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历史过了多久（的是历史的黑暗时代）

第一章 葛洪的时代、人际关系和生平活动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每个英雄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某个方面。但是还有一种英雄却是对所处时代影响并不甚大，但对后世影响却巨大，葛洪便是这种，其实万世师表的孔子也是如此。造成如此情况与这些英雄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混乱不堪的时代

1. 混乱的政治

葛洪(283～？年)生活在两晋之交，这一时期是两晋史乃至中国史上极为混乱不堪和黑暗的时代。政治上先后出现“杨骏专权”“贾后乱政”“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的政治局面。出现这一政治局面的根源在于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年，图1-1)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候的失误。

图1-1 晋武帝司马炎

从废曹魏、建晋、灭吴的功绩上看，司马炎完全称得上一代雄主，但后期天下一统，骄奢淫逸之心日涨，大肆掠夺民女充斥后宫，后宫竟达万人，于是得了选择困难症，竟然“羊车望幸”，这也成就了另类的“千古一帝”。耳鬓厮磨于后宫，纠结于争宠等琐事，一方面导致一代雄主繁殖力超强，他生了26个“小司马”(儿子)和不知其数的公主，与千古一帝清代康熙帝(1654～1722年)的繁殖力有得一拼。另一方面后宫丰富的生活引发了一代雄主女性化的一面——优柔寡断、妇人之仁。司马炎最大的“小司马”司马轨(？～？年)不幸早夭，因此“小司马”中的老二“白痴”司马衷(259～307年)成了事实上的长子。按中国古代的继承人法则——嫡长子继承制，尽管25个“小司马”当中不乏聪慧之辈，司马衷还是被立为太子。

太子司马衷之母——杨艳(238～274年)是其“忠实”的保护者。虽保住了他的皇位，但却没有保住他的性命和西晋王朝的性命。杨艳替司马衷选择贾南风(257～300年)为太子妃，其后贾南风乱政，直接导致“八王之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杨艳为西晋灭亡埋下了种子。

杨艳，字琼芝，陕西华阳人，司马炎的第一任皇后。父亲杨文宗(？～？年)是三国时期魏国贵族，其祖东汉出仕，四世三公，为魏通事郎，袭封蓩亭侯，早死，杨艳母赵氏也不久随夫而去。襁褓之中的杨艳成为孤儿，由其舅父赵俊(？～？年)抚养，深得赵俊妻段氏怜爱。杨艳天生丽质，既有颜值，又有内涵，从小聪颖，善于书法，娴熟女工。有个会相面的人曾经给杨艳相面，认为她肯定会非常尊贵。这极可能是其舅父赵俊的一次“事件炒作”吧！这一次“炒作”的效果非常好，当时权倾天下且后被其子司马炎追尊为晋文帝的司马昭(211～265年)听说后，就为司马炎聘娶了她。杨艳深得司马炎宠爱，司马炎称帝后，立其为后。她替司马炎生下三男三女，试想初为晋王世子后为皇帝的司马炎，其本性岂能不好女色，王宫和皇宫佳丽数以万计，杨艳居然还能和他生下六名子女，足见杨艳是集后宫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太子司马衷的低能，司马炎十分清楚。司马炎数次担心地对皇后杨艳说太子不长进，天性愚钝，难以胜任大事。每次杨艳都和颜悦色地反驳道，儿子虽不聪明，但却忠厚纯良，好生教导，会有长进的。司马炎试探说，现在更易太子，还来得及。杨艳摇头说，太子的名分已定，决不能轻易改动，无论立嫡立长，都应是太子，破坏了这项法制，日后岂不乱了套？她坚决反对更易太子。曾经果敢刚毅的司马炎在美人面前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他信任荀勖(？～289年)，尤其佩服荀勖的高深学问和不世之才。后来荀勖进奏，说太子有了进步，于是司马炎相信了荀勖，放下心来，不再考虑更易太子。其实荀勖已然是“后党”之人，这一结果都在杨艳的控制之中。这真是令人费解，杨艳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儿子司马柬(262～291年)，让这个小儿子继承皇位，对她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皇室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十分不解，当初晋朝开国元勋贾充(217～282年)的妻子郭氏让人贿赂杨艳，请求让自己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南风容貌丑陋、性格冷酷，不知杨艳为什么会答应。等到商议太子婚事时，司马炎想为太子迎娶大将兼书法家卫瓘(22...

杨艳死后，堂妹杨芷(259～292年)成为司马炎的第二任皇后，其父杨骏因为外戚和自身能力有限反而受到司马炎的重用。天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驾崩于含章殿，其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

晋惠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有名的“白痴”皇帝，有两个可证明其智力有缺陷的例子。一例是一日随从带着他外出的时候，他听到了青蛙的叫声，就问人：“这青蛙是公家的，还是私家的？”青蛙也有公私之分，实在可笑。最可怜的是随从，想笑不敢笑。不过，皇帝的问题，也不能不回答，随从聪明地回答：“皇上，在官田就是公家青蛙，在私田就是私家青蛙了。”另一例则是一次全国闹饥荒，路上随处可见饿死的尸骨。大臣把情形报告给“白痴”皇帝。皇帝听了之后说：“老百姓既无饭吃，何不食肉糜？”意思是百姓没有饭吃，那为什么不去吃肉呢？

如此低下的智力却坐着天下第一人的位置，难怪身边的人都想专权或篡位。先是太后杨芷的父亲，也即是晋惠帝的从外公——杨骏独揽大权。杨骏本身并不是大才，却可独揽大权，引发朝堂不满，更引发了皇后贾南风等新外戚的极大不满。她利用晋室部分皇族的不满情绪，联合朝廷中的反杨势力，积极活动。永平元年(291年)三月，贾后的同谋伪称杨骏谋反，晋惠帝下诏讨伐杨骏，杨骏被杀死，晋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杨芷也被幽闭，冻饿而死。

杨骏死后，大臣们拥戴晋惠帝从祖父汝南王司马亮(？～291年)和卫瓘主持朝政。楚王司马玮(271～291年)是晋惠帝异母兄弟，在倒杨过程中，出力颇大，在论功行赏时自己是亲王却位居郡王司马亮之后，故而他非常不满司马亮和卫瓘。而司马亮和卫瓘也准备将司马玮和其他几个不满的宗室遣回到封地。司马玮得知后，联合贾后杀死司马亮和卫瓘。首先，孙子杀死了祖父本就属于大不逆之举，且卫瓘乃是晋朝开国功臣，无端被杀，自然引起很多大臣不满，贾后又利用朝臣的这种不满心理，便将司马玮也杀了。从此，贾后大权独揽，形成“妻控夫”乱政的开始。因太子司马遹(278～300年)非皇后贾南风的亲生儿子，且贾南风本身不能生育，故她先是命人诬陷太子司马遹谋反，囚于金墉城，后徙许昌宫，最后派黄门孙虑(？～？年)将其杀害。

贾后的暴行，引发朝臣和一些野心家的不满，于是倒贾势力形成。赵王司马伦(？～301年)，是司马懿的第九子，也是晋惠帝的叔祖父，联合自己的兄弟梁王司马彤(？～302年)和晋惠帝的堂兄弟齐王司马冏(？～302年)铲除了贾后集团，将贾后废为庶人，后将其毒杀。这样赵王司马伦就独揽大权了。

司马伦掌权后，更是倒行逆施，密谋篡位。司马伦所倚重的孙秀(？～301年)，本是狡黠贪淫之辈，为了抢夺西晋首富石崇(249～300年)的宠姬绿珠(？～300年)，不惜密告石崇谋反，将石崇灭族。他们的这些行为引发了一些忠于晋室人士的不满。

淮南王司马允(272～300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晋惠帝异母弟，时任骠骑将军。他打算积蓄力量，除掉司马伦。却被司马伦抢先下手，部属及亲友数千人遇难身亡。

杀死司马允后，司马伦一步步地夺权，逼晋惠帝下禅位诏书，于永宁元年(301年)正月初九，做了皇帝。司马伦称帝不到一个月，齐王司马冏就发兵讨伐。随后晋惠帝异母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年)、晋惠帝叔父河间王司马颙(？～306年)起兵响应。几十万大军杀向洛阳。司马伦抵挡不住，被迫退位，晋惠帝复位。司马伦随后被赐死。

图1-2 八王之乱关系图

赵王司马伦的行为，刺激了有实力的“司马们”，使宫廷政变转变为皇族之间为争夺皇权的竞相厮杀。稍后还有晋惠帝异母弟长沙王司马(277～304年)、晋惠帝从叔父东海王司马越(？～311年)加入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图1-2)。其实又何止八王参与叛乱，只是冠以八个“坏蛋”名字的叛乱，有很多“司马们”都陷于其中，有的只是受害者或被后世之君表彰为忠臣，其中包括上文所说的淮南王司马允，以及依附于赵王司马伦的梁王司马彤，故史学界未将这些人划入八王之中。战乱开始由都城洛阳波及地方，愈演愈烈。它带来的是几十万人被杀，上百万人流亡，北方乱成一锅粥。直到光熙元年(306年)，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手中，这场持续16年(290～306年)的战乱才宣告结束。随后晋惠帝被司马越毒死，晋惠帝异母弟豫章王司马炽(284～313年)继位，是为晋怀帝。此时司马氏早已内耗得差不多了，成为一吹即倒的纸老虎。多年来深受司马氏压迫的内迁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趁机迅速崛起，形成中国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被匈奴俘虏，建兴元年(313年)在平阳被杀，此后晋惠帝和晋怀帝之侄秦王司马邺(300～318年)在长安即位，即为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

相对于北方的混乱，南方则相对安定，但并不太平。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长江、沔水(古称汉水)之间爆发了以张昌为首的流民起义，起义军一度攻下扬州、江州等地。江东世家大族组织军队平乱，年轻的葛洪就参加了此次平乱。两年后即305年，广陵地方官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永嘉元年(307年)被江东世家集团再次平定。此时，后成为晋元帝的琅琊王司马睿(276～323年)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今南京)。正是因为这一个司马氏的旁支在南方，才避免“五胡乱华”时司马氏一族灭族情形的出现，也奠定了东晋113年的基业。司马睿在南方镇守时，南方先后爆发多次流民起义，但司马睿获得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一一平定。终于317年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维系司马氏一族的统治。但政治上的格局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所谓“衣冠南渡”，指的是北方世族来到南方后，继续掌握着朝廷的大权，而对于江东世族大家包括葛洪家族来说只是获得一些虚职而已，他们依然在政治上受到歧视。

2. 清谈与迷信的兴盛

清谈肇始于汉末建安时代的清议，清议是以人物品评、人物理论为内容，包含抽象玄理在内的名士崇尚谈论的一种社会风气。清议的兴起与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相关，宦官专权与士风的败坏是其直接原因。因为此时的官员选举与征辟都按照官宦的爱憎行事，严重地堵塞了正直之士的上进之路。另一方面儒者徒有其表的现象很普遍。正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审举》所言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一些儒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反对宦官专权以谋求自身的政治诉求。

清议经过三国曹魏时期何晏(？～249年)、王弼(226～249年)、阮籍(210～263年)、嵇康(224～263年或223～262年)等人的继承发展，至三国两晋之交，演变为清谈，清谈主要针对本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等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在两晋，清谈更是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股崇尚老庄之学的思潮，当时人又称之为“清言”或“玄远之谈”“虚谈”“玄论”“谈论”等。参与论辩的士人，时人称誉为“名士”“名胜”“明通”“名理”等。

图1-3 王羲之“东床快婿”

西晋以降，一些清谈之士较之曹魏时期的清谈者，更加放诞不羁，口谈玄虚，不亲世务，以纵酒为乐，甚至以裸体为快。东晋王羲之(303～361年或321～379年)的“东床快婿”(图1-3)这一成语典故之由来，也有清谈之风的因素在里面。东晋大臣郗鉴(269～339年)有个女儿，名叫郗璿(？～？年)，年方二八(16岁)，才貌俱全，尚未婚配。郗鉴一心想为爱女找一个如意郎君。他与丞相王导(276～339年)平时关系不错，听说王家子弟甚多，且多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文武双全，郗鉴有意和王家结为秦晋之好。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导。王导让郗鉴去家中挑选。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有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禀明情况，郗鉴立马觉得有趣，很想马上见到这个年轻人。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这个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书圣王羲之。恐怕这里面有王羲之作秀的成分，他明知郗府选婿却袒腹仰卧，这是什么？看上去是轻慢，其实是标明自己是名士。因为，此时裸体是名士的标配。但这些与嵇康等人的任诞之举有质的差别，嵇康、阮籍等人的一些不合礼法的举动，是对曹魏政权中新兴的司马氏集团侈谈名教行为的一种消极应对，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意识的具体实践。而西晋之后清谈者的怪异之举，差不多已完全沦为作秀，是其心灵空虚的直接表现。西晋的潘安(247～300年)、卫玠(286～312年)等所谓美男子，一个个涂脂抹粉，女性化倾向严重，皆是作秀和心灵空虚的直接表现，这与现今时代的“小鲜肉”是何等相似！

清谈之风，虽有益于哲理思维和舌辩能力与文学素养的培养，谈论内容却与当时的现实没有多少联系，葛洪在论著中对庄子(约前369～前286年或前275年)、公孙龙(约前320～约前250年)等人著述的抨击，也是对当时士大夫清谈的针砭。《抱朴子·外篇·百里》中言：“三台九列，坐而论道； 州牧郡守，操纲举领；其官益大，其事愈忧。”高官显贵，终日悠哉，无所事事，必荒疏政事。王澄(269～312年)失守荆州，投奔王敦(266～324年)被杀。王衍(256～311年)在西晋灭亡后被石勒(274～333年)所杀，皆是清谈误国。无怪乎王衍在行刑时叹息：“哎，我们这些人，虽比不上古人，但如果先前不崇尚虚浮，齐心协力匡正时政，也不致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

玄学之初以“三玄”——庄(《庄子》)、老(《老子》)、易(《易经》)为研讨中心，并不像后来那样玄虚。清谈与玄学有着深切的关联，清谈是玄学借以发挥的主要形式。玄学与道家有着天然的关系，东晋之后又与佛学相接触，此时期道、佛以玄学为主要形式在中国儒士身上打下了合流的烙印。此后，出现一众儒道、儒佛、道儒、佛儒之人，最终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合一。

迷信在晋代十分流行。巫祝与方术，俱为那个时代所信仰。方术的信仰，在士大夫间为多；而巫祝则为民间的迷信。葛洪信方术，而不信巫祝。从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中可见当时迷信巫祝的情形：“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箧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什物尽于祭祀之费耗，谷帛沦于贪浊之师巫。既没之日，无复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朽虫流，良可悼也。”巫祝愚民之盛，让人看之惊心。葛洪极力反对巫祝，以为应行禁绝，从《抱朴子·内篇·道意》中“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不过少时，必当绝息”可见其意。葛洪所信方术与前代和后代所谓方术有所区别。他对方术的理解是“术者，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他认为方术的目的是保生却疾。此外，他认为他所处时代的方术者，不以智力求，不以经验得，矜师授而废思想，欲得名师以一朝而获道，其根本已误。故结果卒于方士骗人之术中，而神秘玄妙之方，终不可获得。从这里我们不能根据葛洪信方术而定义其为迷信家。他的方术是带有卫生保健思想的。

二、葛洪的家庭、寿龄、出生年月

1. 葛洪的家谱

葛洪的家族属于江南望族，世代有人做官，虽不能与东汉时期四世三公的袁绍家族相比，但比现今的所谓“官二代”们那可是牛多了，至少称“官五代”是没有问题的。

葛洪十世祖(生卒、名姓不详)并不居于江南，曾为荆州刺史，王莽篡汉后，弃官归乡忠于汉。后与他人起兵反对王莽(前45～23年)，为王莽军队打败。为避免杀身之祸，其十世祖称病隐居。王莽担心葛洪十世祖重新作乱，欲谋加害，于是其十世祖离开荆州，迁于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一带)。

葛洪九世祖葛浦庐(？～？年)才是葛洪一枝移居江南之始。葛浦庐继承父志，响应刘秀(前5～57年)反对王莽政权，官封骠骑大将军。这个骠骑大将军由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初设，历代沿用，相当于军队里的二把手，西汉勇冠三军的冠军侯霍去病(前140～前117年)就是骠骑将军，而当时军队的一把手为卫青(？～前106年)，官封大将军。可见葛洪九世祖葛浦庐之勇猛。葛浦庐为人豪爽，颇有勇略与义气。其弟葛文随其南征北战，英勇杀敌，建军功无数，周身伤口无数且右眼失明。葛浦庐上书皇帝，要求加封其弟，未得批准。葛浦庐于是让爵于弟，南渡长江，迁徙至句容定居，带领子弟耕读自娱。

葛洪八世祖至四世祖的资料不详细。

葛洪三世祖，即高祖，为葛矩(？～？年)，曾为安平(今河北安平)太守、黄门郎(掌侍从皇帝，传达诏命)。

葛洪二世祖，即曾祖，为葛焉(？～？年)，曾任山阴(今浙江绍兴)令、散骑常侍(皇帝的顾问)、大尚书(吏部尚书)等。

祖父葛奚(？～？年)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历任御史中丞(最高检察长)、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太子少傅、大鸿胪(外交部)、侍中(总理)、光禄勋(北京卫戍司令上将衔)、辅吴将军等中央要职，封寿县侯。这个爵位比三国时期大英雄关羽引以为豪的“汉寿亭侯”要高两级。列侯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葛系食邑一个县，可见其地位之高。葛奚为官直言敢谏，可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强项令”董宣(？～？年)有得一拼，两人都为了正义不惧死。而两人结局却迥然不同，董宣遇到汉光武帝，即使得罪湖阳长公主(刘秀之长姐，前18～？年)却不怕死，葛系酒后说了一些“忤逆”东吴末帝孙皓(242～284年)的言论，却被赐毒酒而殒命。不得不说，同样一件事遇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此外，东吴时期著名道学家葛玄(图1-4)即是葛洪叔祖父，与葛洪并称“二葛”。

图1-4 葛玄

葛玄(164～244年)，字孝先，江苏句容人，葛洪的叔祖父。道教灵宝派祖师，尊称葛天师、葛仙翁、太极仙翁。在道教流派中与张道陵、许逊、萨守坚共为四大天师。跟随左慈学道，得到《太清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金液丹经》等道经。吴嘉禾二年(233年)，在皂山修道建庵，筑坛立炉，修炼九转金丹。喜好遨游山川，去过括苍山、南岳山、罗浮山。编撰《灵宝经诰》，精研上清、灵宝等道家真经，并嘱弟子世世箓传。葛洪的父亲葛悌(？～295年)，仕吴，曾为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五郡赴警，这些官职都是一些重要部门副职，有提拔之意，可见葛悌深得吴国君主信任，这也是受其父的荫泽。但吴灭后，西晋政权初以故官任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邵陵太守。而这些官职都是一些闲职或小官，可见葛悌后半生并不怎么得意。最后葛悌死在邵陵太守任上，葛洪时年13岁，家道从此中落。相传葛洪早年“家贫无童仆，篱落不修，常披榛出门，排草入室。屡遭火，典籍尽，乃负笈徒步，借书抄写，卖薪买纸，然火披览”。可见，葛洪早年穷困潦倒至何等程度，更显葛悌晚年的落魄，死后家无余财留给葛洪。葛悌后半生的际遇也是江南士族时代悲剧的缩影，这与司马氏政权对江南士族抱有一种歧视和戒心是相联系的。

葛洪为葛悌第三子，两个哥哥生平不详。

据传，葛洪还有一个姐姐，仅知道嫁于官宦许朝(？～？年)。葛洪有两个侄儿——葛望和葛世，生平也不详。葛洪有一个侄孙葛巢甫，可以断定是其一个兄长的孙子。葛洪还有一个姑姑，嫁与刘姓人家，其子刘士由，与葛家有来往。葛洪的岳父鲍玄(靓)，字太玄，河南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境内)人，一说东海(今山东郯城境内)人，一说上党(今山西境内)人，汉司徒鲍宣之后。鲍玄曾任南海郡太守，因其精通仙道，被称为神仙太守。晋室南迁后，鲍玄举家迁往丹阳，教授生徒经典古籍。葛洪是鲍玄的弟子，两人相谈甚欢，葛洪还得其《三皇文》的真传。葛洪妻子鲍姑，乃是鲍玄的女儿，相传葛洪升仙后，她也在罗浮山的玉鹅峰飞升成仙。

《晋书·葛洪传》中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由此可见，鲍玄既是葛洪的老师，又是他的岳父。但据余信昌、黄诚通的研究成果《鲍靓，鲍姑与广州三无宫》一文中推算的时间，鲍靓49岁生独生女鲍姑，葛洪43岁娶鲍姑，这在古代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此晚婚晚育让人生疑。可能是《晋书》在虚构故事吗？也有这种可能，因为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中并没有葛洪与鲍玄及鲍姑的记载。再者《抱朴子·内篇·金丹》中有关葛洪师承关系的自叙中也没有鲍玄的记录。或许葛洪与鲍靓、鲍姑没有交集，只是后人好事，传记(包括《晋书》)总是将名人们联系在一起，增强故事性而已。就像古代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一样，其历史原型根本不是同时代的人，人们故意将两人串联在一起，以增加读者的好奇而已。至于鲍姑玉鹅峰飞升成仙一说，显然与西汉淮南王刘安的“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故事一样，刘安明明自刎而死，后世却用谎言来迷惑求仙的“发烧友”。

2. 葛洪的寿龄、出生年月考疑

确定一个人的寿龄必须确定生卒时间。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在葛洪著的《抱朴子·外篇》中有“太安二年洪年二十一”可推知。学界大体认为晋武帝太康四年为公元283年，这是因为有些历史学家为我们确定了中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应表。若不细想，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若认真思量，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中国历法也是一个由粗到精的过程，必须要搞清每朝每代的所用历法，还要确定古人生卒的具体纪年月份才能真正做到与公元纪年一致。拿我们一直沿用的农历来看，暂不以完整的古代表达方式，什么天干地支纪年法、皇帝年号纪年法，仅看某一年腊月都是公元纪年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这样特别是中国古代纪年的十一月、十二月极有可能与公元纪年相差一年，更不用说中国历法中经常出现闰月。因此，中国古代纪年与公元纪年间的换算并没有那么简单。不具体到月份就敢进行换算，大抵是忽悠非专业人士的。更何况中国古代纪年异常复杂，自东周“共和”之后，才有正式纪年，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去换算中西方纪年，都会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像“蝴蝶效应”中的小蝴蝶翅膀的轻轻一振引起另一个区域的大风暴一样，换算中可以忽略的因素，通过几次纪年换算后其结果可能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图1-5)。2002年美国上映的大片《蝴蝶效应》，用一个鲜活的例子阐述了“蝴蝶效应”。主人公伊万通过穿越时空去不断地改变自己未来的人生，在每一个小事件中的不同处理方式使他和他周围的人的人生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最后，他还是很无奈，他穿越到自己还是胎儿的时期，决绝地在子宫中用脐带使自己窒息死亡。所以仅凭“太安二年洪年二十一”就断定葛洪生于公元283年显然是有误的。故还有学者推断其生年分别为公元281、282、283年之说。正因为有这些分歧才让我们看问题更深入。

图1-5 蝴蝶效应

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z)1963年写出一篇论文，名叫《决定论的非周期流》，里面根据大气运动的规律，建立了一个简化的数学模型，三变量的自治常微分方程组，也就是著名的洛伦兹方程，洛伦兹经过研究发现，当这个方程组的参数取某些值的时候，轨线运动会变得复杂和不确定，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也就是初始条件最微小的差异都会导致轨线行为的无法预测。正是根据数值分析，洛伦兹才得出结论说天气的长期预报是不可能的，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关于葛洪的卒年，相关文献都没有提及，都只说到葛洪的寿龄，后世学者据此推断其卒年。当前关于葛洪的寿龄有三种观点：不足61岁说、61岁说、81岁说。

“不足61岁说”以钱穆先生为代表，其所写《葛洪年谱》乃先生抱病中读《抱朴子》随手而作，比较简略，认为葛洪殁于54岁。

“61岁说”是根据最早关于葛洪的文献东晋袁宏(328～376年)的笔记小说《罗浮记》中“既至，而洪已亡，时年六十一”而得出。《罗浮记》乃是笔记小说，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多记载乱力怪神，如《拾遗记》《玄怪录》《续玄怪录》等等，其可信度受到很多学者质疑，故他们对《罗浮记》也不认同。诚然，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有很多是一些迷信思想的言论，但其中不乏《梦溪笔谈》《齐东野语》等史料价值和科技价值较高的笔记小说。难道《罗浮记》是笔记小说就可以断定不可信吗？另外，袁宏为东晋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晋书》卷九十二《文苑》有传，南朝梁释慧皎(497～554年)《高僧传·单道开传》和唐释道世(？～683年)著《法苑珠林》卷四十六都记载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袁宏任南海太守时，与其弟袁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故袁宏作《罗浮记》比较可信。北宋初年乐史(930～1007年)所编地理书《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引袁宏的《罗浮记》，成为又一可信的证据。在证明袁宏《罗浮记》可信的文献中有佛教经典，我们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其作者大都是“释”姓，这与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图1-6)的第一个字有关；二是，佛、道二教似乎在合流。因为道教人物在佛教经典中出现了。这是因为当年(东汉明帝白马驮经)佛教从印度西来，在文化上极度自信的中国人却很少有人相信，印度西来的佛教徒为了更好地让中国人接受佛教，佛教在中国传教时联系当时中国最大的宗教——道教的经典和人物，编撰出“老子化胡”“慈航道人即是观世音菩萨”等故事，使佛教中国化，道教徒为了抬高自己也乐于承认这一编撰。由此可见，道、佛合流是一个历史现象，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图1-6 宗教画乔达摩·悉达多成佛像

乔达摩·悉达多(前565～前486年)悟道后尊称为“释迦牟尼佛”。“释迦”是其族名；“牟尼”在古印度是一种宝珠，非常神奇，能生出种种的东西；“佛”是智者的意思，觉悟到非常圆满。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族至高无上像牟尼宝珠一样大放智慧之光的觉悟者。在中国“释”是出家僧人法名用的姓，来源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个字。中国僧人姓“释”始于东晋道安法师(312～385年)，道安法师倡导：“佛以释迦为氏，今为佛子者，宜从佛之氏，即姓释。”

“81岁说”是根据唐代房玄龄(579～648年)所著官方史书《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中“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而得出。“八十一岁说”的证据是以《罗浮记》《晋书》等记载葛洪的文献中与其相关的人或事，再对这些人或事进行年代考鉴，进而用反证法推翻“六十一岁说”，而证明八十一岁正确。但是“八十一岁说”的这些直接或间接证据都被证明是不可信的或证据不充分，如《道教义枢》《神仙传》《晋书·邓岳传》等。还有一说，从《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中的部分内容与《罗浮记》中的部分内容一致，可以推断《晋书》采用了《罗浮记》的材料，由于“六”“八”字形相似，加之古文排列是竖排，也许《晋书》将“六十一”误写为“八十一”，吴士鉴(1868～1934年，近代金石学家、藏书家)、吴承干作《晋书校注》时就已指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为什么“八十一岁说”自唐代后一直被沿用，这与葛洪的特殊身份有关。一直作为道教史上千余年来享有盛誉的文化名人，葛洪以其高龄成为道教宣传的重点，若葛洪寿龄较短，则如何宣传道教？中国古人认为六十岁至六十九岁为下寿、七十岁至八十岁为中寿、八十岁以上为上寿。因此，葛洪从道修仙，修得上寿，这不就可以更好证明道之有用了吗？

三、葛洪的师友

1. 葛洪的师承

葛洪从小好学，素性寡欲，无所爱玩；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不爱交游。十六岁时，读《孝经》《论语》《诗经》《周易》等儒家经典，“以儒学知名”。但是贪求博览群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还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就是说，葛洪不像东汉时专门的经师聚徒讲学，传授经义。《抱朴子·外篇》代表他早期的儒家思想，其中混杂着一些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内容。《抱朴子·外篇·百家》有“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同时指出“子书为增深之川流”，即儒家经典为“正经”，“正经”之外，还要有子书百家的学说为补充。可见，早期葛洪师孔孟之道。

葛洪在学习孔孟之道的同时，亦在研习江东金丹道。《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二引《抱朴子》佚文：“郑君……太安元年，知李辰(张昌)之乱，江南将鼎沸，负笈将仙药东入霍山，莫所知之。”从“莫所知之”说明太安元年即302年，葛洪19岁，郑隐(？～302年)东投霍山与葛洪分别，即葛洪跟随郑隐学道的结束年份。可见葛洪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也在修道。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孔孟之道不信乱力怪神，而道教则信仰神仙方术。两者共存于葛洪一身是由时代的生存意识决定的。这种生存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来自自身的经历，另一方面也受道教《太平经》(图1-7)的影响。《太平经》将天地看成父母，信道者要想修炼，就应该获取更多的生存机会，更多的生存机会存在于太平环境中，而太平环境的获得，需要人对天地父母抱有一份虔诚的孝敬之心。正基于此，葛洪对修道者提出了要求，要求修道者必须确立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为道应先立功德，即所谓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图1-7 《太平经》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中国最早的道教经典，东汉道教太平道的典籍，170卷，相传由神人授予方士于吉(？~200年)。《太平经》内容博大，涉及天地、阴阳、五行、十支、灾异、神仙等，对道教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东汉至唐代，《太平经》在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汉末太平道的主要经典，被视为传达天命的谶书，构成道经“三洞四辅”中的太平部，辑入历代道藏，宋代以后逐渐为人淡忘。《太平经》详细记载几位修道师徒的对答，内容主张学仙修道，辅佐君王，行善积德，调和阴阳，教授“守一”冥想、服食符文等道术，综合各种道教观念与神仙方术，以治病袪邪，开创了更有系统的神仙理论，成为后世道教思想的基础之一。

葛洪其后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他的著作《抱朴子·内篇·明本》中强调“道”是根本，“儒”是末节。可见，其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从此，葛洪全身心地求仙问道，即使朝廷征召也再三推辞。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还是时势动荡不定、仕途不顺、官场腐败导致其无心仕途，正是“哀莫大于心死”。从此，葛洪消极避世，舍儒入道。

2. 葛洪的朋友

葛洪早年就自号“抱朴子”，“抱朴”源于《道德经》中“见素抱朴、绝学无忧、少私寡欲”。“素”是指没有染色的生丝，“朴”是指没有加工的原木，而“见素抱朴”是指无为而治。葛洪自号“抱朴子”，是因为他不喜两晋时的奢华之风尚，而对墨子“节用”“节葬”的观点表示赞许。在待人处世上，因其“抱朴”之个性，他认为因知人不易，世上那些浮泛浅薄的交往，面合而心不合，这样的交情没有益处而只有坏处。所以，他与朋友结交要审慎观察，详细了解后才决定是否来往。不轻交不义之友，泰然自处，完全有异于时人交往“游不择类”和“交游过差”的特点。葛洪理想中的朋友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能补正过失指斥谬误，活着的时候不乞请对方打通关节，死的时候没有托付的私事，从始至终完全相合，无论天旱地热都不会改变。

葛洪结交的朋友中，郭文(？～？年)是著名隐士，嵇含(263～306年)是《南方草木状》的作者，干宝(？～351年)是《晋记》与《搜神记》的作者，邓岳(？～？年)对发展广东地方的工商冶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郭文，字文举，是河内郡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市一带)人。从小忘情于山水，崇尚隐居。十三岁时，经常到山林里游玩，过了十天八天还不回家。父母死后，郭文服丧完毕，不娶妻，辞别家乡，去游览名山，登上了华阴的悬崖，观览石室中的石函。洛阳沦陷后，郭文就挑着担子走进吴兴余杭大辟山里深谷无人的地方，用木头靠着树，把茅苫覆盖在上面就住进去了，也没有墙壁遮蔽。当时猛兽作恶，进入房子里害人，但是郭文独自住了十多年，最终也没有遭受灾祸。他经常是穿着粗陋的裘衣和葛布头巾，不喝酒不吃肉，按距离挖开沟播种豆和麦，采摘竹叶和树木的果实，换回一些盐供给自己。有的人用低贱的价格换他的东西，他也马上给了别人。后来人们知道他是郭文，就不再贱买他的东西。郭文有了余粮，总是拿来救济没有饭吃的人。有人送东西给他，他只拿那些粗劣的，以示不违逆别人的好意。有猛兽在草屋旁边咬死了大母鹿，郭文把这一情况告诉别人，人们拿去卖了，分给郭文钱。郭文说：“我如果需要钱，自己就会卖了死鹿。我之所以告诉你们，正是因为不需要钱的缘故。”人们听了，都感叹不已。曾经有猛兽对着郭文张开大口，郭文看见它的口中横着一根骨头，就把手探进去拿了出来，第二天清晨猛兽把一只鹿送到郭文的屋前。猎人有时候到他那里寄宿，他连夜给猎人挑水用，脸上也没有厌倦的神色。

余杭令顾飏(？～？年)和葛洪一起拜访郭文，把他带了回来。顾飏因为郭文在山中行走有时需要皮衣，就赠给他一套皮裤褶，郭文不接受，辞别回到山中。顾飏派人把衣服放在郭文的屋子里就离开了，郭文也不再说话，皮衣竟至于烂在了屋里，郭文始终也没有穿。

当时权臣王导听说郭文的名声，派人去接他，郭文不肯乘坐车船，挑着担子步行。来到以后，王导把他安置在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于是朝廷官员全都来拜访，郭文自顾蹲坐在那儿，旁若无人。东晋名将温峤(288～329年)曾经问郭文说：“人人都有六亲相娱，先生舍弃了他们，怎么还很快乐？”郭文说：“本来准备学道，没想到遭逢时世混乱，欲归无路，所以就来了。”温峤又问道：“人饿了就想吃饭，成年后就想妻室，这本是自然之性，先生为什么偏偏没有七情六欲呢？”郭文说：“七情六欲是因为想念才会产生，我不想，所以没有。”温峤继续问道：“先生独自处在深山里，如果患病死去，就会被乌鸦吃掉，难道不残酷吗？”郭文说：“藏埋地下也被蝼蚁吃掉，又有什么两样呢！”温峤接着又问道：“猛兽害人，这是人所害怕的，先生难道不怕吗？”郭文说：“如果人没有害猛兽的想法，那么猛兽也不会害人。”温峤又问道：“如果时世不安宁，自己无法安身。现在准备让先生匡救时世，怎么样？”郭文说：“山林草野之人，怎么能够辅佐时世！”王导曾经聚集众位宾客，各种乐器同时奏起，试探着让人叫来郭文。郭文眼光直视，不转过来看别的人，走过华丽的厅堂就像行走在山林野外一样。当时在座的人全都说了一些富有深意的精妙言论，郭文总是说不能领悟别人对他说的话。他天性宏远，没有人能够窥知其门径。温骄曾经称扬说：“郭文有贤人的性情，但是没有贤人的才干，是仅次于柳下惠(前720～前621年)、梁鲭一类的人物吧！”永昌年间，流行瘟疫，郭文的病情也很严重。王导送来药品，郭文说：“命在天，不在药。是长命还是短命，这是时运。”

郭文在王导的西园里住了7年，不曾走出过。有一天他忽然请求返回山里，王导不允许。后来郭文逃回临安，在山中构筑草庐住下。临安令万宠把他接至县里安置。到了苏峻(？～328年)反叛时，攻克了余杭，但是临安偏能保全，人们都对郭文表示惊异，认为他能够预知玄机。自此以后，郭文就不再说话，仅伸出手指指点点，表示他的意思。郭文病得很重，就请求返回山里，打算躺在石头上，死后尸体就安放在那里，不让人殡葬，万宠不许。郭文绝食了二十多天，也不消瘦。万宠问道：“先生还能活多少天？”郭文伸出手掌扬了三次，果然在十五天后去世。万宠在郭文居住的地方安葬并且祭祀他，葛洪、庾阐都给他作传记，赞颂他的情操。

嵇含，字君道，自号亳丘子，出生于河南巩义鲁庄，墓也在鲁庄。他是“竹林七贤”之核心人物嵇康(224～263年)的后代，嵇康的儿子嵇绍(253～304年)是嵇含的叔父兼养父。因为大臣嵇绍护驾有功，又是血染沙场的烈士，其后人嵇含先是被晋惠帝提拔任用为中书侍郎，永兴三年(304年)，迁升为振武将军、襄城太守，随后又被举为广州刺史。在前往广州就任途中被人杀害。嵇含得以留名青史，不在其官位与武功，而是因为他戎马倥偬之中撰著了《南方草木状》一书，草木一束，孤篇横绝，由此被誉为“中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山”。

花雕是绍兴酒的代名词，又名女儿酒、女儿红，也是历代文人墨客为之倾倒的传统名酒。花雕嫁女则是最具绍兴地方特色的地方风情。嵇含即是记录花雕的第一人。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详录：“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侯冬陂池竭时，寘酒罂中，密固其上。瘗陂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其意是南方人生下女儿到几岁时，便开始大量酿酒，等到冬天池塘中的水干枯时，将盛酒的坛子封好口，埋于池塘中。哪怕到春天的积水满池塘时，也不挖出来。只有当女儿出嫁时，才将埋在原池塘中的酒挖出来，用来招待双方的客人，它的口味是极好的。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记录的是最能代表绍兴风俗的“花雕嫁女”的史实。由于这种酒储存的包装物是经雕刻绘画过的酒坛，故称“花雕”。花雕其实应该说是“雕花的老酒”或“雕花酒”，只是因为古人喜欢将谓语动词后置的缘故，所以“花雕”的称呼也就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花雕酒成了女儿出嫁宴飨亲朋好友的必备之物，也盛载着嵇含留给国人的一种深情和一种心愿。

干宝，字令升，祖籍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后迁居海宁盐官灵泉乡(今海宁黄湾五丰村与海盐澉浦六忠村的交界处)，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干宝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祖父干统(？～？年)是三国时期东吴官员，官至奋武将军，封都亭侯。父亲干莹(？～？年)亦是东吴官员，官至丹阳县丞。干宝从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凭借才气受到朝廷的征召授职，担任佐著作郎。建兴三年(315年)，干宝因参与平定杜弢之乱有功，朝廷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

据史料记载，自晋惠帝永嘉元年(307年)，干宝初仕盐官州别驾(刺史的从吏官)，后因刘聪、石勒之乱，西晋亡，东晋立，南北对峙，干宝举家迁至灵泉乡。永嘉四年(310年)，父卒，葬澉浦青山之阳，干宝为父守孝。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当时是东晋建立初期，没有设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书说：“大凡帝王的事迹，必定要记载下来，写成典籍，永远流传后世。宣皇帝平定四海，武皇帝顺应天命，接受曹魏的禅让，大功大德，足以同古代圣君贤王相比，但他们的传纪不见于朝廷府库，他们的恩德未被谱写成乐歌。陛下圣明，为一代中兴之君，应着手建立国史，撰写帝王本纪，上陈祖宗的伟绩，下记将相辅佐之功，务必照实记述，为后代树立准则，满足举国的愿望，使人神欢愉，这无疑是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因此应设置史官，诏令佐著作郎干宝等逐步撰写集录。”晋元帝司马睿采纳此建议。于是，干宝开始负责国史的撰写。当时干宝因家庭贫困，请求出任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令，后改任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

太宁元年(323年)，王导请干宝担任其司徒右长史，后升任散骑常侍。著写《晋纪》，自晋宣帝至晋愍帝前后53年，共20卷，进献朝廷。该书简略明了，直书史实，又能做到语气委婉，人们都称赞干宝是位好史官。干宝的《搜神记》，这一志怪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

东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年)，母桓氏卒，葬灵泉里西南隅，干宝辞官为母守孝。咸和四年(329年)，服阕回朝。永和元年(345年)，干宝致仕。永和七年(351年)秋天，干宝去世，葬于灵泉里后花园。朝廷特加尚书令，从祀学宫。

邓岳，后改名邓岱，字伯山，陈郡(今安徽合肥一带)人，东晋著名将领。邓岳年少就有将帅之才，起初担任权臣和军阀王敦(266～324年)的参军(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参谋)，后改任从事中郎(帝王的近侍官)、西阳郡(今湖北黄冈东)太守。王敦、王含(？～324年，为王敦兄)反叛时，邓岳曾率军跟随王含一起进攻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王含兵败身死后，邓岳投奔蛮王向蚕，可见其已隐遁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遇到朝廷大赦，邓岳出来请罪。过了几年，司徒王导才任命邓岳为从事中郎，后来再度担任西阳郡太守。

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东晋将领导苏峻(？～328年)起兵反叛朝廷，平南将军温峤(288～329年)派遣邓岳与督护(晋代行政官员下设军职督护，相当于今天军队中的政委)王愆期(？～？年)、鄱阳郡(今江西鄱阳一带)太守纪睦(？～？年)等率领水军平乱。苏峻之乱平定后，邓岳再次回到西阳郡任上。

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东晋叛将郭默(？～330年)杀死上司刘胤(281～330年)，企图割据，大司马陶侃(259～334年)派邓岳率领西阳郡兵众征讨郭默。郭默平定后，邓岳升任督交、广二州军事，建武将军，兼任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因前后功勋，赐封爵位为宜城县伯。至此，邓岳在广州苦心经营，发展岭南经济。

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邓岳派兵攻打夜郎，取得胜利，加任督宁州军事，进号征虏将军，升任平南将军。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邓岳率军攻打成汉政权。邓岳死后，其子邓遐(？～？年)袭爵。

葛洪的朋友除郭文为隐士外，其他都是官宦，这说明葛洪虽然逃避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一直与这些朋友们交往，可能是借交往过程中的思想交流去影响朋友们，希望朋友去实现自己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四、葛洪的游历

1. 葛洪的行踪

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葛洪十三岁，丧父，举家从其父任上邵陵(今湖南新化一带)迁回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从此家道中落。此后三年葛洪守孝家中，不得不亲自耕田种地，辛勤劳动，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由于战火，葛洪家原来的藏书全部被焚毁，致使少年葛洪无书可读。葛洪并不气馁，背着行李步行至远方借书来读。借书之艰辛，受尽人间冷暖，但这并不影响葛洪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葛洪白天砍柴换钱购买笔墨纸砚，晚上抄写借来的书。因为想节约纸张，字抄得密密麻麻，只有他一人能认清所写内容。虽然此时在政治上缺乏强有力的家庭背景支持，但他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取功名。此时，葛洪的诗赋杂文可以说在当时学界还是小有名气的。

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葛洪十六岁时，开始在家学习儒学，由于家贫没有机会寻访师友，但他对杂书兴趣很浓。对于河图洛书以及谶讳一类的书，他仅仅翻阅而已，对于道教的“星书”“算术”“九宫”“三棋”“飞符”一类的东西，他也不是太喜欢。后来他虽学了“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但也是知其大概，并不想研读。后来他的兴趣又转到“诸子之书”，最为欣赏的还是《道德经》。

早在其十七岁(300年)到十九岁(302年)之间，葛洪可能跟随郑隐在马迹山学习《金丹道》。因为《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二引《抱朴子》佚文有：“郑君……太安元年，知李辰(张昌)之乱，江南将鼎沸，负笈将仙药东入霍山，莫所知之。”晋惠帝太安元年即302年，江南发生战乱，郑隐东投霍山(一说“东投霍山”指郑隐死于霍山)与葛洪分别，即是葛洪跟随郑隐学道的结束年份。随后葛洪身居扬州。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因石冰(？～？年)作乱，攻打扬州，葛洪受义军大都督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募集数百人，加入讨伐石冰的队伍，成为平叛的一支力量，平叛后因功封伏波将军。

伏波将军是古代对将军个人能力的一种封号，伏波其意为降伏波涛，历朝历代中曾出现多位被授予伏波将军名号的人物。第一位出任伏波将军的是汉武帝(前156～前87年)时平定南越的路博德，最著名的伏波将军是东汉光武帝时“马革裹尸”的马援(前14～49年)，此二人是货真价实的“降伏波涛”的伏波将军。东汉末年以后的“伏波将军”的称号已是随便封赏，葛洪因一次小胜而获大都督(非政府)加封的“伏波将军”，又弃之不顾，说明其含金量在当时其实并不高，并不能因此说明葛洪的军事才能有多高。但是葛洪的治军才能和个人品德还是值得称赞的。从葛洪的《抱朴子·外篇·自叙》中可知，葛洪招募数百人的小部队和其他地方豪强组织的部队一起平定石冰之乱，破城之后，敌人故意将财物堆集在一起，引诱各路人马抢劫，其他部队的将领纵容兵士抢劫财物，但葛洪对自己部队下令兵士不许离队加入抢劫，离队者就地斩杀。果然，有一队敌人埋伏着，等各路人马阵形大乱之时开打，结果各路人马无心恋战被打得大败。正在生死存亡之时，葛洪的部队阵形严整，力挽狂澜，打败叛军。另外，上级给各支部队将领的赏赐，其他将领们都送回家中，唯葛洪将赏赐赐给将士，只给自己留了十匹帛，又买酒买肉赏军。正所谓“财去人聚，财聚人去”，这明显是儒家思想熏陶后的表现。

平叛之后，葛洪投戈释甲，“了不论战功”说明葛洪并没有被政府录用。永兴元年(304年)的春夏之交，时年葛洪二十二岁，葛洪想去洛阳搜求异书，刚过长江，因逢战乱，中途受阻。永兴二年(305年)，葛洪二十三岁，又正逢陈敏反于江东，归途隔塞。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无奈，葛洪只好自此至永嘉元年(307年，葛洪二十五岁)，盘旋于战乱之间“静土”，先后游历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襄州(今湖北襄阳一带)、江州(今九江一带)、广州(今广东广州一带)。可能葛洪在荆襄一带遇到老友嵇含，嵇含当时被朝廷任命为广州刺史，并邀请葛洪做他的参军。出于避乱的目的，葛洪答应了嵇含之请，并担任先遣工作，不料嵇含还未与葛洪在广州会合，就被仇人暗杀，葛洪遂停广州数年。这些年里，他深深感到荣位势利，“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葛洪三十二岁返故里，闲居。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葛洪三十三岁，当时还是丞相的晋元帝辟葛洪为府掾，赐爵关内侯，他勉强接受。随后，估计不久后就离职。

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年)，葛洪四十四岁，因生活所迫，逢司徒王导(276～339年)召补他做州主簿(史官)，乃受职。很快任职司徒掾，又迁咨议参军。大约四十五岁或稍后，干宝推荐其任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坚决不受。咸和五年(330年)，葛洪四十八岁，听说交趾(今越南)盛产丹砂，请为句漏(今广西北流一带)令。晋成帝以为葛洪资历高，以句漏令阶品低为由，没有批准。但葛洪再奏：“非欲为荣，以有丹耳。”成帝才放行。至广州后，为刺史邓岳强留，乃止于罗浮山，居留数年，从事炼丹，优游闲养，著述不辍。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一日，葛洪突然写信给邓岳，说自己要远行寻师和药，邓岳觉得很奇怪便立刻去罗浮山看葛洪，去时已晚，葛洪已死，时年六十一岁。

根据以上材料将葛洪一生的行踪图描绘见图1-8。

图1-8 葛洪一生行踪图

2. 葛洪在湖北

葛洪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影响巨大，他被后世视为神仙，受到道众的香火供奉。凡有深山老林的地方几乎都留下葛洪炼丹的传说，其炼丹遗迹也远远超出他一生的踪迹。也许大多所谓遗迹都是后人附会，但足以说明葛洪的影响力和民众对他的热爱程度。

葛洪在湖北也受到道众的顶礼膜拜，在湖北以葛洪命名的山就有赤壁的葛仙山、当阳的葛道山、鄂州的葛山。其中尤以赤壁的葛仙山为葛洪在湖北的遗迹最为可信。因为葛仙山之名最早出现在唐人李吉甫(758～814年)的《元和郡县图志》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江南道》中有：“唐年县(西北至州六百三里)，本汉沙羡县地，天宝二年分置唐年县。葛仙山，在县北六十里。”据考证，唐年县属今赤壁境内，而葛仙山则在今赤壁市官塘驿镇中坪村境内。但《元和郡县图志》中并没有说明“葛仙山”之得名因由，从唐以后围绕此类山的传说来看，估计与二葛有关。此后的地理典籍，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和南宋王象之(1163～1230年)《舆地纪胜》中没有葛仙山的记载，但在《舆地纪胜》卷六十七《鄂州·仙释类》中有：“葛仙翁，今鄂人祀三神，或云伏波将军即葛洪也。”而南宋时鄂州所辖今赤壁、嘉鱼、崇阳等县。联系以上两则材料以及葛洪的《抱朴子·外篇·自叙》中游于荆襄的记录可断定(仅从文献材料)，赤壁葛仙山是葛洪之遗迹所在。

葛道山，即今宜昌的磨基山。磨基山原名孤山。据传东晋时期，孤山便是葛洪炼丹、郭璞(276～324年)结庐、袁崧(？～401年)揽胜之处，明代志书中曾被称为葛道山和郭道山。可见，明代宜昌当地志书为了增加当地的知名度，附会葛洪、郭璞之声名，企图在书中对孤山改名，但并没有得到民间认可，反倒是民间所用磨基山之名盛行，足见其附会之意。

鄂州之葛山的葛洪崇拜始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知县李锦源(？～？年)在山上修建葛山宫以纪念葛洪。葛山现有葛洪观，历史上屡经毁建，为葛山主体道教宫观建筑。其余还有慈航殿、葛山寺、清峰阁等寺庙，并续历代香火不衰。故此，清代《武昌县志》如此记载：“葛山，在县南十里，相传葛洪炼丹处，山东南有石洞，箕踞之迹宛然，山阴名夕阳红，有琴床石数块，有洗药池，山巅有石如斗，凿而旋生，上有葛仙寺……”可见，附会之意亦盛。

此外，据传与葛洪有关的湖北境内的山则数不胜数。葛洪在赤壁的遗迹首在荆泉丫髻峰，今雪峰山一带，雪峰山上有葛仙祠和雪峰寺，声闻遐迩。据传东晋著名道人葛洪曾偕家人在此山结庐炼丹，为纪念葛洪，后人在丫髻峰北侧葛仙洞建葛仙祠，祠中供奉葛仙及其妻与弟子等人塑像，内中尚存葛仙炼丹井、炼丹灶、捣药碓臼等。葛仙祠屡建屡废，最后于1991年重新建成。仙迹山，今称阴山，位于嘉鱼县官桥镇阴山村。山顶有拄杖孔，相传“在县东二十里，旧传葛仙飞升处，留其足迹”“葛仙翁(葛洪)常涉其巅，杖立石间，即成石窟，水清不溢”。通城县有黄鹤山，在“县南四十里，世传葛仙翁跨黄鹤憩此”。

关于葛洪飞升处，凡是有葛洪炼丹或栖隐的传说的遗址或遗迹的地方都有。在湖北最早关于葛洪成仙飞升的记载是在今嘉鱼阴山，旧称仙迹山，这一记载见于明代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葛洪羽化飞升于湖北的另一处地方是葛仙山，这一传说最早出现在清代康熙《蒲圻县志》中：“晋葛仙羽化处乃丫髻山南十里之葛仙山。”这个记载出现较晚，且为唯一记载，因此不足信。

今日鄂州之葛店一名就来源于葛洪崇拜。葛仙镇，即今葛店，在县西九十里，市廛可三百余户，西距省城九十里，北滨江三里，南通梁子湖。相传仙人葛洪，尝炼丹于此因名。清末武昌县(今鄂州)设洪道乡、神山乡，这都也与葛洪崇拜有关。

葛洪的确来过今天的湖北东南部，在此逗留修炼(图1-9)，并留下很多传说。这说明葛洪在湖北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葛洪曾经是湖北人心目中的神仙，将其归于湖北的人物也是可取的。偌若以人之籍贯来划分人物的归属，则有一个问题。名人是籍贯重要，还是其待过的地方重要？有的名人一生都没有在其籍贯地待过，难道还要冠以籍贯地名人吗？譬如东汉王逸乃是湖北人，却一生在外做官，并没有在湖北待过很长的时间。到底是归入籍贯地还是待过时间比较长的地方，着实让人需要细量。由此及彼，葛洪一生行踪不定，实难进行地域归属。不妨如此想，葛洪是江南的名人，也是湖北的名人，更是中国的名人。因此，葛洪值得每一个曾经留下“仙迹”的地方为之立传作记。

图1-9 葛洪在湖北的遗迹

五、葛洪的著作

1. 传说中的著作

葛洪传说中的著作颇多，涉及哲学、医学养生学、神仙术数学、天文学、军事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

哲学方面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二卷；《老子道德经序诀》二卷；《抱朴子别旨》；《修撰庄子》十七卷；《老子戒经》一卷。

医学养生学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八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服食方》四卷；《太清神仙服食经》五卷；《抱朴子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黑发酒方》一卷；《抱朴子养生论》；《胎息要诀》一卷；《胎息术》一卷；《胎息精微论》三卷；《修真胎息歌》一卷；《胎息元妙》一卷；《序房内秘术》一卷。

神仙术数学有：《三元遁甲法》一卷；《金木万灵论》一卷；《大丹问答》一卷；《太清玉碑子》一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经》三卷；《稚川真人校正术》一卷；《还丹肘后诀》三卷；《四家要诀》一卷；《周易杂占》十卷；《龟诀》二卷；《三元遁甲图》三卷；《遁甲要》一卷；《遁甲秘要》一卷；《遁甲要用》四卷；《遁甲返覆图》一卷；《遁甲肘后立成囊中秘》一卷；《太一真君固命歌》一卷；《五金龙虎类》一卷；《五岳真形图》一卷。

天文学有：《浑天论》《潮说》。

军事学有：《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兵法孤虚月时秘要法》一卷；《阴符十德经》一卷；《抱朴子军术》。

文学有：《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西京杂记》六卷；《良吏传》十卷；《集异记传》十卷；《郭文传》一卷；《马殷二君内传》一卷；《碑颂诗赋》一百卷；《汉武帝内传》；《抱朴君书》一卷；《隐沦杂诀》一卷；《元始上真众仙记》。

语言文字学有：《要用字苑》一卷。

历史学有：《史记钞》十四卷；《汉书钞》三十卷；《后汉书钞》三十卷。

地理学有：《关中记》一卷；《幕阜山记》一卷。

民俗类有：《丧服变除》一卷。

传说葛洪著述一共有五六百卷之多，所以前人曾感慨说“六朝著述之富，盖无如葛稚川者”(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六朝》)。

2. 现存可信的著作

传说中葛洪的著作如今大部分亡佚，或有些是后人假借葛洪之名撰写，其中保存得比较完整且确定为葛洪所著的只有《抱朴子》《神仙传》《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幕阜山记》等少数几种。在这几种著作中尤其以《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中蕴含大量的古代科学技术信息，分析这些著作中科学技术信息，有利于我们从科学技术史的视角来看待葛洪这个历史人物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其著作中所描述的彼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六、本章小结

葛洪的一生，如果采用以今观古的观点——辉格史观来看待，他必定是个迷信家，因为他追求长生不老和修仙得道，其著作中的观点和医学方法有很多迷信色彩，更为确定无疑的是他写过《神仙传》，他坚信仙人的存在，其主旨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站在他所处的时代来看，他的著作和观点可能就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和不刊之论，同时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因为那个时代是迷信的时代，对于一些现象人类当时不可能认识到本质，于是有了一些超自然的解释，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正如古希腊神话在解释所处时代的一些自然现象一样可取。葛洪的高明之处在于迷信中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而现代学界对于葛洪思想的解读总是断章取义地用现代的科学去解释葛洪片段化、碎片化的论述，将葛洪的人设拨得很高，给予“化学始祖”等之类的称号，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认识葛洪既不能神化也不能一味地以片段化、碎片化的现代性来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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