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k老大是哪位（他是地主家1岁大的少爷）

胡须勇原名潘志勇，是在1949年离开佛山的，他是地主家1岁大的少爷。兵荒马乱的年月，地主命运悲惨的故事不断从北方传来，恐慌笼罩着这个南方家庭。这一年，他成了80万逃港流民中的一员。

　　彼时的香港，正从港口转到工业城市型。此后20年，大陆每一次动荡，都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涌入，他们成为最低贱廉价的劳动力，浇筑起日益庞大的工业巨城。

　　少年潘志勇在新界的贫民区长大、入学，父亲期冀他有朝一日成为社会精英。他至今念念不忘，小学三年级，他从全班第44名奋斗到第3名。之后成绩持续优秀，还在少年唱诗团担任团长。

　　初中二年级，在亲戚资助下，他转到英文学校——在这块殖民地，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挤进上层社会必须的门票。在那所学校，从第一天哑巴式的自我介绍开始，他感到强烈的失落。几乎听不懂课，也不敢开口讲话，“就像透明人，无人嘲笑也无人问津。”他开始用打架的方式唤起他人注意。

　　很快，经济爆炸中的香港向他展开另一面——暴利汹涌，秩序却尚未健全，那是黑帮厮杀争夺的丛林。

　　那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黑白勾结，治安废弛。江湖故事熠熠生辉：60年代吴锡豪随难民涌入，几年后成为帮派领袖，一代毒枭；探长吕乐身价5亿，足以收购半个九龙……无数像潘志勇这样的年轻人，被撩拨得热血沸腾。短短数年，香港的黑社会成员飙升至三五十万，活跃着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帮派。

　　十四K是彼时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由国民党将领葛肇煌创立，1949年迁徙到香港，并在7年后推动了著名的“双十暴动”，被视为国民党残余向左派工会的疯狂反扑。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行，署理港督戴维遂下令格杀勿论。驻港英军枪炮齐开，动用装甲车，逮捕了一千多暴动人士。“内地移民躲避战火而来，谋生艰难，经济状况不佳，加上政治挫败感……”多年以后，学者刘蜀永试图解释，被拆除的青天白日旗，为何会酿成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

　　潘志勇接触到十四K时，它已经拥有8万会员。他全然不知它的历史，只注意到，十四K的古惑仔“穿的衣服都比较好，去的地方比较繁华”。

　　潘志勇并未正式加入十四K，而是跟了一个大佬，行话叫“挂蓝灯笼”。他蓄起长发，不久就收到第一个砍人的指令。他带着4个少年，手持长刀，去抢夺一个赌档。他还记得，“一路上一直听到自己强劲的心跳声，感到它简直就要跳出来了”。可当举刀追砍过去，紧张与不安瞬间消失。几次之后，砍人就是家常便饭了。

　　也曾收手。17岁有了第一个小孩，他断断续续打起工来，捡保龄球，进塑胶厂、制衣厂，最终升到了师傅的职位。然而大师傅间也有勾心斗角，他所在的派系长年受压制，上升路途渺茫。

　　一个晚上，10号台风刮过香港。上完夜班，潘志勇站在高处望向公园，万物凄凉，感觉“人生就像草木”，遂作诗一首：“狂风雨过又天晴，眼前景物感凋零。草木难奈纵横雨，人生何堪冷暖情。”重出江湖。

　　上世纪70年代，比他大8岁的佛山老乡李小龙，凭借中国功夫蜚声海外。潘志勇备受鼓舞，学起功夫。“我要成为大哥”，成了他的信念。

　　起初是勒索打劫。有一次，他从地下赌档抢了十多万港币，一出门便被警察重重围住。他称对方欠债不还，被放了出来。

　　打劫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得发展小弟，打出名声，树立“霸气”。霸气是江湖人的通行证，先从外表开始。他蓄起胡子，从此江湖人称“胡须勇”。

奔驰汽车在仁仁麻雀馆门前停下。“你别拍，我跟兄弟打个招呼先。”胡须勇叮嘱老方，走下轿车。片刻，电话挂断，麻雀馆大门打开。店员们列队两旁，笑容夸张，齐声高喊“勇哥”，其中一名递上了红包。

　　这是他结拜兄弟开的场子，客人大多来自大陆，他们面无表情，沉浸其中。胡须勇向我们介绍，“这是香港最早打大陆牌的麻雀馆。”

　　2003年CEPA签订之后，大陆开始了香港自由行。彼时的大陆像一座无处安放的欲望矿山，而香港老板们则是闻到野味的猎狗，他们纷纷用大巴把客人接过来，提供“一条龙服务”。萧条多年的麻雀馆焕发了金灿灿的生命力。

　　“勇哥慢走。”店员们一路跟随。一个女人打开店门，嗲着声音向他道别。胡须勇前脚迈出，顺手摸了一把她屁股，开着玩笑，“是不是垫的啊？”女人娇嗔：“当然是真的啦。”

　　大门关上。胡须勇轻声说，“我离开这里十多年了。”

　　砵兰街的夜晚黯淡而冷清。近二十年来，它屡遭强力打击，色情业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朗豪坊，2004年在此落成的大型商场。奠定胡须勇江湖名声的九龙麻雀馆已不复存在，如今变成了停车场。胡须勇站在门口拍照，保安瞅了他一眼，重新投入到手中的报纸。他回想当年……

　　“你行不行啊？”九龙麻雀馆老板打量着27岁的胡须勇。1975年，这里是全港第二大麻雀馆，几乎是最乱的场子。

　　胡须勇惴惴不安，他打劫失败、十赌九输。他告诉自己，惟有豁出去搏出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于是对老板说，“装上电动门，给我买30把砍刀。”老板答应，只要能镇住场面，就给他每月7500港币薪水，一天一围台饭、一条香烟。

　　对手是被称为“大圈仔”的广东青年。大陆还处在“文革”的动荡中，“大圈仔”历经红卫兵武斗洗礼，游离于上山下乡潮流之外，成帮结派到香港勒索打劫，跟香港黑帮火并，然后逃返大陆。胡须勇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大圈仔”是《新知》杂志里最凶悍的主角，在九龙麻雀馆，他们勒索老板、踢场惹事，本地黑帮也不愿招惹他们。

　　7天之后，和“大圈仔”的战争降临。胡须勇关上电动门，二话不说，带着小弟乱砍一通，麻雀馆的地上血流成河。老板躲在里屋通过摄像机观看，出来后满脸畅快，拿出一叠钱让他们去桑拿。

　　胡须勇一战成名。他靠着一股狠劲，摆平了那些打劫的、踢场的、出千的、欠债不还的……黑帮中人背后议论，胡须勇迟早死无葬身之地。

　　那几年，胡须勇几乎不回家，坐镇在麻雀馆的阁楼里。他总是一大早起床，把小弟一一拍醒，打沙包、练拳脚，预备着恶战随时到来。每隔几天，他总会接到电话，听到各种通牒，“我要宰了你！”类似的场景数十次上演：一帮人持刀冲上阁楼，但总被胡须勇自制的机关和狼牙棒击退。

　　“每分钟都可能丧命。”有两次，在深夜的大街上，几十号人举着砍刀冲了上来，他都侥幸逃脱了。他说自己的原则是绝不妥协，只要砍不死，就会穷追不舍。这个圈子中，利益是零和的，“每个人都想抢到最多的地盘，巩固地位，并打击那些也想摊分利益的人”。两年后，在暴力维持的丛林中，他屹立不倒，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对手纷纷与他讲和、结盟，去对抗另外的入侵者，或是吞食下端的野心家。土瓜湾的一条小巷入口，胡须勇身着红色花衫，光脚套着黑皮鞋，在摄影师老方的镜头前撇嘴皱眉。旁边花店里满头银发的阿伯一边插花，一边搭讪，“去巷里的火锅店拍啦，《无间道》就在那里取景。”

　　这一天，胡须勇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中国功夫，64岁的人，身手依旧敏捷。拍完照，他又把椅子一张张叠回去。阿John一直跟在身边，他身材魁梧，挂着粗大的金项链，白色紧身衣和格子紧身裤，勾勒出强健的肌肉。聊起黑帮电影，他耸耸肩，觉得演员“缺乏内涵”——“我站出来，比他们有型多了。”

　　那个去东莞掘金的阿John回来了。十多年里，工厂一度扩张到拥有2000名工人，后来还开了夜总会和桑拿。他做得风生水起，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来临，一切化为泡影。

　　回到香港，一切归零。他先是摆摊卖鞋，后又开出租车。金融风暴重创后的香港满目疮痍，阿John重燃起暴力争夺的念头。2003年，他挑起“小巴战”和“的士战”——谁掌控了线路，从此经过的小巴就得向其缴纳几万块的加盟费以及每月几千的使用费。或者干脆垄断路线，自己运营车辆，不许其他人加入。

　　当时，他的盟友是胡须勇的一名小弟，在该小弟引荐下，阿John拜胡须勇为大哥。当阿John 们和对手谈判时，帮派背景是重要的筹码。

　　多年打拼，胡须勇已是江湖上一块金字招牌。真正的老大，名声往往是江湖和岁月赋予的，在这个有着十多万会员的帮派里，胡须勇这样的元老级大佬仅有两三个。

　　2010年，十四K创始人葛肇煌之子葛志雄去世，帮派中人推选胡须勇为香港十四K“坐馆”，以结束帮派松散的局面。“坐馆”是组织赋予的掌门人名分，实际利益在于对帮派共同资产的管理权，这些资产往往是赌场、麻雀馆或其他营业场所。在香港其他的帮派里，“坐馆”选举角逐激烈，但刚刚大病初愈的胡须勇不愿担当此任。作为组织并不严密的帮派，十四K的坐馆位置至今空缺。

　　对黑帮的低层而言，行走江湖的身份识别更多在于跟随某个大佬，而非帮派。与此同时，黑帮仪式也在式微，红棍、白纸扇或是草鞋的等级标签不再重要。过去，他们每天出门要拜关公；现在，胡须勇会组织主要成员进行一年一拜。拜的必须是穿黑鞋的关公，以区别于警察拜的红鞋关公。

　　作为招牌的胡须勇，甚为爱惜自己的羽毛。对那些利用他招牌的人，他的底线是，不能损害他的名声。香港有3个叫胡须勇的黑帮人物，其中一个是张柏芝的爸爸。最近，他因向地产店泼油漆，被拘捕了。他欠过许多赌债，有些被误算到招牌胡须勇头上。小弟们气不过，招来张父，令其改名，并强行剃去他的胡子。但胡子很快又长了出来。

　　如今，胡须勇不轻易招收小弟了，他有着更严苛的标准——除了能打，还要“聪明，有商业头脑”。他的势力遍布尖东，将场子交给小弟打理。大多数事情，他已无需亲自出手了。他开始变老，但茁壮成长的小弟们会努力维持他的招牌，并组成松散的联盟。新加盟者也渴望它成为自己的护身符。某种意义上，胡须勇正在把他的资历变成一种精神，它是帮派成员们利益组合的无形规则——在险恶丛林中，无序不利于利益的巩固。

　　阿John说，老大、自己、同门兄弟各做各的生意，业务上没有交集，但每当需要争夺、谈判，他们就会相互支援。

　　支援的形式通常只是“晒码”——彰显后盾的实力。与世界发展主流同步，热战年代过去了，仍会开发“核武器”，作为生存的保障。“我们不喜欢暴力，在香港，使用暴力必然要付出代价，每个人都会理性衡量，代价是否值得。”

　　现在，阿John的小巴和的士线路已经稳固，已交给小弟打理。他有了自己的车行，“这是正经公司。”他强调。一路上，电话不断，他时而讲着粤语，时而操着流利的普通话，时而满口英语。

　　“时代不一样了，”胡须勇反复感叹，“过去，‘打’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排到了最后一位。”

　　对胡须勇这种级别的大佬，生存空间变小，反而让他们更能维持关系的和平。过去他决不妥协，吃点亏就会气得睡不着；现在他主张和气生财，利益分享。渐渐地，大佬们的沟通越来越多，他们对彼此的实力都有大致的掂量和共识。“小弟间的纠纷，通常打个电话就协商解决了。”

　　夜总会的一个妈咪说，有时大佬们到夜总会谈判，闹得特别凶，拍桌子砸杯，其实事先都沟通好了，各自出多少钱，砸烂几个杯，请几个小姐在旁尖叫作惊恐状。最终讲和，歌唱“友谊万岁”——其实就是演给小弟看的一场戏。

　　向胡须勇讲起这个段子，他笑了，“也没那么戏剧化”，但他们都学会了“给对方金楼梯下”。夜里11点，胡须勇一天的生活才真正开始。轿车穿行在深夜的街道，整座城市安静下来。购物的旅客早已拉着鼓鼓的箱子，疲惫而满足地归去。胡须勇向窗外望去，看到阒寂的大富豪夜总会，一个新的免税店将取而代之。轿车拐出尖东广场，每隔几秒就能看到一个连锁化妆品店的硕大招牌。他所熟悉的纸醉金迷，或是亲切的本港记忆，正在消逝。“那些祖祖辈辈经营下来的小餐馆，说没就没了，变成了LV包店。”

　　LV包式的街景似乎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一面，而当我们走进333酒吧，香港呈现出它隐秘的一角，仿佛穿越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昏暗的灯光似乎混合着尘土，老旧的皮椅用胶带封起它的伤口。低矮的舞台上，一部小小的点唱机，播着二十多年前的老歌。人们划拳喝酒、尽情歌唱，装扮型男型女，走近看，却架着老花镜。都是中老年了。

　　一周里，胡须勇有四五个夜晚在这里度过。尽管自己开了一家中小型夜总会，并且只用香港小姐坐台——这象征着高档，但交给女婿打理，他更喜欢来这里。

　　“勇哥！勇哥！”小房间里，几十个男人涌了进来。正好遇到黑帮大佬们聚会。他们大声寒暄，轮番敬酒。服务生是一名中年男人，每喝过一轮，他会迅速换上新杯。

　　每个大佬身边都跟着几个沉默而魁梧的手下。一名“坐馆”向胡须勇介绍来自法国和日本的帮派人物。之后，一名十四K的中层，恭恭敬敬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和邀请函递给他。那是一个评选活动，封面上还有某个大人物的题词。

　　“中层”扶好老花镜，指着签名说，“勇哥，你是我们的大哥，但他是最大的大哥。”一片哄堂大笑、啧啧赞同之声。一个帮派高层搂着“勇哥”对着我们的相机总结：我们现在不讲社团，讲集团……

　　这个夜里，勇哥和几个女人猜拳斗酒，不时唱上几首老歌。一个佛山工厂的老板四处逢迎，他告诉我最近经济持续低迷，工厂濒临倒闭，他想来这里看看有什么资源，但没人理会他的痛苦。另一些人，则在角落里安静地打牌，似乎外面的世界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酒吧老板之一是一名退休的反黑警官，退休警察们也喜欢来这里。无论斗争或是合作，他们生命最好的时光都耗在一起。现在，他们正一同老去。另一名老板是张柏芝的大姨妈，混血儿张妈也时常来，她总是用力眨着双眼，在人群中静静地待着。

　　胡须勇说，他喜欢这里，总感到特别温暖，似乎每一天都是赚来的。2005年，他查出了结肠癌三期，两年后癌细胞扩散到肝。他切了6成肝，经历了12次化疗，每次化疗持续五十多个钟头。到第7次，他差点从窗口跳出去。最终还是不服输，这么多打打杀杀都活过来了，还斗不过癌症么？

　　2007年，他刚从医院出来，就走进了法庭——他被卧底指证，3年前一次聚会中，他自称三合会成员。在香港，自称黑社会，是要定罪的。

　　随后，他被关进香港最大的赤柱监狱，黑帮称之为“大祠堂”，羁押的全是重刑犯。在里面，他遇到了1984年手持AK-47步枪打劫珠宝行的叶继欢，这个1989年越狱后又数度打劫、和警方枪战下身中弹的悍匪。胡须勇看他坐在轮椅上，状态衰颓，想着他终将老死在监狱里。

　　无所事事的犯人挑战他，和他切磋功夫。几天下来，他发现双脚无力——自己真的老了。他不打了，学起了英语。他和一名前警官进行技能交换，他教前警官功夫，前警官教他英语。出狱后，胡须勇还买了快译通，坚持看英文书，他对这名狱友说，一天学10句，一个月就300句啦。

　　现在，他要学回来。他要从那个自卑的节点，重新自我实现。他读人物传记、读励志故事，有时会幻想，如果不入黑社会，是不是也能成为成功人士？

　　不管如何，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会他从未参加，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会令人躲避。他最羡慕的是那些幸福的家长。不久前，他和一个朋友见面，胡须勇从未见他笑得那么甜蜜，那时他正在说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每当这种时刻，他就有些后悔。可他又拒绝后悔。毕竟，自己仍是一个幸运的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胡须勇再次唱起这首老歌。每年生日他都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边唱边看哪些人缺席了，那往往意味着死亡——死在台北高速公路边上，头中两枪的小弟；出了香港边境后人间蒸发的小弟；在后巷突遭袭击的小弟……胡须勇回忆往事，指着身边的阿John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他也是听故事。

　　阿John知道的是同辈的故事。2009年一个夜晚，“尖东霸王”李泰龙坐在胡须勇的夜总会里，这名外形出众的黑帮新星是古惑仔们追捧的偶像。胡须勇搂着他和一个干儿子合照留影，还念着“左青龙右白虎”。一个多小时候后，泰龙从夜总会走出，开往香格里拉酒店。当他走下汽车，一辆车将他撞倒，他被仇家砍死在了酒店大门口。

　　这些死亡故事曾占据着媒体的版面，也会有几天，让圈中人见面时多了些话题，很快又消逝在麻木中。“100个加入黑社会，99个没有好生活。”胡须勇总结。一切无法重来。一天，我们路过他当年做工的工厂，发现工厂早已倒闭，四处贴着反拆迁的标语。

　　胡须勇唱了一首又一首。凌晨4点多，猜拳的人相继散去，一个胖女人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也许他会想起50岁时交往过的那个女人。在他生病的时候，她给他发了许多鼓励的短信。后来她说自己也得了晚期肺癌，胡须勇当时不以为意。等他从监狱出来，才知道她已经死了，胡须勇大哭一场，从此爱上了言情小说。

　　自从学会英文，他觉得自己唱歌感情更投入了。轻柔音乐再次响起，他扭动身躯，闭紧双眼，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on my mind.

　　有一天夜里，一个女人走上去跟他合唱。她说，勇哥，三十多年前我很喜欢你，可你爱的是我隔壁那位。他望着这个老去的女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当年那些女孩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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