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历史起源（传播病毒的蝙蝠）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龙袍上的红蝙蝠纹，寓意洪福齐天

虽然这次闯下滔天大祸的新冠状病毒究竟来源于何种动物，尚没有最终确定。但祸起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买卖几乎是确凿无疑的了，同时在实验室里，专家们也发现一种存于“云南菊头蝠”体内的冠状病毒，与此次引发感染的“新冠状病毒”在基因序列相似度上高达96%。

故宫中的蝙纹瓷器

一时间，大过年的被迫宅家刷朋友圈的小伙伴们，纷纷为蝙蝠抱起了屈：这么丑、这么脏、这么恶心的动物竟然还有人吃得下去？还是小火慢炖？难道吃蝙蝠也是有传统的？——抱歉，吃蝙蝠这事，大多数古人其实也下不去嘴的。

除了这玩意长的恶心，似兽非兽、似鸟非鸟外，实际上，在古人眼中，蝙蝠是代表中国“福”文化的唯一动物，是福气的最佳象征。

云南菊头蝠——这玩意真有吃？

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就会发现蝙蝠纹饰的流行程度堪于蝙蝠的广泛分布媲美：从南至北、从皇宫到民间，尤其是在明清之后，按照当时“纹饰必需寓意吉祥”的观念，蝙蝠图案大量的出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堪称是古人的首选吉祥物，承载着中国人祈求福寿平安，喜庆吉样的追求。

掐丝珐琅勾莲蝙蝠纹转耳三足熏炉 故宫博物院

蝙蝠纹这东西究竟在古人身边有多普及？以明清时期为例，说抬头不见低头见丝毫不过分。

按照明《酌中记》的记载，明朝皇帝在过生日的当天，会穿以“棋格为骨架,填饰龙纹、“卍”、“寿”、灵芝,及红色蝙蝠彩云等纹样,表示“万万寿”、“洪福齐天”之意。

朝野之外，文人士大夫写意画里，各类引“福”图，天官赐“福”图，“福”寿双全图，也都必须要有蝙蝠的出现，说蝙蝠是“福”的唯一象征，丝毫不为过——身价高成这样，古代谁敢冒倒霉的风险把它炖了？

为什么蝙蝠成了“福文化”的化身？“福文化”又是怎样出现在中国的？

齐白石 五福行云图（红蝠）

咱们先从蝙蝠纹的历史说起。

在北京，最大的宫殿您肯定知道——故宫博物院，但最大的王府呢？

是恭王府——这座近六万平米的建筑群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它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因此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恭王府中的蝙蝠

但是，恭王府其实另有别名，叫做“万福之地”，其实就是“万蝠之地”，因为恭王府是蝙蝠纹样在建筑应用中的最典型代表。其花园叫做“萃锦园”，简直就算是一个福文化主题乐园，其中据说有一万只造型各异的蝙蝠，分布在彩画、窗棱、穿枋和灰塑之上。而萃锦园里的水池、假山以及部分功能性建筑也都被设计成了蝙蝠造型。甚至还穿插着“蝠池”、“蝠山”和“蝠厅”，堪称是一个地道的风水“蝠(福)地”——权倾天下又不能用龙纹怎么办？和珅的答案是：选蝙蝠就是了。

恭王府中的蝙蝠状窗

再把视角往南看，距离北京2100公里之外的广州，在现存规模最大的岭南祠堂建筑陈家祠上，也有大量展翅飞翔的蝙蝠，有句古话叫“看不尽的卢沟桥狮子，数不完的陈家祠蝙蝠”，就是对陈家祠蝙蝠的感慨。仅仅是陈家祠屋檐、石围栏上，就有约有上百处的蝙蝠图案。

广东陈家祠

可见，在明清之际，从北京直至广州的辽阔中华大地上，带来吉祥寓意的蝙蝠纹饰，已经从上到下深入身心。

如果我们再回头看，回望下历史，就会发现蝙蝠与中国人的故事堪称源远流长。

故宫博物院藏蝙蝠纹瓷器

表面看，蝙蝠纹饰只是玩福字的谐音梗，但如果我们深究本质，就会发现这一举动是非常智慧的——我们该如何用图案表达抽象的“福”呢？我们该如何用视觉形象展示福字复杂的寓意，对福到来的期盼呢？因此，蝙蝠纹实质上是福这一概念的观念外化，智慧的中国人利用独一无二的汉字谐音手法创造出的代表形象，以表达生活中对福的祈求。

而福文化，本质上属于中国人更加广阔的的“吉祥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以农耕立国的民间传统社会，在形成物质自给自足的思想同时，艺术上也就更加崇尚实用，能够带来“福禄寿”的艺术便是好艺术。进而，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统摄下，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说法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只能为友，不能为敌。”

这样，蝙蝠这本来外表凶恶的动物，逐步成为福气的象征。

故宫博物院藏 蝙蝠纹瓷器

那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蝙蝠的？

明人冯梦龙的文章可能颇为足以代表，他在《笑府·蝙蝠骑墙》里嘲笑道，凤凰过生日时，百鸟都来祝贺朝拜，但唯独蝙蝠不来，蝙蝠的理由是，自己是鸟类而不是四脚兽。等到兽王麒麟过生日，蝙蝠仍然不去参加，它说我有翅膀能飞，因此算鸟不算兽。这个故事，是借着蝙蝠嘲讽当时的政坛。

三国时的大才子曹植也写过一篇《蝙蝠赋》:“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冯木。”

可以说，大部分人其实是嫌弃其丑陋、肮脏的一面。但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单面镜。

另一个角度说，古人也把蝙蝠当做长寿的象征。东晋葛洪的道家的理论著作《抱朴子》云：“千岁蝙蝠，色如白雪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今人寿万岁。”《太平御览》引水经亦云；“交州丹水亭下有百穴，甚深，未尝测其远近，穴中蝙蝠大者如鸟，多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故宫博物院藏 蝙蝠纹瓷器

吃了能延年益寿当然只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古人也清楚蝙蝠纯粹是谐音，与福气沾了光，自身外形对称又有足够的辨识度，最终形成了吉祥蝙蝠图案。在《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有云“虫之属最可厌莫若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

但中国人以蝙蝠为模特、在其中附以福气的寓意，也并非完全没有历史源流。

玉蝙蝠 国家博物馆藏

实际上早至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就有这样一尊玉蝙蝠雕塑，朴素大气，用简洁的外形勾勒出蝙蝠基本的造型轮廓。而在商代至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蝙蝠纹、蝙蝠造型的青铜器也并不罕见，像陕西宝鸡就出土过一尊满蝠纹的青铜尊。

清红木金漆嵌象牙花果纹宝座上的五福捧寿图案

到了汉朝，我国曾出土一件西汉蝙蝠形柿蒂座连弧纹镜。在镜身旁边刻有“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的铭文。可见，早在汉朝之际，蝙蝠的蝠字，就已经与富贵的富字发生了联系。蝙蝠成为富的谐音与形象化。而魏晋南北朝之际，蝙蝠纹饰更是吸收了当时外来的佛学和波斯地区的纹饰，开始出现繁复、华丽的倾向。

唐朝之际，出现了一些蝙蝠相关的诗歌及寓言故事，元稹《景中秋》:“廉断萤火入,窗明蝙蝠飞”。而蝙蝠纹在宋朝彻底迎来了转折，皇帝热衷于祥瑞促使吉祥文化走向兴盛，平民文化的繁荣又让蝙蝠纹饰获得生命力直至在民间发扬光大。

明清成为了蝙蝠纹饰的全盛期，它被广泛的应用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上至皇帝龙袍的底纹、下至南粤祠堂的雕梁。蝙蝠纹饰不再孤独寂寞，开始与大量的花卉、动物、文字相组合，而在文人画中，像《钟馗引蝠图》、《福寿双全》这类题材开始大量出现，蝙蝠成为文人们的心头好，呈现出华丽、繁复、与多种主题如祥云、植物共同搭配的倾向。

通常明清之际，蝙蝠在数量上以一、二、四、五为多见，三、六、八只的相对少见，但七只蝙蝠的，至今未见。虽然数字“七”也有吉祥之说，但古人更加忌讳七这个数字，从易经的角度来说，七是冬夏的分界，而古人又把七与切断、不吉祥、葬礼等相关事情联系到一起，直至将七月认定为鬼节、是阴气最重的月份，因此，数字七本质上就与蝙蝠作为福化身的寓意相矛盾。

故宫博物院藏蝙蝠纹瓷器

咱们最后简单说一说中国的福文化。

实际上在三千六百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在甲骨文里发现了“福”字，是“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的会意字，因为古人用酒象征生活富裕。到了先秦时期，福字逐步就代表古人的祭祀、祈祷活动，可以指古人献给神明的供品——毕竟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是支撑不起这些酒肉这些祭祀消耗的。

进而，福字逐步与现代的福气之意相匹配。《礼记·祭统》中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谓之备。”也就是说需要的东西全都能够得到，所有的事都顺顺利利。《韩非子》卷六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过年时都要贴福字的习惯，也在宋朝时就已经出现。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里：“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其中的“贴春牌”，其实就是在大门前贴上写有福字的红纸。

最终，“福”这一概念逐步从文字凝结成为蝙蝠的图案。可见，炖蝙蝠熬汤这事啊，其实跟中国传统文化没啥关系可言，大多数古人不但不吃这玩意，更小心翼翼的生怕惊扰了“福气”。这部分经过上千年发展、演变、最终极度丰富多彩、又蕴含着中国特色的蝙蝠纹饰，才是中国文化留给后代的宝贵财产。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不断地拿嘴挑战蝙蝠、乃至大自然中无数的病毒，我们倒可以说，这是才是无福之人做的事——新冠状病毒的灾难，终有一天还会降临在人类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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