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结果(全州历史自零陵开始只是一种传说)

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百姓,都普遍认为:考古对地方史的实证在文献资料奇缺的情况下,考古资料当是重要的实证补充和修正。建国后,湖南、广西相继出土秦汉时期的遗址、墓葬及文物,居然无一件能证实全州有零陵的存在,否定其存在的资料越来越多,反而证实全州的历史始于古洮阳县。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结果(全州历史自零陵开始只是一种传说)(1)

一、楚鄂君启金节的出土,说明今湘桂走廊于战国末以后,最繁荣的城市是洮阳,而不是零陵。1957年于安徽省寿县出土楚怀王六年(前323年),颁发给鄂君启经商的通行金制苻节,共四件,包括水陆主要线路其中舟节的铭文中云:“迠江,内湘,庚喋,庚邶阳。”“迠”是逆流而上,“内湘”指进入湘江,“庚”意为经过的路,“喋”据考为令湖南铜官镇。“邶阳”即洮阳城、在今全州北湘江边。可见洮阳在秦灭楚以前就是通往岭南的重要商业城市,汉高祖十一年(前16年),刘邦追击淮南王黥布,派别将于洮水南北大败布军、胡三省注《通鉴》云,洮水南北即洮阳附近。(见《史记·高祖本纪》)。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封长沙王发之子狩燕为洮阳侯,洮阳一度成为侯国。(见《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洮阳为县一直延续到隋开皇十年(590年),才废入湘源县。若秦于洮阳南湘江边立有个超万户的零陵县,为何鄂君启节的入湘路线只点到洮阳而止?按《汉书·地理志》载,洮阳南的零陵郡(郡治今湖南零陵区),于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才置,东汉末郡治即移到了泉陵(今湖南零陵),全州人将他们称为“小零陵”,这个“小零陵”怎比得上洮阳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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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初长沙国地形图,于今湘桂走廊处绘画的县城,只有洮阳和观阳两座县城而无零陵。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长沙国汉文帝时地形图,绘画长沙国南境边郡桂阳郡的八个县,除桂阳南平二县外,其余六县于汉武帝平南越后属零陵郡、在今广西境内的为洮阳及观阳。该墓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地图绘制时间会更前。据《水经注·耒水》,桂阳郡是高帝二年(前206年)分长沙置,五年(前202年)属长沙国,是楚汉相争时诸侯王国立的南边郡。考长沙国与南越赵佗之间相互边防攻守,主要在高后时期,地形图反映的当属那时实况.地形图表明,直到汉文帝十二年,尚无零陵县,更不说是超万户的剧县了。洮阳县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立零陵郡时属零陵郡,观阳县《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无载,到《晋书·地理志》才有,《宋书·州郡县》说吴立。估计观阳县已于元鼎六年立零陵郡时废入零陵县,到孙吴时再从零陵县析出。汉初的观阳县有无可能先于零陵郡改为零陵县?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于永州目中引应劭注《汉书·长沙王发传》云:“景帝后二年先于武帝元鼎六年32年,已有零陵之号,恐未为郡之时已有零陵县之名耳,当考。”按汉末应劭水《汉书集解音义》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益焉。”景帝后二年即公元前142年,即使这时观阳县已改成零陵县,并被划归长沙国,但与是否秦县无涉。199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灌阳县志》,把建置沿革推至汉初,编者态度是严谨的。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结果(全州历史自零陵开始只是一种传说)(3)

三、近年出土的秦代封坭及西汉玺印,尚未发现有零陵县的名号,只有汉景帝时的“洮阳令印”。90年代西安大规模出土秦代封坭,是继秦兵马俑秦简木牍后的一大发现。封坭是古代缄封简牍钤印章以防私拆的信验物、其中有关秦县的共40方、有9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并未绘出,封坭中尚未发现有今广西境的县。(见《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1月秦代封坭文)近年又出土不少西汉时期的古玺印、据《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载录,出土的西汉玺印中、涉及今广西境的县官印有“洮阳长印”、“洮阳令印”、“广信令印”、“镡成令印”。“洮阳长印”及“洮阳令印”均为滑石印,笔画纤细瘦劲、全用单刀刻成、1960年于长沙杨家山6号汉慕出土。同墓出土还有四鼎及玉印“苏郢”、“苏将军印”,属汉景帝时(前156一141年)墓葬。说明汉景帝时洮阳县已发展为万户以上的大县、由县长升为县令的苏郢将军、是个地位较高的边防重臣,陪葬品共用四鼎(四套鼎)、比当时临湘县令(长沙国都所在县)多一鼎。若此,湘桂走廊即使于景帝时多了个由观阳县改名的零陵县,也不可能再超万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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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国后经实地考古调查,今全州灌阳兴安三县地尚未发现秦县城址、能确定为西汉初县城遗址的两处,即古洮阳城及古观阳城,均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洮阳县古城址、在今全州北15公里永岁乡梅潭村后山岗(旧名改州滩),东为湘江,西南小河即洮水入湘处,分内外城、尚存板筑城墙一段。观阳县古城址在今灌阳县新街乡湘溪村雀儿山前,位湘水支流灌江岸、座北朝南,城墙夯筑,范围尚存,遗物较多。除此,今全州县境还有隋唐至五代的湘源县古城址,在城郊乡柘桥村,城墙尚残存,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今全州县城则是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起才建的州城,唯独汉代零陵县城的故址,至今还弄不清楚。1998年5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州县志》,在今凤凰乡和平村湘江南面,发现有古城遗址,残存城墙2一5米、城墙基脚19米,有众多考古和史学家说:“疑为古零陵郡城待考。”按史籍载:零陵县城(西汉为郡城)从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至隋开皇十年(590年),共存在达七百年之久,其位置也续有记载。《水经注湘水》云:“东北过零陵县东。”而和平村古城遗址湘水却穿过零陵县西北。”《旧唐书·地理志》云:“故城在今(湘源)县南78里.”《后汉书·度尚传·陈球传》载,汉延熹八年(165年),荆州兵朱盖等反,合桂阳贼胡兰数万人攻零陵。“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郡中惶恐,”“贼复激流灌城、球(零陵太守陈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如此地形与如今和平村遗址较有出入。汉零陵县城如今尚难确定,所谓“秦县零陵城”那就更渺茫了。其实,真正的秦城及其墓葬,在广西至今还未有发现。传说的兴安县溶江戍兵的秦城,唐以前史籍仅称越城、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起始称秦城。此城遗址共有四处,经多次调查均未发现秦代遗物,保存最好的七里圩王城遗址三百多平方米,近年进行科学测绘、勘探和发掘,从其建筑形式及出土器物显示,年代属两汉时期,约建于西汉中期,东汉加筑一次,到魏晋时废弃。(见1998年第11期《考古》)要弄清广西的秦汉城,尚待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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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古代,今全州历史始于一个叫“洮阳”的县管辖。洮阳县在历史上大约存在700多年。据史记载,洮阳县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与零陵县(今灌阳县)基本上同时代置县。隋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洮阳县与零陵(灌阳)并为湘源县(即现在的全州县前身)。零陵县移至今永州市零陵区(泉陵县)。明代嘉靖首辅、全州邑人蒋冕有《洮水考》一文,考证《史记·高祖本纪》所载“汉将别击(英)布军洮水南北”就在此地。并写有一首《洮水名县最先》诗:“零陵置郡初,洮阳始为。”证明汉代洮阳县就是今天全州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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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考古学家、广西兴安人蒋廷瑜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一直在广西从事田野考古和广西地方史、民族史研究。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曾任广西文物工作队副队长、队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广西文物专家小组组长、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参加和主持桂林、玉林、柳州、百色、软州、河池等地区的文物普查,南宁市豹子头、横县秋江、资源县晓锦等新石器时代址,合浦县堂排汉慕群、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慕、兴安县石马坪汉墓群、界首汉晋慕群和兴安县秦城遗址等的考古发握,多次参加铜鼓专题调查和民族文物征集工作,足迹遍及广西各市县,是20世纪70-90年代广西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广西考古作过通论性研究,对广西先秦考古、秦汉考古和古代铜鼓有专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含合著)20多部。1990年被评为“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么一个集考古、文史于一身的大家,在《广西政协》网上发表“广西地区最早的县——洮阳县”一文,证实广西历史上最早的县是洮阳县而并不是零陵县。“洮阳县”非当今全州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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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于资料欠缺和认识偏差,笔者此前相信《兴安县志》载“零陵县治在兴安界首镇”一说,但从上述考古发掘和众多广西文史学家学说证实,古零陵县存在于灌阳县境而并非在全州也并非兴安境内。因此,最有资格自称“零陵”的是灌阳人,但灌阳人却十分低调,从不提自己是零陵人。而与“零陵”无毛关系的全州人却明目张胆争“零陵”、抢“九疑山“”,争抢得死去活来,真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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