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古诗山石（山石是韩诗的代表作）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山石》是韩诗的代表作，要讨论《山石》，离不开对韩诗的整体评价。韩愈的诗歌，后人或褒或贬，几如水火。据《冷斋夜话》记载，北宋时沈括、吕惠卿、王存、李常四人曾在一起讨论韩诗，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是诗。”吕惠卿反驳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王存支持沈括的看法，李常则站在吕惠卿一边，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沈括与吕惠卿的看法南辕北辙，截然相反。沈括说韩诗“终不是诗”，可称非常苛严的批评。到了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进一步指出：“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饤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那么，韩诗果真“终不是诗”吗？韩诗果真“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吗？我觉得不用通读全部韩诗，只要把《山石》细读一过，便会发现沈、王二人立论之偏执、荒谬，因为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的“心情兴会”。

我们先从后代读者的感想谈起。《山石》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七月，当时韩愈与友人同游洛北惠林寺。二百六十三年以后，苏轼在凤翔与二三友人同游南溪，解衣濯足，高声吟咏《山石》诗，“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苏轼还乘兴逐句次韵《山石》，尾联说：“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要是《山石》诗“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它怎能使二百年后的读者“慨然知其所乐”？后来苏轼看到友人王晋卿所藏的一幅山水画，又联想到《山石》诗，并写了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时。”正因《山石》写景叙事细致生动，抒情兴会淋漓，才会使后代读者如睹其景，如历其事，且产生亲切的共鸣。毋庸讳言，韩愈的诗歌确有“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的成分，部分作品中这种情况还比较严重。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因瑕弃璧，不能因此而无视韩诗中那些叙述平生坎坷经历、抒发内心不平之鸣的好作品。一部韩诗，就是韩愈一生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的形象记录。“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这是一位面折廷争的直臣在贬谪途中的喟然长叹。“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犹嫌迟。风霜满地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这是一位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叛镇的使节的慷慨心声。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诚哉斯言！《山石》虽然只写了一次普通的游山经历，但诗中抒发的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对仕宦生涯的厌恶，无不清晰可感，发人深省。这是这首游山诗获得千古读者普遍喜爱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山石》的优点何在？清人查晚晴评《山石》说：“写景无意不刻，无语不僻，取径无处不断，无意不转。屡经荒山古寺来，读此始愧未曾道着只字，已被东坡翁攫之而趋矣。”末句的意思大概是《山石》写景叙事的长处被苏轼捷足先登了。的确，苏轼对韩诗艺术的借鉴、学习可谓探骊得珠，后人很难企及。但我们更应注意查氏所说的“屡经荒山古寺来，读此始愧未曾道着只字”。《山石》中描写的并非名山大刹，而只是一处普普通通的荒山古寺。荒山古寺何处没有？荒山古寺何人没有游历过？但是要把它们描写得情景宛然又语新意奇，则非大手笔不能。韩愈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山石》说：“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也就是说，韩愈的写法是直接叙写所见所历，而无意于追求工巧奇警。这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所见之景物无论是否美丽、是否有趣，有睹即书，未曾披沙拣金：二是叙事的脉络严格按照事实上的先后顺序，不作章法意脉的刻意安排。

先看前者。《山石》中写到的景物繁多，它们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岩石，细小的山路，飞舞的蝙蝠，宽大的芭蕉叶，饱满的栀子花，模糊的壁画……不一而足。诗人对这些景物点出即止，并不着意描写。比如“芭蕉叶大栀子肥”一句，描写一场透雨后的寺中植物，异常生动。但“大”“肥”二字，平常之至，甚至有点呆板、庸俗，别的诗人是不敢轻易使用的。可是韩诗中用此二字，顿时化臭腐为神奇，把受到雨水滋润的植物的特有状貌刻划得淋漓尽致。可见韩愈固然善用奇字，但他更大的本领却是把平常的字词运用得出神入化。至于“床”“席”“羹饭”，简直称不上是景象，而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俗物”。但韩愈把三者并列在一句诗中，也同样意象完足，因为既描写了寺僧热情待客的细节，又凸现了古寺中生活条件的简陋。经过这样的描写，一处荒山古寺的景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难怪查晚晴读后深感佩服。

再看后者。清人方东树评《山石》说：“从昨日追叙，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这话说得非常高明。《山石》叙事的线索非常清晰，全诗从黄昏上山写起，然后写入寺升堂、欣赏壁画、用餐止饥、上床休息，最后写天明下山、途中所见及因景兴感。全诗平铺直叙，既无跳跃，也无倒叙，确实很像一篇游记题材的古文。韩愈是古文名家，作诗也长于以文为诗。以文为诗有章法、句法、字法等不同方面的表现，《山石》就是在章法上以文为诗的范例。诗歌，尤其是七言古诗，一般是以章法奇特多变为优点的。韩诗中那些风格奇险雄鸷的七古，结构也多呈奇崛之状。但是正如清人赵翼所云：“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奇博大。”（《瓯北诗话》）《山石》便是典型的文从字顺之作，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叙事层次分明，章法平直简洁。全诗按着时间顺序与空间顺序依次展开，读者仿佛跟着诗人一起，由暮入夜又由夜及明，上山入寺又出寺下山。正因如此，《山石》使读者对诗人的游踪历历在目，清晰可感，从而引起强烈的共鸣。否则的话，二百多年后的苏轼何以“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

我们说《山石》无意求工，决不意味着它有什么“不工”。其实何义门所说的“直书即目”，也是经过一番锤炼工夫的。例如次句“黄昏到寺蝙蝠飞”，这当然是诗人黄昏入寺时的即目所见，但这样的句子难道真是不经锤炼便自动生成的？众所周知，暮色是非常难写的。因为写景的好句必需鲜明的物象，而暮色却使一切物体变得暗淡无光。描写对象的本质便是暗淡、模糊，诗句又何以写得鲜明动人？但韩愈毕竟是大手笔，他敏锐地抓住了在暮色中纵横飞舞的蝙蝠，便写出了咏暮色的千古名句。荒山古寺，必多蝙蝠。黄昏降临，必有成群结队的蝙蝠飞出觅食。苍茫的暮色逐渐隐没了景物，横斜穿梭的蝙蝠却造成了动态的画面感，于是暮色变成具象的、可感知的物象。从字面上看，此句仅用“到”“飞”二字将黄昏、寺、蝙蝠三个名词连缀成句，简洁朴实，无以复加。但阅读之后闭目一想，即如身临其境。这样描写暮色，真如梅尧臣所说，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谓之工绝，谁曰不然？

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此言不错，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韩愈诗，往往化平淡为神奇。正如欧阳修所说，韩诗的特点是“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也就是说，韩诗中有许多作品并非写重大主题，而是将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取为诗材。这首《山石》便是典型的例子。《山石》的内容有什么重大意义吗？根本没有。《山石》所写的是激动人心的特殊经历吗？根本不是。据清人方世举考证，韩愈于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应侯喜之约往温水钓鱼，至暮乃往洛北惠林寺投宿。此行产生了两首韩诗名篇：《赠侯喜》和《山石》。在《赠侯喜》中，韩愈说那次垂钓非常扫兴，坚坐半日，仅得“一寸才分鳞与鳍”的小鱼。《山石》所写的经历要比垂钓有趣得多，但也只是一次相当平常的山寺之游。然而诗人把它写得多么有声有色，兴味淋漓！诗中叙述寺僧待客的情形：“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本来黄昏入寺，当务之急是安排食宿。但可能因来客都是文人学士（与韩愈同游的有侯喜、李景兴、尉迟汾三人） ，故寺僧先向客人推荐寺内引以为傲的古代壁画。及至点了火把来一照，竟然模糊暗淡，所见甚稀。这是多么扫兴！然而寺僧的颟顸朴实，寺庙的年久失修，历历如在目前。及至安排食宿，一切都非常简陋，然而寺僧的热情勤劬，寺庙生活的简朴清苦，亦写得真切生动。至于后半首所写的清晨下山的情景，亦是用平常的字句娓娓道来，但又真切鲜明，引人入胜。天色已明，但晨雾弥漫，故不见道路，诗人只好在雾霭中忽高忽低地乱走一气。及至晨曦驱散雾气，红花碧涧交相辉映，参天大树亦不时入眼。雨后的山涧，水流湍急，诗人赤着双脚踩石渡涧，顿时觉得自由自在，快乐无比。是啊，景色平常而又美丽，生活平凡而又愉快，全靠诗人的一枝生花妙笔，才把它们刻划得如此鲜活。俄国的别林斯基说得好：“谁要是为诗所激动，嫌恶生活中的散文，只有从崇高的对象才能获得灵感的话，他还算不得一个艺术家。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有诗。”（《普希金的作品》）韩愈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美感和诗意，《山石》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