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洲什么矿产最丰富（南极大陆矿产资源大陆）

手工劳作需要消耗食物的热量，而机器运行则需要海量的矿产资源支撑。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对人力的替代领域愈发广泛，规模化的工业生产、运营及管理体系愈发成熟，生产方式不断改进，生产力持续提升。这使我们得以享受较为充裕且低廉的海量商品，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自然与社会问题。

一方面，矿产资源的有限性使其成为众多国家的争夺目标，中东地区的长期动乱就与其可观的石油储量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矿产资源的肆意消耗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水体污染、地质灾害等等。

即便如此，在现阶段以及可预见的很长一个时期内，矿产资源依然是人类工业生产与科技进步的基础支撑，依然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抓手，依然处于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

放眼全球，有没有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无主之地呢？中国还真发现了一个，那就是南极大陆，其大陆面积为1239万平方米，比我国的国土面积还大。既然是无主之地，是不是抢到就是赚到，能够彻底解决我国的矿产资源供应问题呢？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矿产资源的特点：总量多，均量少，对外依存度高

单就矿产总储量而言，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矿产大国。然而，在矿产的实际生产运营中，我们还需要纳入更多的影响因素予以考量。

其一，我国的矿产储量丰富，但人均储量少；

其二，我国的大部分矿产规模不够大、品位不够高、选冶性能不够优秀；

其三，我国的很多常用重要矿产储量和产能不足，比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锰矿等等；

其四，我国的矿产共生矿和伴生矿较多，且大部分为坑采矿，露采矿较少，开发利用技术要求高，经济效益不明显；

其五，矿产资源分布区域与工业发达区域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开发成本。

中国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同时也是消费大国，而且部分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特别高。根据我国自然资源部2021年编制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0年我国几个重要矿产产量分别为：煤炭39亿吨、石油1.95亿吨、天然气1925亿立方米、铁矿石8.7亿吨。

与之相应的消费量分别为：煤炭43亿吨、石油6.7亿吨、天然气3306亿立方米、铁矿石14.2亿吨，产能缺口程度一目了然，我国矿产资源供应能力依然不足。

根据财联社的报道，我国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曾在2021年经贸热点论坛上表示，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而铜矿和铁矿更是高达80%。所以，稳定的矿产资源供应对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对外依存度越高的经济体，其韧性越发不足，在国际环境演变的冲击下会更加脆弱。作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矿产资源交易亦如是。

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孤立主义兴起、逆全球化趋势冒头、俄乌冲突等等，都有可能对我国的矿产资源供应造成一定的影响，无论好坏，不确定性凸显。

迄今为止，我国的矿产资源进口尚未受到明显的巨大影响，但是，对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经济体而言，把重要矿产的供应寄希望于特定事件的特定走向，是不够理智客观的。

2020年初，全球有276个矿山因为疫情暂时关停；2021年，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等国家及组织相继出台关键矿产清单，以提升自身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性；

2021年9月，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那是我们铝土矿的主要来源国，也是我们拓宽铁矿石供应渠道的重要一环；2021年4月，智利调整矿产政策，并在2022年1月叫停了比亚迪8万吨金属锂配额的合同；

2021年7月，左翼政客佩德罗·卡斯蒂略当选秘鲁总统，承诺对矿产资源重新分配，当地居民屡屡阻挠中国斥资70.5亿美元购买的铜矿进行正常的生产开采。

虽然我们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主动化解风险矛盾，积极努力作为，但在一些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提升上，我们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

南极大陆两重天：丰饶的矿产与严酷的环境

南极大陆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极其特殊，很多现象总能颠覆身处低纬度地区人们的常识。在南极，太阳不再每天升起与降落，周期会延长至半年，出现“极昼”与“极夜”。在南极，报时会变得异常有趣，作为地球经线交点，划入任何一个时区都是恰当的。

在南极，方向感不好的人也无需忧虑，因为视线所及，皆向北往。在南极，年均降水量仅有30毫米至50毫米，极点附近甚至只有3毫米，号称“白色沙漠”，但却存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储量，占比在70%以上。

除此之外，南极大陆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进行实质性的开发利用。

南极大陆的矿产勘探工作一直有序进行，其最终储量尚未完全确定，单是已探明的部分就足够惊人了。南极有着储量约为5000亿吨的煤田，为世界之最。

在南极大陆查尔斯王子山南侧有着品位极高、规模极大的磁铁矿石资源带，能满足世界200年的钢铁需求，有着“铁山”美誉。南极威德尔海等地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潜力十分可观。此外，南极大陆的铜、锌、锰等重要矿产的储量同样丰富。

一言蔽之，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南极大陆的矿产资源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阻挡人类对南极大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步伐的最大障碍就是其严酷的自然环境。

首先是冷，南极大陆的平均气温在零下25℃左右，其内陆部分更是在零下40-50℃，最低气温更是骇人，只有零下93.2℃。在这样的气温环境下，莫谈规模化开采的技术难度，人类的正常生存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其次是极地风暴，南极是全球风力最大的地区。每年有300天左右的8级以上大风，狂风呼啸，昼夜不止，一旦冷空气是自高原向下俯冲，那么一场恐怖的极地风暴是在所难免了。

迪尔维尔站甚至监测到过风速高达100米每秒的飓风，其破坏力是12级台风的近10倍，南极大风的威力可见一斑。

最后是冰，巨大的南极冰盖山壮丽雄奇，但也隐藏着许多致命的风险，无论是积雪覆盖下的冰裂缝，还是翻转塌落的流动冰川，都可能威胁着身处此地人员的生命安全。

南极大陆有着丰饶的矿产资源，同样有着严酷的自然环境，但它绝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事实上，南极大陆对全人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一些国家始终对此处净土怀有觊觎之心。

南极大陆的主权：领土主张与法律约束

目前尚无任何一个国际机构或国际法律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对所有国家的领土作出硬性的规定，甚至援引不同国际法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实操层面上，领土争端的解决往往诉诸国家实力与国际声望。

但就无主之地而言，国际习惯法和国际公约则具备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从国际习惯法角度，“先占”是常见的领土取得方式。“先占”是指某个国家有意识的取得当时没有其他国家主权诉求的占取行为。所谓的“抢到就是赚到”，大体就是援引该法条的结论。

在16世纪之前，单纯的发现就可视为占取行为，但此后却必须同时满足“最先占领”和“有效占领”两个条件，此种占领行为往往需要相关历史文献的佐证，比如彼时的地理版图、开发经营记载、管辖痕迹等等。

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除了少数的科考人员，迄今为止，南海大陆尚无长期定居人员，也很难寻得严密的历史佐证材料，但部分国家依然提出了相关的主权诉求。

自1908年英国对部分南极大陆提出领土主张后，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等国家相继跟进，随着各国胃口越来越大，因南极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日趋严峻。

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两极，虽然国家实力强盛无匹，无奈下场较晚，南极大陆的优势区域早已被英澳等声称国家“瓜分”殆尽，于是重新定义规则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1959年12月，在美苏的号召推动下，12个协商国历经60余次会议后签订了《南极条约》，正式冻结了所有的领土主张，并禁止任何国家在南极大陆上进行军事活动。

1991年10月，《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通过，并于1998年正式生效，直接规定了禁止在南极地区开发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

综上，南极大陆的领土主权及矿产资源，都有着强力国际公约的法律约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南极大陆的矿产资源永远不可能为人类所用了呢？恐怕未必！

其一，“冻结”不代表“禁止”，前者意味着暂停，但是否承认尚在两可之间，后者意味着停止，明确表达了反对态度。

其二，南极大陆资源丰富至极，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战略仓库，待全球其他地区资源耗尽且南极开发技术可行时，谁有能保证南极大陆永为净土呢？

其三，即便有《南极公约》等国际法律约束，少数国家仍一再重申自身的领土主张，比如2015年挪威政府就在《挪威南极利益与政策》报告中再次声称了对毛德皇后地的主权诉求。

因此，在未来岁月中，南极大陆矿产资源的归属和开发问题，未必不会再起波澜。

中国与南极大陆：不止矿产，关乎未来

南极大陆对中国的价值，绝不仅是矿产资源宝库那么简单。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南极大陆，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科考圣地，对人类科技及文明发展意义重大！在南极大陆进行科学考察，门槛并不低，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力与技术支撑，很难独立建设自己的科考站。

根据《海洋环境科学》中《南极生态环境及管理现状研究》的数据，截止2020年，南极科考站数量为80个，而其中常年站仅有41个。俄罗斯的科考站数量最多，有8个，而美国的科研队伍人员最多。

中国涉足南极大陆的时间较晚，1980年,中国两名科学家首次登上南极大陆， 1983年，中国加入《南极条约》，并于次年派出了首批科考队伍。虽然起步晚，但中国的南极科考之路走得又快又稳。

1985年，长城站建设完工，同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2008年，昆仑站屹立于南极内陆冰盖之巅；2018年，中国第五座科考站正式选址奠基。至此，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科考站的数量仅次于美俄两国，人员数量略逊美国一筹。

根据2017年5月“中国的南极事业”新闻发布会报道，截止2016年底，我国在SCI上发表的南极领域论文数量已跃居全球前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关乎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在粒子沉降、地磁脉动、反演古环境、气候变化、臭氧洞等众多科研领域，南极大陆有着得天独厚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极佳环境。因此，对中国而言，南极大陆的战略价值之高再如何强调也不为过。

目前，涉及南极的各类事务大都需要通过六个平台组织付诸实践，分别为：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南极科学委员会(SCAR)、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COMＧNAP)、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 (CEP)、国际南极旅游协会(IAATO)，其中前两者尤其重要。

然而，以上部分平台中我们进入的时间较短，在历史渊源和机制运行的研究方面尚有不足之处。

此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这些平台是否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应对新兴议题与突发挑战呢？如果协商国之间因为南极外的事务无法在南极问题上达成共识，《南极条约》是否会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呢？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我们无意脱离现行的南极条约体系，但已有不少学者对南极条约体系的长期稳定性持有悲观态度，既如此，关注该体系的演变走向并做好相应准备，本就是应有之义。

我们或应加强南极领域的法理研究，积极探索立法范围与路径，努力推动相关理论创新，适时将中国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智慧推广至南极条约体系中去，为各国在南极大陆的矛盾化解与通力合作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南极大陆是世界的矿产宝库，是全人类的科研圣地，其权属、开发与治理绝不能诉诸“抢到就是赚到”的粗暴方案，而应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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