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全套注解（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记篇）

原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翻译：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研究的。

所以，要从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等天候季节变化的规律。地，是指地理位置的远近，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阔与狭窄以及哪是死地、生地等。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是军队组织编制、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凡属这五十方面的情况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要看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败了。

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能够胜利，我就留在这里；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必定失败，我就告辞而去。

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取胜的辅助条件。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想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引诱它；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攻取它；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要加倍防备它；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去激怒它；对于卑视我方的敌人，要使其更加骄傲；对于休整得充分的敌人，要设法疲劳它；对于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随机应变，不能事先规定的。

凡是未战以前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得胜的条件充分；未战以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困为得胜的条件不充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条件不充分的就不能取胜，何况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战争的胜败就很明白了。

点评：

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它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名言。

（一）对战争的基本态度

孙子对于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本篇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认识，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进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对为文，“地”与“道”互文见义，均指手段、方法。这就使我们明确地看出，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火攻》中强调：“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所以，他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告诫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帅不可“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要认真考虑研究，不可轻率用兵。所以，孙子主张，在用兵之先，要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这种重战、慎战的思想是可贵的，是先秦进步军事思想的共同特点之一。它对后世（国内外）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评述中已有介绍。

（二）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

关于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具有丰富的内容，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事、七计就是探讨的首要条件。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即昼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天候还应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孙子关于天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很可贵的。当时的战争受天候条件的制约相当大，所谓“冬夏不兴师”。因为，秋季出师才便于因粮于敌。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很少夜战。因为战争持续时间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即结束战斗。像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从早晨打到星光出现，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的史例。《军争》中说：“夜战多火鼓”，则是对春秋末期战例的总结。当然，天候对战争的影响是从具体的作战对象所处的特殊地位说的。这里无妨举两个后世的战例来说明吧。例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所谓地，是指地理形势——道路的远近，地势的险易，地形是否有利于攻守和进退，战场的广狭是否有利于军队的部署——对战争的影响。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决、顽强、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的法纪和组织编制，将帅的权能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制度等等。

以上五点，孙子认为是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要详细剖析五个基本因素，还要从七计中去推断。即：哪一国的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才能出众？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最强？哪一方军队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从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谁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判明谁胜谁负了。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上述的条件显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年前，孙子能发现这些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三）实现战争胜利的条件

（1）选将。就是挑选能执行“庙算”大计的将帅。我们要在这里集中地作一点分析。孙子把贤能的将帅不仅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悦“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可以说，在13篇中无篇不显露出孙子对将帅地位的竭力宣扬，对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因然，这里反映了孙子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必须看到，孙子强调将领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选将的条件和要求，又是与当时战争急剧发展的客观情况紧密联系的。

在春秋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军事上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 册中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这是和当时社会变化有密切联系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层充当的，庶人只能作徒兵。平民阶级瓦解了，甲士和车战制度也随之而崩坏。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阶级要从农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战的地位也就提高起来了。军队中的组织也和农村中的什伍组织相一致的。军队中的指挥已经不是非贵族不可了。甚至战俘也有被提升为指挥官的，并出现了军功爵制的萌芽。”这是鞭辟近里的分析。特别是春秋末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郡县制和征兵制的出现，各国兵额激增。原来周天子拥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格局己完全打破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战部队增多了。例如晋国，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战时只有兵车700乘（约21000人），到鲁昭公13年，平丘之会时，晋国有兵车4000乘（约120000人）。又如齐国在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时，一战就损失兵车800乘。当时吴国是四军，比齐军势优，其总兵力也有十几万。二是武器装备提高了。不仅铁兵器使用于战场，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有“余皇”之类的大型战船。三是战场地域扩大了，从平原旷野矿展到山林沼泽和江河湖海。我国第一次海上登陆作战就是公元前485年吴鲁联军的伐齐之战（《左传》哀公十年》）。四是战争持续时间延长了。例如吴楚柏举之战打了11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3年之久，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剧。五是作战方式复杂化了。由于徒兵进行野战，因而出现了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69战法，战场流动性增大，机动能力提高。

这一系列新的变化、新的特点，都向军队提出了提高指挥效能的要求。原来，古代作战“出将入相”，文武是不分职的。据《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载，晋国大夫说：“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意思是说率军作战，对作战方案定下决心，部署实施，是国君和正卿的职责。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这种现象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因此，“将”这一崭新的事物终于出现在我国的军事舞台上。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往考证》统计，这一时期的将军有：狐夜姑在晋国为将，孙武在吴为将，子重、子常、屈完在楚为将，司马穰苴在齐为将，詹伯在郑为将，慎子在鲁为将，子文在卫为将，等等。这些专职将领的出现正是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面对当时的战争，孙子对将领提出了“五德”的做将标准。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古人说，孙武尚智，孙膑贵势，是很有道理的。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当是斗智。他认为，一个“贤将”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要能灵活处置（《九变》：“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地形》：“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要善于周密地计算敌我兵力对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素养，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商人一筹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贤将之责的。

孙子对才智如此重视，如此强调，正是对当时许多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正面的例证如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一鼓作气”的作战指导，取得了打败齐军的胜利、这是由于指挥高明而获胜。反面的例证，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是尽人皆知的。还有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东）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遭遇战中，晋军之所以惨败，就是由于主将荀林父指挥无能，迟疑坐困，并错误地下达渡河的命令，以致造成“舟中之指可掬”的（士卒因争相渡河逃命，先上船者用刀砍断后爬船者的手指，这些被砍断在船舱里的手指可以满把地捧起来）悲剧。

除指挥才能外，孙子也十分强调将帅要有良好的精神素质。对国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对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将帅个人也必须具备完善的品格，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静”就是沉着，“幽”就是深恩，“正”就是坚定，“治”就是整治。

孙子对将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这里只着重介绍了关于提高指挥效能方面的内容，至于治军等其它方面的丰富内容，我们将在有关的篇章中再分别介绍。

（2）造势。就是要设法造成战场上的有利态势。孙子对战争胜负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对“五事”的比较上，而是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是说，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指挥战争的常法，还要凭藉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个变法就是“困利而制权”的“势”。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什么是“权”？“权”的本义是秤锤，引申为权变。《荀子?议兵》说：“以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可见，“权”就是因敌制胜，灵活用兵，是达到夺取有利态势的手段。历来的注家们，把孙子这一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造成的有利态势，称之为“造势”。

势不是固有的，是靠指挥官的高深的战略战役素养，稳操胜算的指挥艺术，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在战略战役上的深思熟虑，才能造成的。《势篇》中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战场中的这种势，是艰难用生动的战例和具体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所以孙子用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作比喻。他所说的：一块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会造成急骤落下之势，是很难阻挡的。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弃泻，可以把一块大石头冲走，这是水势的力量。

在通常情况下拥有兵力、兵器优势者，易造成有利态势，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劣势者利用各种条件，也可以造成有利态势。例如：南方有种小动物像猫，俗称花面狸（有称彪狸和狐狼的），爱和老虎打架，凡遇老虎，它都要主动地发动进攻。论力量，它比老虎要弱得多。可是，它的动作非常灵敏。一遇老虎，它通常先在树上打埋伏，突然跳在老虎背上，抱在老虎的尾巴根子上，用它尖利的爪子，死扣老虎的肛门。老虎痛得大叫大跳，想抓抓不下来，想咬也咬不着，最后只好在地上打滚，甩脱这个小动物的袭击。当老虎在地上打滚时，“花面狸”早就逃之夭夭了。

造成与我有利的态势的各种条件是很多的，如地形对我有利。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并不是说这个人有万夫不挡之勇，而是说这个人占据了有利的地势，一个人据关而守，一万人也无法攻取。

出敌意外，是造成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昆阳大战中以其精锐5000人，袭击于莽军之侧后，一举击溃强大的莽军，就是抓住有利战机，造成有利态势而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

主动、灵活，也是造成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例如：先发制人，打敌人措手不及，迫敌处于应战的被动地位。掌握有利战机，抓住敌人的弱点、迅速进击等等，都是创造有利态势的重要条件。

（3）运用诡道。交朋友全凭信义，斗顽敌应通诡道。军事斗争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结果使自己丧军败旅。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如果说诳骗和撒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易所里是常见的事，那么，在战争舞台上它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在相互用诈的战争场合，如果你不能欺骗敌人，那必然为敌所制；如果你不能识破敌诈，那就会陷入敌人的圈套。行诡道之木，首先要设法伪装自己的真实企图，以假象掩盖真象，以形式掩盖内容，以枝节的、次要的过场冲淡主要的“剧情”，给对方造成虚幻的错觉，使敌手难以料定我的本意。诸如此类的示形用佯，都可以收到示假隐真的效果。凡诡道之法，都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相违背，都力求从相反中求相成，或反我内心的目的而行动；或反事情的真实面貌而行动；或顺应着敌手的某些主观愿望而行动；或根据驾驭的需要而行动，等等。行诡道之术，指挥员的决策思维忌“直线运动”。联想法、反想法，最能跳出敌手料想判断的圈子。孙子第一次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鲜明地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军争》）的战术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列举了十二条战法。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诡道十二法”。

“诡道十二法”的前四法是利用”示形”，即采用欺骗和伪装的手法，麻痹敌军，争取战争的胜利。其余八法是指对八种不同情况的敌人所采取的八种不同的对付方法。

“诡道十二法”目的就是一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对敌实施突然攻击。这十二法的要旨就在于集中兵力，攻虚击弱。因为无论是战役上或战斗上的伪装，佯动和欺骗，都是为了迷惑敌人。只有迷惑敌人，才能荫蔽自己的兵力集中，调动敌人，使其错误地变更部署，分散兵力。唯其如此，才能最终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所以，也可以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诡道十二法”的小结。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权诈之兵”的精髓，也是进攻作战发起阶段谋略运用的要旨。战争历史表明，在敌手失去戒备或者料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实施突然袭击，能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取得巨大效果，并使对方在慌乱中作出错误的判断，制定错误的计划，采取错误的行动，以致连连失败。

（四）多算胜，少算不胜

本篇的最后结论是：“多算胜，少算不胜”，“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见”同“现”，显现。就是说，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胜敌，否则，不能胜敌。我们全面地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主客观条件，谁胜谁负就端倪可见了。

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所谓”庙算”，本意指兴师作战前，先在庙堂（朝廷）举行会议，谋划作战大计，预见战争的结局。这是就战略决策而言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庙算之妙。所以，庙算就其普遍意义而言，也可称作“妙算”。将军用谋，神机妙算。“掐指一算，便知分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古典小说中这些描写军事智囊的词语，虽然带有几分神话色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胜之策，在于运筹；高敌之着，以计为先。

战争是力量的比赛，而力量则具体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兵力、火力的多少）和空间形式（编组、部署、设防等）。军事谋略不过是通过精细的运筹计算，用“数”和“形”编织出的画图。比如：同样一支军队，处在行军、宿营中，或配置在阵地上，其战斗力大不相同；同样数量的火炮、对同一具有反抗力的军事目标射击，采取集火齐射或分次零射，其效果大不一样；同样上、中、下三等马，按田忌的赛法则败，接孙膑的赛法就胜；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等等。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但整体力量并不等于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使用得法，排列组合适当，整体力量则会成倍地超过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否则，还会小于这个和数。从对力量的使用来说，施计用谋，无非是灵活而巧妙地玩弄“军事魔方”——用一定数量的兵力，组成超定量的“形”。

战争中充满着未知数，也一定会暴露出许多已知数。指挥员的判断艺术，就是通过已知求未知；指挥员的欺敌方略，在于示形虚数，深隐实数，以多算胜少算。孙膑马陵设伏，妙在先“度其行”，料定庞涓“暮当至马陵”。东汉虞诩增灶赚羌戎，巧在设虚数示强，使敌手判断错误，行动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