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培英中学旁边的老楼（老沈阳萃生里和萃生书院）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三段的萃生里，是因为此地原来有一个萃升书院而得名。古代的书院，有如现今之大学，是学子求学之所、名儒授业之地。在东北，沈阳的萃升书院同铁岭的银冈书院、辽阳的襄平书院，并称“盛京三大书院”。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由时任奉天府丞创建。乾隆初年，工部侍郎李永绍在德胜门（今大南门）学宫右面建立义学，不久改为沈阳书院，在国库拨款、官绅募捐扩建之后声名远扬。乾隆二十七年即1762年，时任奉天府尹欧阳瑾取“萃聚英才、升扬文化”之意，题写“萃升书院”四字楷书匾额，悬挂于书院的仪门之上。从此，沈阳书院正式命名为萃升书院。萃升书院的历任山长由绅董公荐产生，非德高望重之士莫属，且多为学界名人。尤其是嘉庆四年，官至大理寺少卿、文压三江的王尔烈因为到了耄耋之年，卸任回到辽东，掌教萃升书院，使萃升书院更加名声大振，名儒学子趋之若鹜。可惜到了1900年，俄军占据院舍，辟为军营与马棚，萃升书院从此人去屋空，荒芜颓废。虽然在1928年，张学良出资两万大洋，购买典籍，聘请名师，修葺院落，重建了萃升书院，但重新兴盛起来的景象很快就消散了。九一八事变后，书院被迫关闭，学员流亡关内，萃升书院彻底废矣。直到今天，萃升书院再也没能重建起来。

萃升书院其实并没有被人忘记，即便它遭受过各种各样的折腾，甚至在地面上的建筑都被折腾没了，但是它依然被用来命名道路里巷，于是有了虽然不起眼却依然顽强存在着的萃生里，还被用作小区的名字，于是有了朝阳街东侧、大帅府对面的翠生小区。毕竟，真实存在过的历史谁都无法抹去。

当年的萃升书院位于现在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三段的萃生里，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旁边的文庙，而现在与萃生里毗邻，并同属于沈河区沈阳路三段的文庙里也是因为文庙才如此命名。民国时期出版的《沈阳旅游指南》写道：“省城之文庙（孔子庙）位于大南城门里，清（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首建圣殿、三楹戟门、棂星门，至康熙五年（1666年），学宫增设，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筑造东西两庙，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明伦堂及东西斋房竣工，而大门仪门及东西两角门、学署六间相继建设，至道光时代于圣庙西南隅萃升书院之南侧增设孝子节妇二祠，并于春秋两季执行祭孔之举……”据《清史稿》记载，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即公元1629年时，皇太极“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显然，清朝在入关以前早已打定主意要汉化。顺治继位第二年就给孔子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于是，顺治年间所有孔庙的孔子牌位均由明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以后的“圣先师孔子”改成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定了文庙谥号。此后，各地孔庙开始统称文庙，即“文宣先师庙”。清顺治六年，即公元1649年，封孔子第六十六代孙为衍圣公。康熙刚即位就去太学祭奠孔子；康熙十四年，即公元1675年，又省去了“大成”“文宣”四字，直接叫“至圣先师孔子”。此后全国各地孔庙的孔子牌位均沿用此制。清代皇帝们送给孔子最大的礼物其实是两块匾，也就是现在依然被广泛使用的两个荣誉称号，一个叫“万世师表”，一个是“生民未有”。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1684年，康熙去山东曲阜孔庙祭孔，听孔尚任讲完《大学》首章以后，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随后又将这块匾额内容颁发给全国各地的孔庙，刻匾恭悬。但这块匾现在不在曲阜，而是在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生民未有”四字比“万世师表”夸得还厉害，《诗经·大雅·生民》里有“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孟子·公孙丑》里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意思是说，自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像孔子一样至高无上的圣贤，世上只出现了这一位圣人。乾隆三年，颁“与天地参”匾额；乾隆八年，颁“先觉斯民”匾额；嘉庆五年，颁“圣集大成”匾额；道光三年，颁“圣协时中”匾额；咸丰二年，颁“德齐帱载”匾额；同治三年，颁“圣神天纵”匾额；光绪二年，颁“斯文在兹”匾额；宣统元年，颁“位育中和”匾额。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清朝甚至把祭孔典礼升格为大祀，崇圣祠供祭太牢。太牢是祭祀礼仪的最高规格，一般只有皇陵才能使用。最开始只用于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祭品要求牛、羊、豕（猪）三牲齐备。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要先饲养于牢，所以这类牺牲就称为牢，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又有太牢和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6年十二月二十日盛京礼部的奏折，奏折中向光绪皇帝奏请将奉天文庙与太庙、天坛、地坛同等规制，即将文庙所覆青瓦全部换成黄瓦，将文庙所用器皿饰金、饰玉、饰黄色云纹。此奏得到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批准，于是，奉天文庙的规制提升了一大截，与太庙、天坛、地坛等礼遇相同。此后，奉天文庙不仅各殿之瓦换成黄瓦，就连那圈200丈的围墙也覆上了皇家专用建材——黄瓦。

清亡之后，袁世凯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各地文庙也借着“皇上”的威风，拿到了拨款，维持着正常运作。奉天文庙也算颇受重视，此间制定了祀孔典礼的规程，增置了祭祀的法器，把文庙的名称改为孔子庙。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资金匮乏，各地文庙纷纷败落，奉天文庙也未能幸免。1918年沈阳县公署的一份档案中写道：“文庙之大成殿之脊及东西两面宫墙年年剥落，均有损坏之处，而庙内殿上蔓草丛生，几无隙地，是皆岁修无款以致有些现相……”后来奉天文庙西院学宫又长期被县教育会劝农所占用，文庙已毫无儒学氛围，渐渐被人淡忘。

文庙的旁边不仅建立了萃升书院，在1905年还建立了一所公立小学，先后称为“中央两等（初等、高等）模范小学校”“奉天省城官立第四初等、高等小学校”，具体位置就是现在的沈河区朝阳一校。这所公立小学在1949年更名为“沈河区文庙小学”，1954年文庙被拆除，平整成了现在朝阳一校的操场，而学宫也改为了住宅。至此，活了300多岁的奉天文庙，和萃升书院一样灰飞烟灭，只留下了和“萃生里”殊途同归的纪念性地名——文庙里。

其实，辽宁历史上书院和文庙的数量还真不少，截止清末，有39处文庙和18处书院。由于各种各样难以尽述的原因，辽宁现在完整的文庙仅存1处，就是兴城文庙。完整的书院仅剩3处，即铁岭银冈书院、瓦房店横山书院和辽阳襄平书院。真正的历史，镌刻在这些经历岁月沧桑而侥幸存活下来的建筑中，也凝聚在“萃生里”“文庙里”这般简短而文雅隽永的文字中，等待着人们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