦又成为他的目标，说道：“谁是首相的朋友不是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要比这更加严重。首相曾经呼吁大家要有牺牲精神。想要让全国牺牲的条件就是，国家必须要有人领导。政府必须要将想要达到的目的明确地表示出来，这位领导人物必须要被全国人民相信，他已经将他最大的努力做出来了。”最后，他说：“我要庄重地声明，首相应该先做出牺牲，起表率作用。牺牲首相的职位是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出的最大贡献。”

我们的阁员都很团结。空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已经发言。我主动承担起结束辩论演说的责任。我的职责包括这一点，这不仅是效忠我的首长的表现，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军事力量不足的时候，我在这次挪威的风险之战中地位非常重要的缘故。尽管工党反对党席的发言总是打断我的演说，但我尽量想办法让下院重新被政府控制住。前几年，工党奉行和平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他们犯下的错误，在战争爆发的前四个月，征兵制被他们一致反对，我在发言中回想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情绪非常兴奋。我认为只有我和几个与我志向相同的朋友才有资格提出反对，他们绝对没有提出反对的资格。每当我的话被他们打断，我就会立刻发起反攻，并且鄙视他们，有几次我都没办法让我的发言被人听清楚，因为大家的耳朵简直要被吵闹声震聋了。然而让他们始终愤怒的对象是首相，而不是我。不管什么问题，我都为首相考虑，尽我所能地为首相辩护。我在11点的时候坐下了，议会投票即将开始。政府获得了八十一票中的多数，但工党和自由党被三十几个保守党赞成，六十个保守党选择了弃权。下院对张伯伦及其政府的强烈的不信任已经在这次辩论和投票中表现了出来。虽然形式上没有表现出，但至少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当5月10日的黎明来临时，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传来。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的电报盒不停地传到我这里。德国人谋划很久的袭击已经发动了，德国同时侵犯了荷兰和比利时，突破了两国边界的很多地点。德国已经开始了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金斯利·伍德爵士在10点的时候来看我，他刚刚与首相会面。我从他那里听说，张伯伦认为自己的留任是有必要的，因为战争已经开始了。然而金斯利·伍德爵士的观点完全相反，他对张伯伦说，成立新政府在危急时刻显得更加必要，因为在应对危机方面，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他还说这个意见被张伯伦接受了。我在11点再次奉召去唐宁街。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坐在张伯伦的对面。他告诉我们，他认为他已经没有能力组织联合政府了。他从工党领袖那边得到的消息让他更加肯定。所以，如果他辞职了，应该向国王推荐组阁的人选，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他从容不迫，保持着非常镇定的态度，似乎没有将个人因素考虑在内，只是考虑着这件事本身。隔着桌子，他正在看着我们。

我有很多重要的谈话发生在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当属这次。这一次我沉默了，然而平时我总是止不住嘴地说着。两天以前，下院混乱的场景中，面对工党的质疑，我舌战群儒，当时的场景让人倍感激动，显然张伯伦先生还记着这件事。虽然，我是为了支持和拥护他才这样做的，他可能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这样做不利于工党拥护我。他当时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法伊林先生是他的传记记者，明确说出让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是他的想法。我们谈话因为我的沉默而中断了很久。这段时间似乎真的很长，甚至已经长过了休战纪念日静默的两分钟。哈利法克斯终于在过了一会儿以后发言了。他说他有上院议员的身份，在下院没有他的席位，所以他很难在战争期间承担首相的职责。如果首相由他来担当，一切就都需要他来负责，但在领导下院方面，他的权力缺乏。不管哪一个政府，都需要下院的支持才能存在。他用了几分钟发表这个想法。这些话被他说完以后，很明显我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实际上，后来真的由我来承担了这个责任。我的第一次发言开始，我说当我被国王命令可以组阁以前，在这两个反对党中，我都不会和任何一个交换意见。就这样，我们结束了此次重要的谈话。我们的气氛又恢复到轻松而随意的状态。我们已经共事了多年，不管是执政还是下野，平时都过着轻松而随意的生活，英国政治的气氛是比较友好的。我在过了一会儿后，回到海军部，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我还要处理很多事。

我们在唐宁街进行谈话的环境很安静，这场“大型战役”在我心中引起巨大的震撼，但这种震撼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淡，并逐渐消失。但我记得，有人和我说，张伯伦要去见国王，当然这个能猜想到，根本不用说。我在不久以后收到了一份让我在6点进宫的通知。到皇宫只需要从海军部沿着公园的林荫路坐两分钟的车即可。虽然我猜想，从大陆传来的让人震惊的消息可能会登在晚报上，但却没有一个字提及内阁遇到的危机。对于国内发生的情况，公众们还没有时间关注，所以，没有等候的群众出现在皇宫的门前。

我被立刻带去见国王。国王非常客气地让我坐下。他看了我一会儿，目光非常奇怪，而且还非常锐利，他对我说：“对于我为什么找你，我想你还不知道吧！”我顺着他的情绪说：“我猜不出来，陛下。”他笑了笑，说道：“我请你组织政府啊。”我表示愿意遵守王命。

对于政府是否是全国一致参与的，国王没有做出规定。我认为我被任命与这没有一丝直接的关系。然而从目前的局势看，从张伯伦的辞职中可以发现，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建立联合政府。如果我感觉我与各个反对党妥协是不能忍受的，那么我在成立一个最强有力的政府时，在宪政上并没有限制我招纳所有愿意在危急时刻为国效忠的人，条件是下院的多数人信任这个政府。我对国王说，我愿意立刻邀请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见面，我建议组成战时内阁，成员的人数是五六人。同时，我希望他在半夜之前，至少知道五个人。然后，我就辞别国王，回海军部了。

艾德礼先生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应我的邀请来看我，一同前来的还有格林伍德先生。我告诉他，我已经遵命组织政府了，并且询问工党是否有参加的意愿。他说他们愿意。我的提议是，政府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位由他们占据，也就是战时内阁的五六名阁员中，他们的职位数是两个。我请艾德礼先生将名单给我，这样方便我们对具体职务安排的讨论。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都被我提到了。当前的局势急切需要他们出任高级职务。当然我在下院的时候就认识了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两人。在战争没有爆发的十年里，我多多少少被孤立。我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都有冲突，和联合政府与保守党之间也存在冲突或者摩擦，然而我与前者的冲突要比我与后者之间的冲突少得多。此时，我们的对话简短而又令人感到愉快。接下来，他们与我告辞，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在前四十八个小时之内，他们之间的接触非常密切。

我请张伯伦先生领导下院，身份是枢密院大臣，在电话中，他表示接受，同时告诉我他的安排已经准备好了，他决定在9点的时候将他已经辞职的消息广播给全国。对于他的继任者，他会号召全国人民去支持并拥护。他在广播中用非常大度而宽容的措辞将这些信息表达到位。哈利法克斯勋爵被我邀请参加内阁，同时连任外交大臣一职。我遵守承诺，在10点的时候交给国王这五个人的名单。我心中已经决定了非常重要的海陆空三军大臣的人选。主管陆军部的是艾登先生，主管海军部的是亚历山大先生，空军部由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主管，他是自由党领袖。同时，国防大臣一职由我兼任，但我没有规定国防部职权范围的打算。

因此，当巨大的战斗在5月10日晚上开始时，主持国政的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了。此后，世界大战持续了五年零三个月，我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大，敌人最后无条件投降或者为无条件投降做准备的时候，我的职务被英国选民解除了，那时他们的事务就不再由我来处理了。

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阶段忙碌而又纷乱，我一直都兴奋不起来。我全部接受了事态的发展。但我不隐瞒正在阅读这篇真实记录的读者们：在三点的时候，我上床睡觉，那时我感觉终于松了一口气。指挥全局的大权终于落到我身上了。我发现我和命运一同在前进，我所有的生活都是为这一刻努力，我的准备都是为了承担这种考验。我在过去十年的政治地位是在野，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被我摆脱了。在过去的六年中，我提出了频繁而又详尽的警告。现在这些不幸的警告都应验了。所以，我不可能被任何人为难，没人能指责战争是由我发动的，也不能将缺乏战争准备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对于战争的全局，我的认识很多，我相信失败不会出现在我身上。所以，天亮是我非常期盼的，因此我这一觉睡得很好，在梦中寻求安慰已经是没有必要的了。我相信，梦想远不如事实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