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九（今日年广九当年的）

撰稿 | 记者 高兴 宋祖礼 丁一涵 汪鹏翀

编者按

以当年媒体的曝光度衡量，年广九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超级大V”。这个几乎没有更新、至今没有下架的昔日“超级大V”，如今还好吗？

东方网·纵相新闻上个月奔赴安徽芜湖对他进行了专访。

和年广九相约采访时的种种周折，在终于见到他本尊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11月中旬的某天上午，在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博物馆”门前，年广九从一辆白色丰田SUV的副驾驶走了下来。

满脸春风，满眼精光，这精神头，哪看得出是一个81岁的老人？

他热情而主动地伸出了手，仿佛是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重逢。

▲纵相记者与年广九（中）在博物馆内邓小平雕像前合影

1.”我喜欢和媒体说话”

深秋的芜湖，寒意甚浓。

年广九穿着一套深豆沙色的灯芯绒西装，打着领带，里面着一件灰蓝色的“V”字领毛衣，毛衣束进了深灰色的毛裤里——因为毛裤比外面的裤子长出好大一截，远看，像一条深灰色的腰带。

他的头发齐刷刷向后梳，抹了一层发蜡。白头发倒不多，乍一看，像葵花子壳的纹路，似乎在为“傻子瓜子”做广告。

后来我们看到他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也是一模一样的装扮，想来他还是比较喜欢这套行头。

“过几天，鲁豫要来。”年广九讲话，有非常浓重的地方口音。

“鲁豫有约的鲁豫？”

“对啊，她第四次来了。”

又到改革开放的重要纪念时刻，年广九有点忙。

采访之前，我们一直是与年广九二儿子年强手下的工作人员沟通。对方倒是很专业，什么媒体，什么形式，什么问题，问得一清二楚。

唯一有点意外的是，工作人员说，平时年老都是坐公交车或者打的过来的，而那天，他换坐了一辆丰田SUV。在芜湖，满大街跑着奇瑞汽车——这里是奇瑞总部所在地。

据说，他一直喜欢坐副驾驶，可能是因为方便与人聊天。

面对镜头专访时，我们试探性地问年广九，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是，还加了句：我说的都可以放出来，就怕你们不敢。

我们是满怀期待地按下录像键的。

结果，他的确没有食言：因为但凡我们问到的敏感问题，他都回避了。再交流，仍答非所问。

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当回忆起辉煌的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他敢于冲破藩篱，为搞活生产、提高效率而想出许多现在看来已是稀疏平常的管理高招、销售秘笈时，显得慷慨激昂，情不自已，高分贝震得满屋子嗡嗡作响。

讲到兴奋处，他还懂得来点“饥饿营销”：“让我抽根烟，喝口水，等等接着和你们讲更精彩的。”

他曾经说，一生最遗憾的，是没有与“恩人”邓小平见面。但我们强烈怀疑，真见面了，他的话不借助“翻译”，小平同志多半都听不懂。

▲“傻子瓜子”的总店里挂着邓小平文选里提到他的话

年广九喜欢与人聊天，但“最喜欢与媒体打交道”，因为媒体可以把他的声音传递出去，“而跟其他人说了没用”。

他挺有镜头感。我们的摄影师说，面对镜头，他还很会站位。

在博物馆下面的“金傻子”瓜子（他二儿子年强的公司）专卖店里，他帮顾客挑瓜子，一点不紧张，一些顾客看到镜头，反而有些拘束，任他往篮子里放瓜子，直到最后称重付钱走人。

称重时，我们没有看到年广九赖以成名的“多抓一把”。因为现在都是小包装，无法多抓一把瓜子了。

也有人说，电子称本来就是准确的——曾经有人分析他称重后“给顾客多抓一把瓜子”，不是因为他大方，而是因为称重时，就有意少给人家了，多加一把只是应有的公平，但顾客感觉却像捡了便宜。

对着镜头，年广九还很自然地捧起一个瓜子大礼盒，慢慢抚平褶皱的商标，似乎欲言又止那句广告词：傻子瓜子，聪明人的选择。

2.年广“九”：4个老婆与5个儿子

以当年媒体的曝光度衡量，年广九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超级大V”。在他看来，“超级大V”的照片，就是最好的品牌。

在中国，直接把自己的相片放上产品包装的人，大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陶华碧，一个是年广九。

比“老干妈”更狠的是，在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包装袋上，是一张年广九与陈慧芳的合影。

陈慧芳，是年广九的第四任太太。

作为“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在邓小平1992年最后一次提到他之后，“再度出山”的“傻子”在经营方面还有所创见，但从九十年代后期，“傻子瓜子”便出现了发展滞缓的情况，后来甚至可以用“一路磕磕绊绊”来形容。

究其原因，很多媒体用两个字概括：内耗。

在年广九几段婚姻的分分合合中，深层次原因其实都与利益有关。

发妻生了三个儿子，与他相差29岁的第二任太太彭晓红，以及比他小33岁的第四任太太陈慧芳，又各生一子。

四妻加五子，年广九的“九”字，似乎也是命中注定。

30年来，为争夺利益，围绕“傻子”这个品牌，家里人曾屡次对薄公堂。

目不识丁的年广九，即便有窦燕山的教子之方，恐怕也难以一碗水端平，带领大家齐心协力做“傻子”。

剪不断，理还乱。2006年，据《扬子晚报》报道，在大儿子与二儿子争夺“傻子”瓜子商标期间，大儿子年金宝与其手下一女员工在出租屋内离奇去世，引发坊间议论纷纷。

年金宝的死让年广九悲痛不已，他一度退出江湖。外界以为年家会痛定思痛，但不久，外界发现大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平息什么纷争，年氏家族中的其他人也没有因此而重新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

这次去芜湖，在市中心最热闹、相距不到1公里的地段内，与“傻子瓜子”相关的、由家族中不同人经营的瓜子专卖店，居然有四家！

▲芜湖市中心的总店，年广九平时就住在总店楼上

在二儿子年强投资建造的“傻子瓜子博物馆”里，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古铜色雕像引人注目。

蹊跷的是，博物馆的讲解员说，这雕像展现的是早期做瓜子生意时，年广九的发妻耿秀云与二儿子年强每天晚上算帐时的情景。可相隔一日，年广九给我们介绍时，却明明白白说这是耿秀云与大儿子年金宝。

在一本由年强主编、2013年年底出版的书《傻子吟》里，有一段“傻子瓜子”大事记，里面只提到了年广九、耿秀云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

时至今日，年氏家族里没有一家“傻子瓜子”，在业绩、规模或者品牌上可以在全国一枝独秀。许多90后，根本不知道炒货界里还曾经有过一个“大哥大”。

“傻子瓜子”没有拧成一股劲一致对外的局面，可能还要继续下去。

3.从“聪明人的选择”到“傻瓜网民的选择”

如果把“傻子”年广九，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当时更多叫个体户）的样本，加以长年跟踪研究分析的话，那么，年广九在上世纪80年代“不计后果、只看效果”的冲劲——后来被升华归纳为“傻子”精神——的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示范作用与试错效果。

如今，改革开放过去40年了，大家对年广九的记忆与认知，似乎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难怪网上经常有人会问，那个“傻子瓜子”年广九还在吗？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延续，大家在观察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向第二代家族成员传递接力棒的过程中，“傻子瓜子”是否会成为一个反面教材，还有待观察。

我们采访回来后，在常规的电商平台上并没有找到“傻子瓜子”专卖店。最后，是通过包装袋上的一个联系电话——加微信——以及“无论买多少都不包邮”的方式，买了6袋“傻子瓜子”，共114元，其中邮费24元。

显然，当年凭“结婚证”或者“当日火车票”，才能省去至少一个小时排队时间买到的“傻子瓜子”，如今已经变成“傻瓜网民的选择”。

看来，曾经风生水起、寂寞无敌的“傻子瓜子”，接连错过之后的资本市场融资与电商平台发展，是不争的事实。这事实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中，官方对于年广九的评价中有这么几个：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是第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他一生被邓小平三次点名，他命运的起承转合暗合着个体经济的发展进程。

而过去的10年，以智能手机为主要载体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面对“只要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的时代，曾经的“改革开放风向标”，却可能连风在哪里，风是什么，都无法感知。

今年10月底，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中，不出意外入选的年广九，是其中唯一一个头衔写“创始人”的民营企业家。这份榜单上99%的民营企业家，头衔都是“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或者“董事局主席”。

年广九没有智能手机。每每有电话进来时，他那台市面上很少见的中兴手机，会大声报出一连串数字组成的电话号码。

在安静的屋子里，这铃声常常显得唐突而格格不入。一如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年广九。

纵相新闻将于明日推送“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专访，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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