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故事从哪搜来的（探析老秀才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背后的动机与故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以其斋号称聊斋先生。

一个平平无奇的老秀才——蒲松龄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出生时家境败落，正赶上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际。清兵的屠杀，流民的动乱，各种自然灾害的丛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从小身体欠佳，蒲松龄却长得高大魁梧，典型的山东大汉。蒲松龄才华横溢，开朗，乐观，也很执着。像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他立志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建功立业，十九岁时中了秀才，县考、府考、道考，连中三元。但接下来的命运却开始戏弄他。从19岁中秀才之后，每逢乡试他必参加，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生仕途坎坷，屡试不第。只能设馆授徒，当乡村塾师，这塾师一当就是五十年，七十一岁时才因为年纪问题有了一个当杂佐官的资格，以致他“自觉面目酸涩”。科考的失败对于他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痛。他做梦都想“得何时化作风鸢去啊，看天边怎样”。

由于家境落魄贫寒，而且以前家庭也有经商背景，所以他也向往着发财，也不避讳发财，他在给灶王爷的祭词中写道：“倘上方见帝，幸代陈词：仓箱讨得千钟黍，从空坠万铤朱提。”

他热情好友，爱花，喜酒，说“有花有酒春常在”。他虽喜欢佛家、道家思想，但是身在齐鲁大地，却从未抛弃他的根本——儒家思想。 他因家境贫寒而终生生活在穷乡僻壤，周围缺乏真正可与比肩对话的知己而苦闷痛苦。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能感同身受农民的生活压力之大，认为：“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

乡村塾师生涯隔绝了与世俗社会的交流，让他更感到孤独与苦闷；但也使得他更富于浪漫和幻想，于是在私塾的闲暇中，把浓郁的情感、深层次的寄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释放到文学的小天地里，最终著成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大成者——《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权威版

《乾隆淄川县志》记载：“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著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即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文名籍甚，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为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磨。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家所藏撰著颇富，而《聊斋志异》一书，尤脍炙人口云”。

《聊斋志异》491篇作品，大多描写狐妖鬼怪精魁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部分是根据前人作品改写来的，但是大多数作品都是蒲松龄独立构思完成的。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目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或有未可概以人废者。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从蒲松龄搜集的这篇《聊斋自志》可以看出《聊斋志异》大部分篇章都是搜集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入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熔入自己的思想观念与人生经历而创作成功的，所以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历史与人间百态。无论这些鬼怪精灵多么的虚幻与荒诞，究其本质，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始终没有超出现实世界。《聊斋志异》虽然是志怪小说，但是却是明清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民间风俗。

聊斋志异通俗版

所以《聊斋志异》的创作与作者所受的文化思想因素、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人生经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1）蒲松龄的儒家思想

蒲松龄的父亲一直坚守“读书为立身之本”的儒家思想，并与此来教育子女。蒲松龄从小耳濡目染，加上父亲的谆谆教导，再加上出生于孔子之乡——齐鲁大地上，儒家思想成为了蒲松龄一生的主导思想，这从蒲松龄执着于科举长达半个世纪和《聊斋志异》内容中强烈的济世思想可以反映出。

• （2）蒲松龄的佛家思想

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特别是佛家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聊斋志异》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反映佛家因果报应思想。比如投生转世模，比如式果报模式都深受佛教中因果、轮回观念的影响。

佛教思想认为；“世间众生大都要经历生死轮回”，这是因果报应观念得以实现的基础。

佛教的因果报应观认为;“善业能够得到善果，在六道轮回中能得到人和天的果报，而恶业只能够得到恶果，在六道轮回中能得到畜生和地狱的果报。”

这种轮回和因果报应观念在《聊斋志异》中比比皆是，在《聊斋志异》所有作品中关于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果报》《三生》《李伯言》都是以佛家轮回和因果报应为主体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明显带有道德教化的意思，因为是蒲松龄创作的最根本动因就是劝说世人向善惩恶，这也是他最美好的愿望。但蒲松龄又摒弃了佛教因果报应观念中的宗教含义，将其简化为一种思维框架、一种思想的载体。也就是佛家思想为血肉、儒家思想为灵魂，使得文章更具有趣味性，也带有一丝人文的意蕴。虽然他借助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观念来劝善惩恶，但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主要还是以儒家道德伦理为基础，劝告人民在处事上要恪守道德，行为上要修善积德。

正如蒲松龄所说：“邪怪之物，为德可以已之。”修身养性，养的一身浩然正气，任何邪魔外道之物都不能近身，这样才能免除灾祸。

• （3）晚明商业意识和市民阶层思想

明末清初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弊端也日渐显露，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升级，加上明中叶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经过了明末清初的动荡之后，在清代前期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业意识、市民阶层得以进一步壮大，这在思想界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声音，比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始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对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的官员任用，这些思想自由之风和商业意识、市民阶层思想这种时代气息的影响，使得作者并不怎么反感商人，在作者浓郁的儒家思想中渐渐地融入了商业意识和市民阶层的思想，这在《聊斋志异》里面的体现就是出现一大批弃儒从商的文人学者比如马骥(《罗刹海市》)、任秀(《任秀》)、慕蟾宫(《白秋练》)等等，这些人物都说明商业意识和市民阶层思想对作者的儒家思想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聊斋志异连环画

清朝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封建王朝，为了王朝的稳定，为了政权的巩固，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处处防范，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文字狱，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文化专制、思想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在历朝历代中有所表现，但是清朝文字狱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牵连之广、用刑之酷举世罕见，规模更是空前绝后，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思想专制最黑暗最血腥最丑陋的一幕：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的文字狱案件大大小小在10000起以上。这就造文人学者们在文章中稍有不满或抱怨，或无证据只是凭空被清朝统治者怀疑有讥讽朝廷之意，便会轻者入狱流放，重者凌迟灭族。

“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穿凿比附，诛意攻心；探头探脑，告密成风；疑神疑鬼，保官为上；过犹不及，文网日密；宁严勿弛，诛连日众”这段关于清朝文字狱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血腥残暴和人性中的冷漠阴暗。

严酷的文字狱使得清朝社会被恐怖的文化氛围所笼罩，清朝大学士梁诗正"以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当时文人学者恐惧之心，可见一斑。基于这种文化高压，很多文人学者只能远离世俗，寄情于狐妖鬼怪精魁，通过写妖怪异类的喜怒哀乐来反映现实社会的人世百态，比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等，看似写狐写鬼写冥府，实则写人写物写政府，鬼怪狐精的形象实际上就是这些文人学者最真实的想法的一种伪装。蒲松龄身处那个恐怖的高压文化时代，当然也要有意回避文字狱，只能借助谈狐说鬼来寄托自己的心事，“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 。《聊斋志异》中关于阴间冥司的描写更多像现实中的清朝政府衙门，说的是鬼神，实则说的都是人，借鬼言人事罢了。可以说《聊斋志异》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下存活并发展，与清朝统治者将这本书看为志怪荒诞小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志怪荒诞小说与政治无关。

文字狱

《聊斋志异》虽然都是在谈狐妖鬼怪精魁，但是也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世事百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平提出控诉，其中尤以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做了深刻的揭露。《聊斋志异》中有十几篇描写科举制度的文章，如《王子安》《胡四娘》《司文郎》等等，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无一例外都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加以揭露。科举制度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清朝已经失去了其“以才取士”的初衷，八股文形式僵化死板，衡量文人学者的才能的标准成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但是这样的考试形式却是中国大部分文人学者和社会精英走向权力的唯一出路。

比如《王子安》篇中写道：秀才王子安，“入闱后，期望甚切。近发榜时，痛饮大醉。”表面虽写沉醉于酒，实际是对功名利禄的沉迷。他醉梦中的一番情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文人学者的思想行为及心理状态。而王子安这形象，不禁令人感觉可悲又可笑，可笑的是渴望功名的急切心情和趾高气昂的梦中痴想，可悲的是其身陷科举制度的陷阱却不能自拔的酸楚难堪。

《司文郎》中描写到盲僧人依靠嗅觉来对文章进行评判，认为王平子的文章远胜于余杭生，但是科考结果恰好相反。盲僧斥责颠倒是非的科举考试：“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这哪是盲僧说的话，分明是作者想说的话，将矛头直指科场的考官。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困于科场，对于科举弊端感受得最为强烈，他对荒诞的科举制度也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好友相聚

• （1）揭露和抨击现实社会的不良世风

《聊斋志异》中的狐妖鬼怪精魁形象大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其中以对狐女的描写最为传神，从善良自然、天性纯真的婴宁，到知恩图报、善解人意的小翠，再到勇敢直率、敢爱敢恨的青凤，除此之外，还有娇娜、狐谐等等，这些狐女形象无一不是秉性善良、个性鲜明。相比之下《聊斋志异》中的男人/男鬼/男狐/男官差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显得逊色许多。

狐女婴宁

在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这导致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受压迫严重，加上古代识字的大多数人都是男人，在女性身上发生的故事特别容易引起关注，也更容易引起同情。因此，无论是抨击社会道德的沦丧还是要劝诫世间的人心，女性形象都是最好的文学载体。在《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美好和弱小与黑暗的强大的社会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蒲松龄正是利用这种强烈的反差，表达自己对封建社会不合理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一种渴望。

而男性形象主要用于揭露当时腐败的政治、腐败的官僚胥吏制度。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世间不存在的阴曹地府，但是这个阴曹地府更像世间的一个政府衙门。里面的阎王判官俨然是现实社会贪官酷吏的翻版。比如《促织》，尖锐的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统治者的欢乐都是建立在人民的血泪痛苦上的。

• （2）作者对于自我的实现

蒲松龄一生都郁郁不得志，一生都困于科举，所以《聊斋志异》寄托了作者全部的心血。作者因为无法自我实现，胸中常涌动激愤不平之气，加上孤身谋生，无人心灵相通的独孤无助，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将独孤无助和激愤不平之气移置到作品中，通过笔锋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深刻体会和挽救恶劣世情的良苦用心都寄托在作品人物身上，然后通过作品人物在作品中的自我实现，使得读者认可作者的才华，作者借助他优秀的作品在精神世界中实现自己济世经邦的理想，达成自我的实现。

还有《聊斋志异》中以史家笔法自居的“异史氏”也是作者极其渴望自我实现的一种表现。

狐女小翠

《聊斋志异》不仅仅是一本志怪小说，还是一本反映现实社会、揭露社会不良风气和官场腐败的作品，不仅如此，蒲松龄还叙述了民间的艰辛与苦难，在狐妖鬼怪精魁的奇幻世界中雕刻出人间百态、现实社会的微缩景观。

菜米油盐酱醋茶、刁泼愚陋真善美这些世间百态被蒲松龄一一收于笔下，最终集大成的《聊斋志异》将文言小说推向了巅峰。正如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评论的那样：“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小说”。

用唐人传奇笔墨，写世间阴阳之奇异，继承与突破志怪传统，《聊斋志异》为文坛上一本不朽的千古名著。而这部“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的著作，奠定了蒲松龄这个平平无奇的老秀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永远的聂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