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怎么创造明朝的（以为是个青铜实际是个王者）

明孝宗

一般印象中，明代诸帝中只有明孝宗是明代中后期的明君，是明宣宗死后唯一的明主，孝宗朝政治的特色就是君臣共治、皇帝垂拱。明孝宗给人一种软弱君主、被限制君权、被文臣能气吐血却不敢强硬的感觉。但能当上皇帝的人并非都是傻白甜，孝宗和文臣集团争权的关键一招就是孝宗放任李广弄权。李广弄权一般被认为是孝宗贤明政治的污点，但这并非是孝宗昏庸，而是孝宗有意为之。

孝宗弘治帝于1478年登基，他登基之初面对的情况是宪宗朝宦官弄权的积弊。宪宗崇信太监，太监汪直一人之下，屡屡率军北伐，一度又总领京师十二团营，类似北京军区总司令。虽然汪直在1483年就被文官集团踢出政局，但宪宗对太监的信任仍没有改变，大太监梁芳依旧纵横朝野。应该说宪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宦官主导，文臣处于从属地位。

宪宗

孝宗早年丧母，是在太监保护下得以活命并登上太子之位的，这就注定了孝宗对太监的信任和亲近。可孝宗在当太子期间，不参与政务，只是和文臣读书，这又养成了孝宗爱读书、信文臣、尊儒学的风气。而宪宗时期，宪宗爱炼丹、爱求仙、爱方士，宫廷上下多斋醮等迷信活动，这又让孝宗染上了佛老思想。这三种思想伴随着孝宗朝政治始终。

文臣集团见到孝宗登基时，万象更新，尤其是因为文臣集团和孝宗的亲近关系，这就给了文臣集团以幻想，认为孝宗可以是儒家经典中那种勤劳社稷、远离奸佞、贤明通达、广开言路的君主，至少他也该是远离宦官，亲近文臣的明君。所以孝宗登基之始，就面临着文官集团的汹汹压力。

明代大臣

1478年宪宗一死，文臣集团马上对宦官进行反击，御史姜洪在弘治帝登基的当月就上书要求“禁近习”（禁止宦官参政），打响了文臣进攻宦官的第一枪。对此奏章，孝宗拒绝批准，从这就可以看出孝宗从内心深处对宦官集团还是抱有亲近和信任的。但孝宗还是将宪宗时在宫内为非作歹的几名佞信，比如太监梁芳、妖道李孜省、外戚万喜等人及其党羽千余人“谪戍有差”，同时将外朝首辅万安（他和宫中势力极度亲近）罢免，增补东宫旧臣徐溥等人入内阁，六部堂官也进行了人事更迭，淘汰了老弱和无能，增补了能臣和清流。朝鲜朝贡使目睹了这一更迭，所以《李朝实录》评价“明天子在上而勤于政治”，“以先朝老宦皆移置于先皇陵侧。朝廷庶务皆委于贤士大夫”，大赞皇帝“圣明”。

明孝宗

可没过多久孝宗态度就变了。如前所述，孝宗自幼深受佛道等求仙、炼丹思想影响，加上孝宗太孝顺，“帝孝事两宫太后甚谨，而两宫皆好佛、老”，在两宫太后耳提面命之下，孝宗很快也沉溺炼丹、方术之中。《明实录》中说，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已经怠政，堵塞言路；弘治三年（1490），午朝停止。朝鲜朝贡使在弘治五年（1492年）时来朝，见到“皇帝不豫……今纪纲不严，雨旸不若，年谷不登，民甚困穷。向者朝会，朝臣各以位次序立，莫敢私语，今则或聚立私语。以此知纪纲不严也”。所谓“皇帝不豫”，就是皇帝不健康、不舒服。什么原因呢？联系后面说的“（皇帝）天颜殊瘦，非有疾也”，所以很可能是吃丹药吃的。由此可以把弘治二年到弘治三年这段时间视为弘治怠政之始。联系《明史》说弘治八年（1495年）皇帝“视朝渐晏”，热衷斋醮，亦可侧证孝宗已经完全沉溺于方术。

明孝宗

皇权是一个帝王丝毫不敢放弃的权力，即便这个皇帝再贤明、再无欲无求；而制衡则是维持皇权的绝佳手段。但在皇帝怠政之下，决策多出于内阁，而内阁辅臣多为孝宗东宫时期的老师，所以皇帝受制于内阁，皇帝的主张受到内阁限制，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孝宗怠政。

其实孝宗怠政也可以理解，毕竟吃丹药把身体吃坏了，精力不济，无法主政，所以只能把有限的精力继续拿去求仙炼丹，但又不能放弃皇权。在这种情况下，太监政治又被拿到了前台。历来都认为孝宗贤明，孝宗朝是明代太监政治的低谷，但事实并非如此。李广就是孝宗在求仙之余，控制文官、巩固皇权的手段。

明代太监

内官监太监李广“以丹术符水见宠任”，就是说他以皇帝道友的身份得到皇帝信任后崛起，他凭借和皇帝亲近的机会，获得政治发言权。李广巩固权势的方法如同宪宗朝的宦官，以传奉官为方法，“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所谓传奉官，就是以太监传旨任命，不需要吏部、内阁审议，直接当官的选官程序，皇帝看重谁谁就当官，但皇帝了解的人不多，所以大多由亲信太监推荐。李广有推荐传奉官的资格，外朝部分人士瞬间开始攀附李广，“驸马贵戚事之如父，总兵镇守呼之为公”，李广的阉党终于形成，阉党和内阁、清流开始分庭抗礼。

而在内宫，虽然李广只是内官监太监，但其权势压过司礼监，表现就是本该是司礼监下属的东厂，其厂督竟然由李广来决定，“掌东厂者皆（李广的）私人”。这可以看作孝宗分割司礼监权力的一种表现。

如此，从孝宗放纵李广弄权于内外朝来看，并非孝宗昏庸，而是孝宗面对日渐势大的文官集团而收权的一种措施。

明代太监

《明史》中对孝宗朝政治有大肆赞美之语，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是时，中官多守法”，然后据此推断孝宗朝宦官实际被压制，是明代宦官政治的低潮。在《明史·宦官传》中列举了弘治朝诸多地方镇守太监，说他们在地方“皆廉洁爱民”，甚至朝廷六部都说应该给这些镇守太监“赐敕旌励”。这一方面证明，孝宗在挑选握有实权的镇守宦官时比较慎重，选取的都是素质高、能力高、比较清明的太监，把他们下放到地方，至少他们不敢欺上瞒下，不会出现鱼肉乡里、挤压科举行政官员权力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如同《明史》所说的“中官多守法”，并不是说在弘治朝宦官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相反，诸多地方镇守太监能留名青史恰恰说明，在孝宗朝的政治结构中，科举官僚认可了宦官政治的继续存在。

明代太监

其实在传统作者，如《明史》作者的观念中，宦官的善恶已经同宦官是否干政、弄权画上了等号。如果宦官中“忠清守法”之人占多，那么他们就会断定这个时期“宦权低落”。比如孝宗时期明明有李广弄权，但朝臣依旧认为此时宦权低落。而如果宦官集团中干坏事的占多数，尤其是太监头目们结党营私、弄权舞弊，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此时“宦权高涨”。这就是“宦官善恶论”。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传统作者笔下，会出现孝宗朝政治清明、君臣共治、宦权不兴的美好幻想。宦官是明代皇权政治的支柱之一，不可能被抛弃，孝宗朝根本不存在宦官被冷藏、被放弃、被压制的情况。当宦官被抛弃的时候，只能是明朝已经或即将灭亡之时。

《明孝宗实录》，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

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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