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摄影大师人物作品（人物专访摄影大师中的）

【欧洲时报记者宗无际编译】“凯瑟琳·德纳芙是一位资产阶级小姐”、“凯特·摩丝总是喋喋不休”、“好的发型是决定你和女人成功约会的秘诀”。大卫·贝利（David Bailey），这位世界上公认的杰出而独特的摄影师，近日接受了《英国电讯报》记者Mick Brown的专访。

贝利说，“很多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很多男人不喜欢女人，他们想要找的是他们的妈妈而不是爱人。我与女性融洽相处。我在她们面前很坦率，我喜欢她们。”（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色情是抽象的，人们不会了解我的作品有多好”

193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东部贫民区的大卫·贝利是最杰出而独特的摄影师之一，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隐含浓重的“性意味”，他还能把握住所有的时尚潮流，为旅行中碰到的演员、作家、音乐家、制片人、设计师、模特和艺术家们拍照，他们有的声名远扬，有的默默无闻，但同样都令人难忘。

近日，国际摄影中心（ICP）宣布了2016年的无限奖（Infinity Award）获奖名单，终身成就奖由大卫·贝利获得。

贝利的工作室介于伦敦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与国王十字火车站之间，这里是伦敦极负盛名的艺术家聚集地之一。穿过一间仓库和工作间，我来到一栋楼房前，一辆自行车靠在墙上。我爬上楼梯，来到一间大房子，看见贝利正坐在一个长柜台旁边的凳子上。

“很高兴认识你，”我向贝利打招呼。

“你怎么认识我呢？你还没和我说过话呢，”贝利回答。

进入工作室，我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一幅出自于英国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之手的巨幅蝴蝶画，室内还挂满了贝利的各式各样作品。

“想要一杯茶吗？”贝利问。

他的坏脾气远近闻名——自以为是，缺乏耐心。贝利不屑一顾地认为，人们不懂摄影。他的照片与他的人生一样，都由一种桀骜不驯的强硬与孤高作为底色，因此显得个性鲜明，风格强烈。同时贝利也是一位很有趣的人，他经常大笑，高亢的笑声极富感染力。

“他瘦削迷人，在当时比披头士还有型。”这是模特兼造型师格蕾丝·柯丁顿（Grace Coddington）在回忆录中对20世纪60年代的贝利的描述。而如今，贝利穿着一件牛仔上衣和灯芯绒马甲，看起来大腹便便。他胡子拉碴，下眼袋臃肿不堪，头发已所剩无几，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几周前我刚度过生日，我感到很沮丧，”贝利说。“我以为我是76岁，但凯瑟琳（贝利的妻子）告诉我：‘不，你78岁了。’”

他摇了摇头，好像还是不肯相信现实。“这是我生命中最快的两年，尤其是在我这个年龄，因为你了解到了时间的有限。”

在过去50年里，贝利无疑是英国最伟大、最知名的肖像摄影师，他的“摇摆的60年代”（swinging sixties）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贝利在英国家喻户晓，但他曾抱怨说，大家都认识他，但很少有人能认出他的摄影作品。

贝利的事业发展相当迅速，他1956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在马来西亚服役期间便开始尝试摄影，退役后成为一名社会摄影师的助理。贝利完全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的专业学习，但他在1960年开始为英国《Vogue》工作，以其风格强烈的时尚摄影作品为世人所知，间或也拍摄人像摄影作品并获得认可。此后，他多次举办大型作品回顾展，还出版了一系列摄影画册。

贝利表面上是一个时尚摄影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喜欢拍摄女性。有些人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很“色情”。贝利并不理解和认同，“这是抽象的东西，也包含了很多个人见解，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必须自己决定。”

贝利的系列摄影画册，其中包括《美人照之盒》、《再见宝贝》、《再见与阿门》等，可以说是一幅幅时代书卷，那个年代每一位主要文化人物的肖像几乎都被收录进他的作品，包括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男影星泰伦斯·史坦普（Terence Stamp），名模徐姿（Twiggy），现代流行艺术之父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演员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米亚·法罗（Mia Farrow）……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50年后人们还会谈论或描写这些事情？”

“不，我从来没有想过，人们一定不会意识到这些时尚摄影有多好。因为人们不理解它的意义，他们不明白它与普通照片的区别，”贝利回答。

简·施林普顿。

“我对女人比对男人更慷慨雅量”

20世纪80年代，贝利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商业广告上，他大方地承认那都是因为钱。

从吉百利到大众汽车，他估计自己在这些年里导演了500余个广告，其中还有一个是为本届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航空公司拍的系列广告。

“其实我挺喜欢唐纳德的，当时我们团队拥有世界超模卡萝（CarolAlt），唐纳德问我，‘你能否让她说，我爱唐纳德·特朗普，’我回答，‘听着伙计，你只要付了钱，想让她说什么都可以，’我示意卡萝，于是她便照说：‘我爱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听后很开心，过来对我说，‘非常感谢你，贝利。’之后我与他仍有合作，特朗普对人总是很直爽，让人感觉舒服。”

到现在贝利已经很多年没做商业活动了，他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并在1999年拍摄一部故事片——入侵者（The Intruder），主演为夏洛特·甘斯伯格（Charlotte Gainsbourg）和娜塔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票房惨得一塌糊涂。这让他重新意识到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人物摄影。

贝利不喜讲述自己是如何摄影的，一方面，谈摄影技术让对话很枯燥；另一方面，他可以保留自己作品的神秘感。

“我说不清楚我是如何摄影的，我只知道当其他人使用白色背景摄影时，看起来像是护照照片。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问。

“摄影从一开始就是凭天赋和个人感觉，如果你在模仿大卫·贝利，那将是一场灾难。”他又一次发出他那标志性的大笑。

贝利拍摄一组人物摄影大约需要两个小时，但其中使用到照相机的时间只有半小时。

首先，他喜欢琢磨模特的肢体语言，捕捉模特身上一切他可能没注意到的细节，思考要怎样表现主题。接下来是聊天环节，贝利会问他们最厌恶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的性生活如何。

“我与模特聊的都是与任何人都能谈论的话题，我不在乎你是谁，我可以去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在10分钟内了解他们的人生，他们接下来会想来工作室拍照，”贝利说。

他说，演员是最难拍的。“你很难看穿他们的内心，所以你很难判断你得到信息的真实性。坦白说，我总觉得女性比男性更好拍摄，因为我对女人比对男人更慷慨雅量。”

贝利认为，在他一生中认识的最伟大的两位模特，是简·施林普顿（Shrimpton）和凯特·摩丝（Kate Moss）。

“她们身上有一种魔力，我无法解释这种感觉。在世界上有很多女孩都美过凯特或简，但没有人比他俩更上镜。这与任何摄影技术无关，她们的美就在那里，我只不过是个拿相机将美记录下来的人。

但贝利曾在30年里没有拍摄时装照片，“因为我感觉我在重复自己，一个个漂亮女孩也让我审美疲劳，”他坦言。

事实上，贝利从未表现出对时尚有浓厚兴趣。他指向墙上的一幅相框说，“那是我最喜欢的时装画。”那副画中描述的是一位看不到脸的模特，穿着一件波浪型的衣服。

“我在65岁时，曾为巴黎世家拍摄时装照。巴黎世家很不错，但这类事情我已重复过无数次。普通时尚摄影师在我看来，与婚礼摄影师没什么区别，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通过贝利的镜头，简·施林普顿、佩内洛普·特里（Penelope Tree）、玛丽·赫尔文（Marie Helvin）已不再是模特，而是彼时彼刻的一种符号。

卓丹·邓、肯达尔·詹娜（金小妹）、Gigi都是如今首屈一指的超模，但贝利说他一个也不认识，“从未听说过，这些是当今的模特吗？我都不认识。我认识的模特都是与我共事过的人，简曾与我一起生活，我力挺她拍过《Vogue》……

2014年，贝利应邀为女王88岁生日拍摄官方肖像。在他的照片中，女王放下以往的高贵威严的气质，成了一位戴着珍珠、慈祥微笑的老奶奶。

“拍摄中失言称英国女王为‘姑娘’”

我们谈论起他拍摄过的其他人。贝利首张照片选用的模特是英国小说家及戏剧家索默塞特·马海姆。

“那时我才20岁，刚刚从皇家空军退役。我记得我使用的还是老式相机，现在还保存在多切斯特。马海姆对我很好，他邀请我去他法国南部的家中做客，但我并没有赴宴，”贝利说，“让他们猜，不要立刻让他们知道所有。”

“有一次在SOHO区的一个酒吧，我遇到了弗兰西斯·培根，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他描述说，“我问这是哪来的老头，总是给我买威士忌和苏打水？有人说他是一位知名画家。从那时起，他便出现在我的摄影作品中。”

贝利还在2014年为英国女王摄影，首次是拍一个促进贸易旅游的政府活动，之后王室让他为女王88岁生日拍摄官方肖像。

贝利的照片多是冷酷风格，但此次为女王拍摄的肖像则截然不同，在他的照片中，女王是一位戴着珍珠、慈祥微笑的老奶奶。

“我与女王相处得很好，”贝利说，“我不能告诉你她说了什么，但我可以讲述一些趣事，一开始，我尊称她夫人。在拍摄进行中我居然失言叫女王‘姑娘’，‘好的，姑娘，向左偏一点……’当时我进入了工作状态，完全忘记了场合，但女王人真的很好，并没有不悦。”

“我对女王说，‘我不想让您戴上任何皇冠或者坐在皇位上，我只想让您身着日常服饰，顶多穿一件晚礼服。’我向女王请示说需要延长半天时间拍摄，她同意了。第二天早晨我想方设法让她笑，我说，‘夫人，告诉您，我真的得了抽动症，’之后，屋里的气氛像点燃了一样热闹，我们一上午都笑个不停。”

凯特·摩丝。

“我有阅读困难症，但这让我眼光独到”

贝利的父亲伯特是一家裁缝店的裁剪师，后来经营了一家酒吧。他脸上曾被剃刀刮出一道长长的疤痕，缝了36针。贝利几乎与他的父亲零交流，不知道父亲都在做什么。贝利既不喜欢父亲，也不喜欢母亲艾格尼丝（Agnes）。“她是一位强悍的女人，我认为她有躁郁症，”贝利如此形容。作为男孩，贝利从小就是素食主义者，且酷爱鸟类。贝利的父亲当时认为贝利一定是“同性恋”。在贝利一生中，从始至终订阅过的刊物只有一本，那就是《Cage&Aviary Birds》这本鸟类杂志。贝利回忆他在童年只感受到一些微弱的美好。

在二战期间，贝利的家曾被炸毁，烟雾的味道是他童年持久的记忆。“我感觉童年中的每一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我7岁时战争结束，而此前伦敦已连续6年深陷战火。

贝利吃百吉饼和鱼丸冻长大，他所有的朋友都是爱尔兰人或犹太人。“有一天我去检测了我的基因，因为我所有的犹太朋友都认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想我最好找出证据。不过，最后我发现我是纯正的盎格鲁—萨克逊血统。希特勒一定会崇拜我！”说完，他哈哈大笑。

两年前，贝利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贝利的东区》（Bailey’s East End），记述了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现在的庄园生活。书中收录了贝利母亲、父亲及妹妹塞尔玛（Thelma）的照片，还有住房景观，街道上几乎空无一车。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在哈克尼区安全屋中拍摄的英国那个时代最知名黑帮克雷兄弟的肖像。

“我喜欢真正的贵族，也不厌恶上流社会，我认为他们和我有点像。我只是讨厌中产阶级。但我依然对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我很荣幸能够拥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个是我有阅读困难症，这是一种学习障碍，但这让我眼光独到；第二个是我在伦敦东区长大，虽然这曾是一个拥挤的贫民区，但生活让我变得更坚强。”

贝利说，“我许多朋友都有孩子，有的还生了好几个，这是好事，但同时也带走了你的雄心壮志。如果我是女人，我会成为一位女同性恋，我不会和男人上床。”

“很多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很多男人不喜欢女人，他们想要找的是他们的妈妈而不是爱人。我与女性融洽相处。我在她们面前很坦率，我喜欢她们。”

“为什么女人喜欢你？”

“因为我让她们笑，让她们脱掉内裤的最好方式是逗她们笑，”贝利回答。

“所以这与你的权力和地位无关？”

“如果你是默多克或霍华德·休斯这样的强人，你可以随意使用权利得到你想要的‘美味’，”他说。

与贝利谈女人这个话题，就像是在禁酒时期的芝加哥的一个地下酒吧喝酒。

他的观点和语言，在如今几乎可能被逮捕，但他有些观点不容忽视。他说，保持政治正确性是一种比艾滋病更为严重的灾难，因为这阻碍了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贝利一直反对的。

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贝利还拍摄过很多英国知名政治家，但他只简略提到过数位：一位是撒切尔夫人，“我真的很喜欢她，”贝利说；一位是彭东尼（TonyBenn，英国极左派元老），“他想要拍做鬼脸的照片，我感觉这有点傻，他还要拍叼烟斗的照片，为这事我还不小心弄伤他了……

贝利和妻子德纳芙。

“好的发型是决定你和女人成功约会的秘诀”

贝利有过4段婚姻，22岁时与一名非常漂亮的打字员——罗斯玛丽·布兰布尔（Rosemary Bramble）结婚。

后来，贝利为了简·诗琳普顿，与布兰布尔离婚。贝利在1965年二婚，妻子是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贝利曾为她拍摄了《花花公子》的裸体照。1975年，他迎娶玛丽·赫尔文（Marie Helvin），之后在1982年离婚。4年后，他又迎娶25岁的模特凯瑟琳·戴尔（Catherine Dyer），而贝利当时已经48岁了。

“贝利是个好色之徒”，这个话题是在过去的40年里每一位记者采访他都要谈论的话题。很明显，他已经厌倦这种谈话。

“我想，是凯瑟琳·戴尔真正改变了我的生活，”他停顿了一下。“是这个凯瑟琳，而不是别的凯瑟琳……”

“她如何改变你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们相处得很好。”他耸耸肩，“她不会嫉妒猜疑。”

“她有什么可嫉妒的呢？”

“我也希望她这么想，否则生活会很无趣，不是吗？”他呼哧一笑，在房间里喊道：“马克！有女人在追我吗？”

“有！”马克大声回应，他与贝利共事12年，早已习惯了这些。

“好吧，谁不希望自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呢？”贝利说，然后看了看我。“有没有女人向你献媚？”

“我？噢，不不，我想永远不会有……”我回答。

“你应该去换一个发型，好的发型是决定你和女人成功约会的秘诀，”贝利对我说。

“你与凯瑟琳的婚姻是如何维持30年的？”

他耸耸肩，“我们就是相处的不错，在感情生活上，有的人和你就是合适，有的人就是不合适，这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不要后悔，后悔会让你郁郁终生”

贝利和凯瑟琳有三个孩子，帕洛玛、芬顿和1995年出生的萨沙，贝利将其记录在他的一本摄影书中，这本书的名字叫《TheLadyIsATramp》，专门收录凯瑟琳的照片。

“在贫民区长大的童年经历，是否影响你教育孩子的方式？

“我没有带孩子，孩子都由我妻子管教，我负责提供他们的抚养费。我在美国拍摄商业广告，呆了很多年，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与孩子们相处。但我教他们下棋，如果你能下棋，你也很容易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在棋艺方面，我曾赢了杜尚夫人，她是美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妻子，同时她也是一位国际象棋大师。她有一次与约翰·凯奇（John Cage）对弈，问我说要不要来一局。我点头同意，并且赢了她。但杜尚夫人说这完全是一次偶然的失误。她要求再下一局。我回答说，我从不连续下两局……”说完，贝利又一次哈哈大笑。

“在你年轻的时候，孩子们都没有在你身边长大，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不要对人生中的任何事情感到后悔，后悔会让你郁郁终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消逝。这也是为什么摄影如此伟大的原因，它能留住瞬间。”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吗？”

“我没有变坏，我从未偷窃、抢劫，反而是我被抢劫过几次，在生意场上……”

“你过着遵循道德伦理的生活吗？

“如果按我自己的标准回答的话，这个答案是“Yes”。如果按基督教的标准，感谢上帝，答案是‘No’。”

“尼克尔森让我领略到伟哥的神奇”

在古稀之年，贝利并没有松懈的迹象，他依然每天工作，人物摄影和画画一样不落，他在五颜六色的大画布上作画，你可能会将他的作品称为“新表现主义风格”。

最近几年，他出版的摄影书籍中主要收录了对画家、建筑师、电影导演和设计师的摄影，例如2009年出版的《眼》（Eye）；还有在2010年出版的《英雄》（Heroes），记录了英国士兵在阿富汗的战斗生活；另外一本拍摄印度纳加丘陵的摄影集也即将出版，贝利向往那儿已经40年了。

“我在作家吉卜林或别的什么地方读到过纳加丘陵，”贝利话锋一转，“那在书上看起来很浪漫，但到了那儿才发现是一场噩梦，在我去过的鬼地方中，那儿的条件是最恶劣的。”贝利一行不得不抛弃吉普车，步行跋涉穿越丛林。

“在回来后的几天里我全身都要瘫了，腿都上不了楼梯。”

贝利表示，年纪变大从未让他感到烦恼，“杰克·尼克尔森让我领略到伟哥的神奇，我在这方面从没有问题，”他笑着说，“我没变老，我只是比以前疲乏了，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我这个年龄都在用助行架，因为他们没有控制好饮食规律：不要喝酒，不要吃肉。”

“如何评价你的才能呢？”

“我并不聪明，我总是忘记人的名字，而且永远也改不了这个毛病。我曾对凯瑟琳说，“就算不认识任何人，但至少可以微笑。”贝利说，”她总想让我有所突破，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富有幽默感，我所有的女人都很幽默。”

贝利表示，他不喜欢思考死亡，他认为这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改变它。

“我不喜欢死亡，所以我不参加葬礼，我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从不在电视上谈论谁逝世。在大卫·鲍伊去世时，所有人都想邀请我去说几句，但实际上我只与他共进过两次午餐，为他拍摄过四五次照片。我说我不想去，然后跟他们说很多人变得伟大只是因为他们死了。

有些小伙子写信给我，跟我讨论生命的意义，我给他回信：尽力而为、随意而安，掌握自己的东西。

一个声音传进工作室，贝利抬头一看，“噢，我的妻子来了，你会喜欢她的。你是犹太人吗？所有爱以颜色取名的人都是犹太人，例如：格林（Green）、戈尔德（Gold）、希尔福（Silver）……

凯瑟琳很漂亮，身材高挑，有很特别的骨骼结构，她温柔地给贝利一个吻。

最后，我准备离开了，当我快走出工作室门口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不喜欢你的外套，”贝利依然在调侃我的形象和穿着。工作室的大门离贝利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几乎是朝我大喊，然后笑着说：“你应该给自己找个新裁缝。”

（编辑：泽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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