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为什么叫凡尔赛之宫（圆明园研究圆明园与凡尔赛宫）

中国艺术品和欧洲艺术品：反映和歪曲

在欧洲人对圆明园的描述中，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是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的使者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所写的一封著名书信。他于1738年来到中国，直到他1768年去世都是作为一名宫廷画家为乾隆皇帝服务。

他的这封信写于1743年，在这座花园完工的前夕，寄给他的故乡多尔的阿索先生。这封长信于1749年以书信集的形式在法国出版。之后，它被翻译成英文。1752年，它至少在三本英国杂志上发表。王致诚是以欧洲人的眼光最广泛描述中国的现实花园的人，他保留了中国帝王的主要花园宫殿建筑群的下一个50年的最详细的描述。

因此，在使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宫廷文化和中国宫廷文化强烈地影响英国自由流动的花园景观的发展方面，王致诚的书信被证明是重要的。这被法国的中英式花园所复制。结果，这完全是中国的花卉艺术品。最重要的是：在现在的背景之下，这封信揭示了审美过程的翻译。为了使中国的异邦艺术在欧洲被理解、被使用，这是所必须的。

王致诚告诉我们：他和其他的耶稣会传教士，包括著名的郎士宁，居住在一个紧靠圆明园的教堂建筑群里。他们每天在宫廷工作。乾隆每年有10个月居住在圆明园，在这一时段，他们大部分时间画中国风格的作品。王致诚也提到：作为一个宫廷画师，他每天见到皇帝，享受整座宫殿，包括帝王的居处。因此，他的信表面上是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一个精英帝国文化创造者的内部观察者的独特视角。

他在皇帝最核心的圈子中，与皇帝如同满洲官员那样亲密。他共享、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乾隆的文化经验。更进一步地说，不像随之描写圆明园的外交家、军人或旅行者，王致诚明显地受一个使者对跨文化交流的欲望的激励，即使这种欲望反过来被他激励。正如他所承认的：更感兴趣的目标是促使中国包容基督教。事实上，王致诚和他的同事是持续地把中国的所见所闻传回到欧洲的核心选手。那时，中国经常被视为一个潜在的进步社会、道德和政治观念的来源。

王致诚把圆明园的众多风格意识形态的假设、审美反映、叙述策略这些被后来的来自欧洲的旅行家和评论家重申的因素，从许多细致的描述和注解中显现出来。因此，这些组成了在理解中国的建筑和花园方面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典范。最惊讶的是：他公开宣称圆明园这座宫殿建筑群最终的不可理解性。

一个原因是它规模巨大。单是与多尔的居住区域的规模比较，他在声称不可能做一个计划之前，引用了超过200座宫殿和许多供太监居住的房子，因为他说“为做那计划，我将不得不至少花3年的时间，其它什么事都别干”。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无尽的多样性的土地，包括楼房的样貌、桥梁的造型、沿湖岸的植物和建筑、灯笼的材料和种类、窗户和门的形状、走廊和画廊的轮廓。

总结起来，王致诚对他们的（中国人的）富于创造力的精神感到惊讶。他陈述道：这令人钦佩的多样性不仅在整个楼房和景色的象征性方面存在，也在由此而来的被创作的不同部分存在。第三个不能理解的因素是一个完全的异域审美。王致诚在他的叙述的每一个开始强调：“我将高兴地试着给你一个这样的描述：能够给你一个精确的观念。但是这太困难了，因为那跟我们的楼房和建筑方式完全没有关系。仅有眼睛能够抓住它的真实观念。”欧洲人对圆明园的表达风格和模式是如此不熟悉，以至于不可能通过相似性或熟悉性的关系来描述。人们不得不眼见为实。

圆明园方壶胜境复原图

这些多余性、丰富性和差异的主张混合，另外给与王致诚精确的像档案似的清单一个惊喜的氛围。这一氛围偶尔变成神秘化。解释为了使楼房的进口和楼梯模糊的自然石块的使用，王致诚陈述道：“没有什么如此像那些难以置信的仙人般的宫殿那样，人想象在沙漠中央攀登岩石……”

他惊叹这个建筑群仅仅20年就建成了（有一点夸张），他说一群有限的工匠却能立即把原材料变成楼房。他评论道，人们将说：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之一，它通过在一个美丽的山谷里或山顶的魔法突然成形。圆明园是如此的迷人，以至于王致诚对地表的造园技术和装饰，能够几乎是亵渎地陈述：“它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

圆明园鸿慈永祜复原图

如此魔术般的隐喻，被马嘎尔尼勋爵在他1793年出使中国时重申，也被1860年法国和英国的掠夺者们重申。这在煽情主义者们19世纪的东方主义话语倾向中成为一个共识。但是，王致诚强调：超越这个神秘的异域主义，来制造一个对宫殿的内部逻辑和审美的不同寻常的深刻理解，是独特的。

比如，他特别有意识地鉴定他自己在品位方面的改变。他陈述道：“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的楼房的式样。自从我来到中国，我的眼睛和鉴赏品位变得有点像中国人。”他的观点是相对主义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鉴赏品位和习惯。”尽管他维护欧洲建筑的尊严、美丽和舒适，他从来不承认在中国人的眼里，不习惯这样的建筑。它们像很多岩石中的洞穴，尽管欧洲的街道看似狭窄，但山谷穿过令人生畏的山川。

王致诚似乎真心地欣赏“不对称美”和“美丽的无序”，这些是圆明园设计的基础，与欧洲的风格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解释是彻底的：“每一件东西都基于这样的原则：它是一个乡土和自然村庄的代表，一个独处之地而不是一座所有按对称和关系原则排列的宫殿。”

与自然的非对称性原则相关，王致诚如此细致地描述多样的形式。他把中国对多样性的表达不仅摆在与欧洲同等的地位，还认为它是优越于欧洲的。经过几段描述，他下结论：“中国人给予他们的楼房，正是在这样巨大的多样性中。我钦佩他们富于创造力的精神。我倾向于相信与他们相比，我们是贫瘠的和缺乏独创性的。”王的装饰和烟火也是优越的，正如王致诚所说：“绝对超过我所见过的意大利和法国的任何东西。”

对王致诚来讲，圆明园不是简单的、被贬低的异域的东西，而是一个选择性的帝王文化的真实的、富有活力的模型，一个有逻辑性的排序，但不同于欧洲的帝王文化，它占有一种同样的宇宙审美。

达到这样一种叹为观止的跨文化欣赏的状态，必须校准王致诚的描述部分。他绘制图表，对他的读者来讲第一次比喻熟悉的旅程，然后把圆明园与欧洲的鉴赏品味、技术和追求比较。当绘制地理草图之时，隐藏在这一系列比较之中的反映似乎明确。除了与多尔相比，王致诚把北京紫禁城的规模与第戎的宫殿相比。他说圆明园：“它离北京的距离不远于凡尔赛宫离巴黎的距离。”

到1770年，更有意义的类似物被如此地认可，以至于法国耶稣会士反复称圆明园为“北京的凡尔赛宫”。另外一些因素没有被认可，但是更具系统性：当注意到欧洲人注重的建筑的对称性在紫禁城和其它一些官僚和贵族的建筑中反复实践；当惊叹于紫禁城如何用中国、印度群岛和欧洲所有的最丰富、最美丽的东西装饰；当评论道仅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统治者能建立如此一座巨大的建筑群。王致诚认为这在中国和法国的朝廷社会是普遍的，都是统治权的含义和政治权威的文化表达。

正是这两座宫殿艺术体系文化目标的基础的对称性，促使欧洲人模仿这被王致诚概述的异质的审美原则，在广泛的中国工艺品运动中将它们重新展开。正如在学术性的文学中所确立的，审美对花园设计的影响是最大的，尤其在英格兰。在那里，王室的宫殿和艺术资助系统与法国不同，但是同样的贵族精英文化的结构原则和政治被运用。

英格兰最早的革新者们，威廉·藤比（1628-1699年），约瑟夫·阿迪生（1672-1719年），亚历山大·波普（1688-1744年），威廉·肯特（1684-1748年）和朗瑟罗“能干”·布朗（1715-1783年），所有人都发现：中国花园设计原则对古典主义的对称和形式是一种受欢迎的选择。不规则性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式审美体系的主要原则。他们明确地把它与中国的非对称性、多样性和乡土性原则联系在一起。藤比在1685年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著名的被称为“萨尔瓦迪”的理论。尽管在英格兰，按藤比所写，美丽建立在“特定的比例、对称或一致性”基础上，中国人蔑视这种理论，获得一种替换性的美丽，“没有秩序或部分的排列，这些被普遍、容易地观察”。

英国使用的蜿蜒曲折的道路，不规则的湖泊和建筑装饰，沿着这一意图在一个公园里创造一个连续的景观，这所有的都受惠于、或者至少与像中国花园的早期叙述所折射的中国模式共鸣。沃寿·拉维走到这样的程度，断言：如图画般美丽的景色（所见、所代表的所有普及模式）的整体发展，都有它的受中国影响的来源，把所有的路拉回藤比1685年的文章中。

正如他所下的结论：“当规则、简约、一致性和容易的逻辑理解的观念第一次公开受到责难，现代鉴赏品味的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达到了……在英格兰，无论如何，拒绝这种假设似乎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普遍被认为是首先源于中国艺术的影响和例子。”范国忠同样显示中国的花园如何被理解为一种自然超越巧妙的模式，沿着哥特式的风格部署，它伴随着一种几何式的古典主义的平衡力。伴随着19世纪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者们的压力，欧洲人重新把中国的造园艺术解释为矫揉造作的和颓废的，但是它在整个18世纪保持了被认为是有灵感的状况。

［原著］

格瑞﹒托马斯

［翻译］

尤 李

［编辑］

付 怀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