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国七雄成语（战国策文学性非常突出）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奉命领校秘书，撰《别录》，其后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

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

《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来的书名不确定，成书据推断也并非一时，可能在秦统一以后。

刘向进行整理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

《战国策》作品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

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其中有不少章节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虚构的文学故事。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书中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人统计多达204个，比如一尘不染，大庭广众，两败俱伤，南辕北辙，亡羊补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羽毛未丰，引锥剌股，门庭若市，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安步当车，不遗余力，不翼而飞，侧目而视，高枕无忧，汗马功劳，画蛇添足，挥汗成雨，三人成虎，龙阳泣鱼，转祸为福。

《战国策》语言的铺排和夸张手法对汉赋有一定影响，不少学者认为书中那些纵横家的进言本质便是辞赋，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一篇直接被归入“辞赋类”。

《子虚赋》、《大人赋》的浪漫主义色彩便是继承于此。而《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在称赞秦国的强悍实力时，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点，这种手法对后世京都赋影响极大，《两都赋》、《二京赋》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写京都的富庶之态。

北宋的苏洵曾在《谏论》中提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文风的渊源。

《战国策》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文采，以及着力推动叙事发展的人物语言，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如同样是记载乱世的小说《三国演义》，魏蜀吴三家谋士为求利益，将纵横家再现于世。

三国中的名篇“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诸葛亮论辩咄咄逼人，以独到的政治眼光对当下局势做出准确判断，同时短句、排比对偶句的运用使得语言简洁明快，理直气壮。

不仅在风度上压倒对方，论辩语言和论辩技巧也更胜一筹，以致对手有口难言，可以说是受战国策士语言风格的影响颇深。

作品评价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

“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北宋文学家李格非）

“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学家朱熹）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清代学者陆陇其）

“乱乎圣人之经”（清代学者程夔初）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学者王崇炳）

“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学者鲍彪）

“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学家、史学家章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