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抗战在一线无法回家的同志（我的抗战追忆父亲）

我的父亲宋鹤亭，平原县王大卦镇前宋口村人，1905年出生，1973年病逝。

父亲出生在一个富庶殷实的乡村农家，幼时就读于恩县的私塾学校，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的内容。还学习了几年的国民教育课程，由于聪惠好学，成绩优异，十五六岁时，考入了德县博文中学。

德县博文中学，是民国和日伪时期德州城里初高级部兼有的完全中学。它是由当初的教会学校演化而来的。学校曾是鲁西北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日军占领德州时学校惨遭蹂躏，被逼关闭。

由于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除学习《四书》《五经》外，还学习一些经文。祖父耕商思想严重，重耕厚商，不愿让父亲念书，父亲求知心切，偷背着祖父到博文中学读书。

由于家庭耕商观念的影响，生活费用的供给上是比较困难的。为了解决学习生活之必需，父亲决定自食其力，解决费用，课外时间就给校方刻写经书，用钢版在蜡纸上刻写文章，刻完后再油印出来，校方按每版给点微薄的劳资。

在博文中学读书时，穿衣也是大问题，姑母就做一些鞋袜，托人偷着给父亲捎去。博文中学毕业后，父亲考上了济南省立高级中学。

省立中学未读完，肆业后，先后在恩县、武城任小学教员，后又到武城县国民政府建设科任职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武城运西，冀南区第六军分区敌工科做敌工工作当内线。敌工科长叫王德清，父亲看到家乡沦陷，倭寇蹂躏，本意愿洒一腔热血，参加运西大队地方抗日武装，武城、夏津一带尚未建成根据地，处于日伪顽交织活动区域，考虑当时全面抗战的形势，王德清是地下党，告知父亲，说我给你安排差事，你去武城县城北武馆寨（时属武城一区）一带，由我直接领导，单线联系，委以敌工内线。

听大姐讲，父亲在五馆寨时，夜间经常用被子挡上窗户，抄写得到的敌方情况。

一年后，敌工科长王德清调离，由孙冠生接替敌工科，仍做地下内线工作。当时运东地区处于敌、伪、顽势力的联合控制下，虽日军不多，但伪顽很多，当时的183师（师长张栋臣）号张八师，就是一支非常反动且势力很强的反动武装。

张八师顽军对共产党、八路军非常残忍。为瓦解张八师部，敌工科长孙冠生让父亲以副大队长身份，打入国民政府内部，掌握敌情。孙冠生为掩护方便起见，让父亲把家搬到了武城一区，实际上成了一隐蔽的联络点。

有一次，孙冠生到五馆寨同父亲接头时，被同村在张八师任中队长的仇明合碰上，仇告知孙冠生愿弃暗投明，投靠八路军。孙让仇明合跟父亲联系，说你跟着宋鹤亭干就行，宋鹤亭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时侯投诚反正都行。

话隔几日，父亲得知仇明合愿反正的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谁知，仇明合死心塌地跟了日本人，耍了个把戏，领着日军一个小队包围了武馆寨住宅。

敌人进院后，首先把下属警卫人员的枪下掉。这时，父亲正生病躺在床上，警卫人员正在闲谈，根本没发现敌人进来，敌人让翻译告诉父亲，问认识孙冠生吗？父亲说不认识。敌人以通匪为由，将父亲带走，要去日军司令部。父亲说有病不能走，敌人就让警卫员抬着走。四人站在父亲面前，正好遮住敌人的视线，父亲迅速递了个赶块逃跑的眼神，他们四人明白了父亲的意图，未等敌人回过神来，迅速跑出院子。

敌人赶忙追去，这时父亲飞快起身，从枕下掏出手枪，从院墙上跳到房上，连跨四五个院落胡同逃了出去。有一翻译官看到房子上的父亲，父亲用枪一指，吓的翻译官未敢吱声。院外不远是武城老东门，随之告诉门卫赶快把队伍拉出去。当时武城东门门卫怕机枪带不出去，决定天黑时再反正投诚。

到了晚上，除张八师顽固派的几个中队外，东门内的两个中队策反成功，拉出了100多人，投奔了正在接应反正投诚人员的地方抗日武装。冀南区第六军分区机关，召开了对反正人员的欢迎大会。

脱险之后，父亲去了冀南第六军分区工作。真正公开地参加了革命队伍，成立运东办事处后，刘子蔚任主任，安排父亲仍到共产党控制的建设科工作。

1946年，运东办事处安排父亲到石家庄军政干部学校培训，结业后随郭鲁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此时的父亲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斗争形势的原因未能遂愿。

天津解放成立了天津铁路军管会，郭鲁任主任，父亲成为天津铁路军管会成员之一，任总务处总务科长，由供给制转为薪津制。

建国后，铁道部在河北北戴河成立林场，父亲身体有病，郭鲁（时任铁道部办公厅主任）安排任场长，边工作边养病。

1951年左右，三五反运动时，父亲曾到北京铁道部，找到时任铁道部办公厅主任的郭鲁，为甄别武城一区敌伪时期有关策反方面的情况，郭鲁（父亲在武城一区时，郭鲁任冀南区运东第六专署专员）反映情况，告知原敌工科长王德清巳联系不上，孙冠生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无法求证时，郭鲁表态说：“我给你作证”，称那时的身份是斗争形势的需要。

孙冠生抗美援朝回国后，随及专程去北戴河林场看望父亲，可见白色恐怖的日伪时期，结成的革命友谊是多么的深厚。

值得追忆的是，母亲在临终时，曾告知我们兄弟姐妹，家里今后遇到什么困难找刘子蔚（刘曾任运东六地委组织部长），他会帮助的；政治问题受到不公，去找郭鲁（郭鲁任冀南区运东第六专署专员、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他会主持公道的。

由于一生的坎坷，父亲古稀之年未到便离开了人世。在世时很少提及磨难沉重的往事。同乡宋延广先生，在撰写《革命烈士——宋延甫》一篇中也提到父亲，品行端正，对日寇怀有刻骨仇恨，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因此，才有举旗策反数十人反正的壮举。

父亲离世40多年了，每当回忆父亲、母亲、大姐讲述的往事，我就想起父亲那高大的身躯，萦绕脑海挥之不去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