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低估的水浒传好汉（水浒漫谈卢明专栏）

文|卢明 编辑|燕子 图片|网络

《水浒传》与《隋唐演义》是两部名著。二者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其不同点，有些体现了各自的风格，有些则体现出作品水平的高低。《水浒传》进入“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行列，《隋唐演义》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写作水平的限制应当是原因之一。对二者做一全面系统的比较，可以加深对小说的认识，理清思路，认识规律，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水浒传》与《隋唐演义》的相同之处

《水浒传》与《隋唐演义》的共同点很多，比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都系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时期的长篇巨制。《隋唐演义》一百回，70余万字。120回本的《水浒全传》85余万字左右。《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开中国长篇小说繁荣之先河。《隋唐演义》产生于清初，是中国长篇小说多产期的翘楚之作。二是都有历史根据并具有英雄传奇性质。《水浒传》根据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史实演绎生发，《隋唐演义》根据隋炀帝伐陈至唐玄宗经历安史之乱那段历史演绎生发。《水浒传》中的宋江、蔡京、童贯、方腊，《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单雄信、李密、隋炀帝、唐太宗等人，都是史有其人，史有其事，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故事轮廓。《水浒传》塑造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形象，他们与以蔡京、高俅等人为代表的北宋黑暗朝廷英勇斗争，展示了充盈天地的英风豪气。《隋唐演义》则塑造了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当等一批乱世英雄在隋末唐兴的历史大变局中转战冲杀的巨大作为。三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俗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审美意识，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得到广泛传播。在民间，武松、鲁智深、秦琼、程咬金的形象，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些艺术形象接地气，与老百姓的认知体系切近，有些人甚至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完全等同于历史人物，与他们同悲欢，共嗟叹。这一点，同那些着重体现文人情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比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尽管有很高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由于其描写的人物、故事及体现的情调与普通百姓相距较远，被普通百姓关注、记住的东西并不多。

二、《水浒传》与《隋唐演义》的不同之处

《水浒传》与《隋唐演义》的不同点也很多，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真实的依赖和改造程度迥异。《水浒传》并不过分依赖史料。虽然也是依据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史实而写，但不拘泥于史实。对小说人物和事件，主观发挥的成分远远大于《隋唐演义》。《水浒传》所写一百零八条好汉，只有宋江的名字可以在宋史中找到。所写“战高俅”“打童贯”等故事，在正史上根本找不到。小说依据的史学资料只有“横行河朔”“转略十郡”“官军万人无敢抗者”“擒其副贼，江乃降”等只言片语。至于“征辽国”“打田虎”“灭王庆”之类的事，恐怕只能靠民间传闻、文人想象，或将本不相干的历史影像附会于梁山好汉身上。《水浒传》善于根据作者意图对历史人物进行改写。历史上的宋江是在海州被张叔夜打败并招降的。施耐庵却把他写成在事业发展到顶峰时主动谋求招安的人。为了突出宋江的忠义，作者对《宋史》记载最祥细最确切的海州之战有意略去，就写宋江在梁山泊接受招安，并把张叔夜“安排”在济州做知州。其实，历史上的张叔夜从来没在济州干过。传说故事能在民间广泛流传，自有它的生动性，这说明民间传说与小说创作的文气更通达。

《隋唐演义》对史实的依赖性要高得多。作品涉及的隋、唐两代的人物和事件，其主要轮轮廓都和史实相同，一般不做变更。有不少人物在隋、唐正史中有传，比如李密、秦琼、程咬金（知节）单雄信等。秦琼先随来呼儿、张须陀，后加入瓦岗队伍，最后投唐，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其一生行迹，小说都和史书上写的一致。李密，本为贵族出身，隋末参加杨玄感起兵，兵败后进入瓦岗寨成为首领，杀翟让而凝聚力削弱，败于王世充后投唐，后又叛唐被杀，这样的轮廓也与史实高度一致。秦琼、罗世信、樊虎、唐万仞，其初皆出于张须陀手下，这也与史实一致，于隋、唐史书中可以印证。当然，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隋唐演义》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对史书照抄照搬。有时为了强调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也会对一些情节做一定变动，比如，历史上的秦琼本是跟随张须陀攻打瓦岗军的，张须陀兵败后，秦琼又随裴仁基投奔瓦岗军。或许是《隋唐演义》的作者感觉这样如实写会有损于秦琼的忠义形象，就故意将秦琼投奔瓦岗的时间提前，写他受到宇文述的迫害不得不离开有恩于自己的长官张须陀去投瓦岗军。张须陀攻打瓦岗军时秦琼没参加，张须陀战死后秦琼在张须陀棺前痛哭，差一点没自杀。这样的演义，和现代的纪实小说的手法差不多，也就是所写之事或者真有，但时间地点改变一下。

2、对主题的提炼与集中程度不同

《水浒传》主题鲜明，《隋唐演义》主题平淡。《水浒传》史为我用，《隋唐演义》我被史役。《水浒传》一意统万军，处处聚精神；《隋唐演义》处处有立意，百意不一致。《水浒传》站在社会底层和梁山好汉的立场，“将善尽归绿林，将恶尽归朝廷”，热情讴歌了梁山好汉们不惧邪恶、替天行道、勇于同黑暗腐败的蔡京集团斗争的英雄气概，对他们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怀抱及惨遭奸臣迫害的结局表达了无限的愤慨，也体现了对乱世末世正不压邪造成王朝覆亡惨痛教训的反思，其主题是鲜明的，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和《水浒传》相比，《隋唐演义》似乎缺乏强烈性，看问题总是淡淡的，观点不鲜明，有些地方还是矛盾的。《隋唐演义》前半，揭露隋炀帝沉湎玩乐、使民无节，导致国家大乱、群雄并起，秦琼等一批英雄人物南征北战，最后归唐，实现国家统一。它的后部，写太宗至玄宗各朝的演变，虽然通过写争夺皇位、排斥异己等事件表现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残酷性，但这与前部颂扬秦末英雄征战归唐使国家走向统一强大的立意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还有，在后部，《隋唐演义》虽然通过写玄宗因宠幸杨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批评最高统治者因情误国，却又不象宣扬“红颜祸水”论，因为这部书对很多女性都是看好的，这就矛盾了。最为致命的是一部书前后内容体现的思想性很难融合在一起。尽管作者以炀帝转生为玉环、朱贵儿轮回为李隆基当作一条大线，力求把前半与后部故事撮合在一起，但这只是外在故事的编排，并不能形成整部书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如果读者硬把《隋唐演义》前后部分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看，也只能推导出“别管哪一代，无论炀帝还是玄宗，当政者只要近女色、贪玩乐，都会误国”这一类的解读。这样的解读也很勉强，因为，无论写炀帝还是写玄宗，都充分表现他们与妃子的深深爱情，而爱情是需要批判的么？作者笔下的炀帝，有那些女士面前，有情有义，懂得爱怜，他们在一起赏景观花，吟诗作赋，看不出多少丑恶来。唐玄宗对杨玉环，也是一往情深。《隋唐演义》真是够杂的，故事构思的外在一致，掩盖不住思想的混乱：它一方面写炀帝因女色败坏了国家，一方面又让一批“贞烈”之人为他殉节；一方面写秦琼不忘长官恩义，在张须陀死后扶棺痛哭，一方面又让唐万仞挖苦秦琼背主保身；一方面同情妇女们在乱世的遭遇，一方面又数落萧皇后一再嫁人；一方面写炀帝残暴误国，一方面让王义在炀帝墓前殉忠而死；一方面写以唐代隋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又对叛唐者给予很大同情，渲染瓦岗旧部为李密发丧、秦怀玉为单雄信发丧、窦线娘为曹后发丧。倒是后来的改编者，比如单田芳、田连元的评书，在去芜存精、凝聚主题方面，远远高于《隋唐演义》，它们集中精力揭露封建帝王的荒淫残暴，讴歌英雄们救世壮举，也就弘扬了正气，鞭挞了邪恶，起到了文学艺术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

3、对作品的驾驭和艺术处理不同

《水浒传》集中写一个历史时期、一次起义活动，有贯穿前后的重要人物。一号人物宋江虽不在第一回出场，但他出场后就一直主导故事的发展，整部小说也是围绕着他写的，如果没有他，《水浒传》就缺少统一的灵魂。林冲、鲁智深、杨志、李逵等重要人物也是出场就活动到最后。《隋唐演义》则不然。说秦琼最重要，那只是前部，后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戏。多数人物都是前有后没有，后有前没有。《水浒传》塑造的人物大都立体丰富，性格鲜明。比如风风火火、大凶寓大慈的鲁智深，武艺高强、敢于复仇的武松，天真憨直、为人粗豪的李逵等。至于身自为小吏，仗义疏财，因事获罪，不想落草而又不得不落草，最后带领梁山好汉走上招安道路的宋江形象，就更不用说了。《隋唐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虽然成功塑造了英风盖世、义薄云天的秦琼、单雄信等人的形象，但就整部书来讲，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许多人的形象是扁平的，尤其是后半出现的人物。包括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描写，只是把前人有过的东西拿过来，很少有自己独特的刻画。就故事编结来讲，虽然《水浒传》和《隋唐演义》都存在后半不如前半的问题，但《水浒传》后部逊于前部，只是力弱，仍在小说创作的基本尺度之内。而《隋唐演义》的后部，则脱离了小说的手法，只是记录史实，急着说事，叙述多，描写少。在语言运用方面，《水浒传》的语言整体上是生动的。《隋唐演义》的前部分也不乏生动之处，但后面就不行了，生硬，缺乏色彩。

三、两部小说产生不同的原因分析

《隋唐演义》与《水浒传》存在的种种差别，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作者的主观情感制约着作品的思想力度。《水浒传》的作者是带着强烈的情感写的。李卓吾说，作者“生于元日，实愤宋事”。金圣叹把《水浒传》称为“第五才子书”，与《离骚》相提并论。他们都看到了作者写作时强烈的激情。我们说，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激情，《水浒传》才主题集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以确定的主题统领之。而《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只是感觉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到了晚年其他事情做不了，就写点讲史之类的小说。这种状态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情感是淡的，其思想观点也是随人生发，随事生发，不同处生发的思想又很难统一，以至于处处有小道理，又找不到能统一各小道理的大道理。

长篇小说，尤其是世代积累、由众多分散材料聚合起来的小说，由于反映面广阔，人物众多和故事繁复，其主题的提炼与表现，有一定难度。但，具有完整性的作品，其基本的思想倾向应当是明确一致的。在创作中，作者对所写内容的情感强烈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主题的提炼、驾驭程度，直接影响着作品主题的鲜明程度。

2、作者的编写方法影响着作品的艺术效果。

作为世代积累的作品，《水浒传》也参考了许多的民间传说、杂剧故事，但只是把前人的东西当成素材，打乱重组，使全篇气息贯通，营造出作者心中的画卷。如此塑造的人物、叙写的情节也就不存在此与彼、大与小、故事情节与精神指向的矛盾。《大宋宣和遗事》为《水浒传》提供了一个大的轮廓，这个轮廓线不但不影响作者进一步的皴擦点染，反而为《水浒传》的整体统一提供了保证。

褚人获对于《隋唐演义》，甚至不能称为著，更应称为编，他是把别人的东西连缀成篇。虽然作者花了不少心思搞个外轮廓把几处的内容箍在一起，但其体内的血脉很难通畅。《隋唐演义》前部，主要采用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和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所写历史时期、主要人物及事件还是比较一致的。后来又把《资治通鉴纲目》中的一部分内容拿来，把唐朝一代代宫廷故事连缀在后面，就难免杂乱了。一个作者的精力有限，在写作上非要拉那么长的战线，肯定会顾次失彼。《隋唐演义》后面部分，很明显，是只顾了历史事实，而无力塑造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精彩有趣的故事，缺乏打动读者的魅力。

笔者注意到，早在元末明初，罗贯忠就写出了《隋唐两朝志传》，这部书从隋炀帝一直写到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时间跨度也很长。但罗贯忠只是按历史演义的手法去写，没有刻意营造英雄传奇。他的写作任务多，拉得战线也长，《隋唐两朝志传》之后，还写了《残唐五代志传》。或许也有贪多嚼不烂的影响在，这些书，尽管气韵古雅、语言高华，但都没有达到《三国演义》的水平。由此可知，褚人获的《隋唐演义》袭用罗贯忠《隋唐两朝志传》大跨度演绎历史的思路，并不十分成功。

3、作者的创作理念决定着作品的风格特点

《水浒传》更多强调形象思维，强调神似，强调史为我用，强调在思想上震撼人心在艺术上好听好看。《隋唐演义》更多受制于理性思维，难脱史学影响，对人和事写得不温不火，似乎公允。但，这样的公允在史书实属应当，于文学则非常不利。看《隋唐演义》的后三十余回，很难有读小说的感觉，倒是象在读史书。不是说史书不好，而是说各有各的道。如果文学与史学一个讲究，那就没有了文学。文学艺术不能处处用辩证法。这就象开批斗会，既然大家批判地主，就要拣地主欺压贫农的事说，这样才有成效。你前两句说地方强占了邻人的土地，后两句说地主接济了度荒的穷人，这批斗会就没法开。文学作品不是个人鉴定，不能一分为二，它需要的是表达强烈的情绪，并以此感染读者。

《隋唐演义》对历史真实的高度依赖，体现了一部分人的创作观念。既然讲史，依循史实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在许多同类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从阅读效果上看，这样写似更能增加历史的真实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不能简单地说不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是演义，既然是艺术创造，既然源于生还要高于生活，既然要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既然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既然文学故事需要比生活更典型、更深刻、更精彩、更能打动人感染人，作品对历史真实进行大幅度的加工提升，充分体现作者的主观情感，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这一点上，《隋唐演义》不是没有，而是幅度小，力度不够，这就造成了它“杂”和“连缀不精密”的不足。《水浒传》据史少，却写得精彩，这充分显现了作者写作水平高超。正象发面和死面，死面用得料多，反显得堆小，做出来的馍也不好吃。发酵的面，用料不多，显得堆大，蓬松而好吃。同是讲史小说，古往今来，喜欢研究《水浒传》的人很多，关于《隋唐演义》的研究者和论说文章则相对少较少，这与《隋唐演义》在艺术表现上的不足应当存在着因果关系。当然，优与劣，是在比较两书的某些方面时显现出来的，本文并不想用一部书的长处抹煞另一部书的长处。

辩证地看，《水浒传》和《隋唐演义》各有各的特点。《隋唐演义》尽管没有列入四部古典名著，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后世据此衍生出不少小说、评书和影视作品，这或许是《隋唐演义》贴近史实产生的效应。后世改编的不少作品，有意弥补《隋唐演义》在人物形象欠丰富、情节欠故事生动和作品主题欠集中等方面的不足，显得更紧凑，更有味，更感人。比如《响马传》《隋唐英雄》等作品，就连《隋唐演义》中没有的人和故事，他们也能大胆地创造。比如天下无敌的李元霸、大隋的重臣杨林。如果没有后来的作品，隋唐英雄的故事很可能只有文人在书斋里看，绝对达不到现在家喻户晓的程度。由此可知，改编的过程也是完善的过程。当然，有些地方写过头了，也会出现问题。这就象漫画，只要画得有意味，漫画家怎么夸张都可以。但有个原则，就是像。如果画甲不是甲了，那就是失败的。

作者：卢明，男，1960年生人，笔名黄河入海。郓城县委退休干部，郓城县作家协会主席，县诗词学会会长。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菏泽市诗词学会副会长，菏泽学院水浒文化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郓城县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在《光明日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多种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散文100余篇、小说20余篇、诗词诗歌1000余首，其中《菏泽赋》在《光明日报》发表。著有《正话水浒》《水浒印象》《好汉文化探究》《郓城文史考略》（三卷）文化书籍六部，主编《郓城文学作品选》《郓城文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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