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研究员（从农家子弟到文学系的研究生）

作者｜杨义

杨义，1946年8月30日，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读书的启示》、《感悟通论》 、《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以及《杨义文存》（7卷10册）等40余种。发表论文500余篇。

1977、1978年，停滞十年之久的高考与研究生考试相继恢复。近日，《传记文学》组织专题开展纪念活动。因我是在恢复研究生考试的当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唐弢先生、王士菁先生门下的，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的一位学生向我约稿，于情于理，不容推辞。我便在以前的回忆文字《浮生回想录》的基础上删改整理成这篇，应其急需，也算是如约完成任务了。

根在社会底层

说起我的家庭出身，可谓是根在社会底层。我于1946年8月（农历七月初三）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听老一辈人说，我的曾祖父是那块贫穷的土地上的一个秀才，似乎还算有一点读书种子。但曾祖父去世很早，留下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我祖父杨茂丰十几岁就到异乡打长工，三十多岁才回家成亲，没有地种，就把一片荒坡劈开，用锄头把沙、土一锄一锄地扬到四周，成年累月，终于开垦出半亩大的一块水田。到我懂事的时候，这块水田还种芋头，夏天到田里摘一片簸箕大的碧绿芋叶当帽子，也是童年的乐事。到父亲那一辈，又在海边用草坯筑堤，靠年复一年的雨水冲刷，造出半亩稻田来。至此，我家算是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半自耕、半租佃的佃农。如果说祖辈父辈对我以后的学术事业留下什么遗传基因，那就是这种垦荒精神，用垦荒建立自己的立足点的精神。

佃耕的土地是要交租的。大概在我两岁那年，地主派人来收租。父母亲大人都下地收割去了，只留下五岁的姐姐带着四岁的哥哥和我，在家中闩起门来玩。打门声把我们吓得不知所措，打得愈急，愈不敢开门。那时我家住的是一明一暗两小间茅草屋，门户也有些朽烂了。地主家丁拳打脚踢，屋门轰然坍倒，吓得我哥哥一声惨叫绝了气，抽搐几天后终于不治。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带我到一处坡地给哥哥上坟，父亲是不下拜的，因为长眠的是他的儿子。只有我下拜，那里荒草萋萋，面对大海。

这条没有被吓死，算是捡回来的性命，后来成了村里的顽童。乡村习俗：新年用筷子打人，是要损人一年的福气的。有一年我在茅屋门口吃饭，邻居一位大婶挑水从旁经过，大概是水珠溅了我一下吧，我用筷子头在她身上打了一下。这就害得她呼天唤地骂了我三天，全家过年都凄凄惶惶。好在过了新年就土改，外公家分了一头小牛，父母就把这个顽童送出去“跟牛屁股”。

放牛放了大约一年的光景。在一个热得连牛都要喘大气的盛夏，几个放牛童泡在田沟水塘里图凉快，相互打水仗，不经意把浊水溅到塘边一位白褂子先生的身上。那先生倒不生气，招呼我们上岸，帮我们一一穿好牛鼻短裤，还掏出手帕擦去我们脸上水珠，和蔼地说：“你们的父母已经同意你们上学了，明天就到学校报到。”想不到这竟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步：从牛屁股后走到书桌旁。那位白褂子先生姓邓。

我的小学

我所就读的小学设在一家地主祖传的老屋里，屋梁已被白蚁蛀空，不时有白色粉末从屋顶掉下来。课桌是原先的长条的屏风板，在地上打八根木柱支撑着，一边坐着二年级，对面坐着四年级，大概是一二十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邓老师是这一带乡村读书种子的第一个播种人，他既是老师，又是校长，还是敲钟做饭的工友。他让四年级做作业，先给二年级上课；然后让二年级做作业，给四年级上课。那时我的年龄小，分在二年级，过了一年，四年级毕业了，招了新班，变成一、三两个年级。倒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年纪小，我又从一年级读起。

小学时期，与我成绩不相上下的同学就有好几位。有的因为家庭困难，父母让他早早地中止学业，回家务农去了。有位同学属于孤儿寡母，母亲靠打柴赚钱，支持他上学，他就格外刻苦攻读。因为他知道，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使他失去走出农村的机会，都对不起靠打柴供养他上学的母亲头上逐渐增多的白发，他后来考上广州的大学。我总觉得，中国农村具有极其深厚的潜智力资源，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教育手段，去开发农村少年的潜智力资源，它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我父亲杨校乙读过两年私塾，他常常叹息：“那时天天要种田，泥里水里滚，两年读书的时间还不够人家两个月。”但他对儿子上学是重视的，你能读到哪一步，他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持你到哪一步。土改的时候，他被评为“人民功臣”，我至今还能忆起那朵垂着“人民功臣”绶带的绢花和奖状。然而由于孩子增多（我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弟弟），家累加重，他辞职回家行医。他曾四方拜师，掌握许多疗治骨折创伤和农村百病杂症的绝招。连远至四五十里的博贺渔港，每周都有渔民骑摩托车搭他去治伤。他的药房里，“伤科圣手”“当世华佗”一类锦旗也渐渐多起来。

父亲习医初期，常于晚间吟诵《药性赋》和《汤头歌诀》，有时兴起，把他早年读过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用古腔古调，吟哦背诵一番。我之初知音韵，初识诗味，以及日后能以古腔古调背诵旧体诗，是受了父亲的启蒙。

中学生活

电白一中，坐落在县城水东镇。小时候隔着海湾北望，那里白色的楼房、蓝色的轮船，宛若神仙境地。我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给我们那个海滩农村带来不小的惊喜。乡间风俗：小孩入学的第一晨，要吃猪粉肠、小葱粥，葱、聪同音，寄托父母望子聪明的一片心。这是不是我入小学开蒙那天吃过“神圣的早餐”带来的好运？

其实，“神圣的早餐”只不过是带着父母的期待，给我求学生涯一点喜气，一点激励，一点带风俗色彩的回忆。真正使我勤奋不已、发愤图强的，乃是目睹家乡父老起早摸黑地种田，父母省衣节食地支撑几个孩子上学，尤其是母亲，种田回来后就挑水做饭，喝几口清水汤后又到山坡上捞回一担烧火柴。姐姐的聪明不在我们兄弟之下，却为支持我们兄弟读书，从小下地赚工分，下海掘沙虫赚点小钱补贴家用，至今还是个文盲。将心比心，在这种情形下不努力读书，不读出个好样子，你还有良心吗？你又对得起谁？

原始动力虽然卑乎无甚高论，却长久作用于人的精神深处。中学六年，我各科平均成绩年年居于全校第一。学校每年张贴的“比学赶帮超”红榜上都有我的名字。这给长年劳累的父亲脸上增添一点宽慰的笑容，每逢学期考试完毕，他都带我到一个狭小黯淡的小饭馆买两碗米饭，要一小碗猪肝汤和一小碟没有对过水的酱油，有时带我到粥棚吃一碗鸭粥。这些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但在我印象中，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鲜美的猪肝汤和鸭粥，每当回想起来，似乎舌根上还留有它们的滋味。

学海无涯，但我是从蜿蜒于乡间刺竹丛和田边仙人掌之间的沙地小径上接近它的。跨过家乡到县城的海湾，需要五分钱的航船费。我宁可每周背上书本、萝卜干和几斤红薯，走二十几里的沙地小路，让脚底被滚烫的沙子烤得发麻，也要节省那点航船费。有时饿得发慌，就凌晨到豆腐店排队，能买上一团用来喂猪的豆腐渣果腹，就一天也有精神。学校宿舍的上下铺木床，缝隙里潜伏着臭虫，我们称它们为“坦克”，每夜都受“坦克军团”的攻击。我竟有两三年连席子也没有，就睡在这种光木板床上。

1965年，电白一中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假期回乡，割稻、挑禾、插秧、戽水、挑粪、除草，样样农活都干，与大人同工同酬。最好是去看河水，日夜守护在河堤边，工分高，每天又有一斤米补贴，还可以坐在堤边树荫下看书，在那里我看过《鲁迅选集》《茅盾选集》、郭沫若的《女神》和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也许是接到台风警报吧，1965年我们提前三天高考。考试结束，学校已成废墟，干了几天收拾校园的劳动后，草草宣布毕业。我依然返乡种地。一个炎热的中午，在树荫下歇晌纳凉，县城里的同学送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母亲接过盖着红章的那张薄纸，掉下眼泪：“哪里有钱供你去北京？”我用麻袋装上没有被面的棉胎和几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带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几十元钱，到广州领了路费补贴，坐四昼夜的慢车，一身烟尘来到北京。这是我走出父兄辈传统人生方式的最关键的一步。

大学时光

说起我为何把人大新闻系作为高考第一志愿，那大概包含有一个乡间少年的心灵向往。新闻记者走南闯北，出入社会各界，记录人间百相，对于一个读完中学、尚足未出本县的农家少年来说，实在太有诱惑力了。而且在我们那个县里，年年有人考上清华、北大，至于人大，除了我们一位姓邓的副校长曾在党史系肄业，历年没有人考上过，因而对它有点高不可攀的神秘感。更何况它在当年文科报考榜上，排名是01号。

学校给我补助了被面、棉衣、棉裤，每月十七元五角的助学金。用十五元五角吃饭，生活比在县城中学时好了许多，这点钱渐渐把我养胖了。广东来的高班同学说，在北京赤脚上街是不礼貌的，于是带我去买了一双球鞋。但是上体育课还是嫌穿鞋夹脚，脱了鞋跳远。有一次上澡堂，丢失了一只袜子，同学便送我一只，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穿了两三年。到北京总得开开眼界，准备好馒头、咸菜，由熟路的同学带着走几十里路去故宫，因为出不起那二角钱的车票。颐和园离学校近，走路不在话下。到香山爬“鬼见愁”，往返需用一整天。有位沈阳来的同学累瘫了，大家轮流架着他走路，他连称“要是哪里跑出一头大母猪，也要骑着它回去了”。

作者的大学图书证照片

当时人民大学的风气，穿有补丁的衣服，并不觉得特别丢人。我感到心理压力的，倒是在知识和精神方面。北京、上海来的同学见多识广，读的文学书籍多，开口巴尔扎克，闭口托尔斯泰，经常谈论着普希金、高尔基。这些我都无从插嘴，心里渐渐形成一个疙瘩：“真是农村人多见树叶，少见书叶（页）。”作文课布置写入校感想，我就写了一篇《解“疙瘩”》。“疙瘩”是北方的方言，南方人觉得怪异，就搬来形容自己内心的忧郁和困惑了。老师的批语是：“以你如此清通的文笔，不应有疙瘩。”并把它作为范文供同学们传阅，后来我还有几篇作文成为范文。

这是几十年前的往事，恐怕我的老师和同学多记不起来了。但在我的精神历程中，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转折，使我开始认识自己，认识到和城里的同学处在同一种智力水平上。人在遇到精神困惑的时候，应该翻过一面看自己。而走出困惑的有效的精神方式，是翻过一面去寻找和发现自己的生命潜力。我当时想，既然我在农村那么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下，能够做到高考成绩与城里同学差不多，那么在同样的学习条件下，我就有可能发掘出比别人更多的潜力。至于知识上的某些缺陷，只要刻苦，是不难弥补上的。

上大学不足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猛然袭来。当时的报纸、广播文章，以及它们传达的最高指示，是颇能煽动青年学生的狂热的。我曾外出“串连”，实际上是徒步参观了瑞金、井冈山、韶山等革命圣地。作为农家子弟，脸薄语拙，在大庭广众中讲话也会脸红。自知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之辈，因此也就收起心来认真读几本书。学校图书馆已经关门，发展到后来，成为对立双方用超级弹弓发射“飞石”的堡垒了。在关门之初处理重复藏书的时候，我用了五角钱购得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对这三卷巨著边读边做笔记，被蕴涵于其间的理论魄力和精神魅力所震撼，惊异于人类竟存在过一个如此伟大的头脑。其后，我又读了《列宁文集》等马列著作。

新闻系坐落在南一楼的两层灰砖楼上，楼上安有高音喇叭，每天都发布着前面缀有最高指示的战斗檄文。我早晨会长跑到京密运河游泳，然后坐在宿舍里或门口走廊上看书。看书是自己最能掌握自己的事情了。大学五年没有返乡，遥思父母艰苦耕种，总觉得不要虚耗年华才是。虽然那时流行“读书无用论”，但内心不以为然，感到出风头只是一时风光，有知识才是货真价实的素质。人生总应该把握住那些内在的、长久起作用的东西。多数书是从同学那里七借八借来的，因而读得很杂，毫无系统。从古希腊哲学读到德国古典哲学，从文艺复兴艺术读到中国古典名著。当时有同学戏称我是“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我只不过是沉浸在阅读过程所产生的精神滋润之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些阅读会对我的人生产生潜在的作用，或迟，或早。

工厂八年

1969年秋，古猿人遗址的房山周口店附近的东方红炼油厂会战方酣。我被新闻系派去帮助办《东炼会战通讯》。工地正在劈山开路，铺设管道，安装设备。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夜间山风灌来，似乎要把木板房刮跑一样。那时四五个人办一张对开的小报，每周两期，要送到周口店印刷厂印刷。编辑兼记者和校对，校对时间只半天，难免出错，偶尔还把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错成“一不苦，二不死”或“一不怕苦，二怕不死”的，那就把报纸收回粘贴或重印。坐长途汽车把报纸运回，又用一辆被戏称为“除了轮不转，到处都转；除了铃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驮回办公室。干了半年多，到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用工地每月补贴的六元钱买了两个木箱把全部家当一装，就来到工厂报到了。

我在催化裂化车间当了一年操作工，就调回东炼政工组，后来石化总厂成立，又调到总厂宣传处当新闻干部。在工厂那几年，我读书很杂，文史哲经，拿来就读，似乎有书读就没有白费光阴。专业意识是想也没有想过，总以为在工厂多呆几年，多积累一点生活素材，也许将来能写一部长篇小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以及组织阅读的《反杜林论》等六部书，就是上班时把工作干完了，拿出来认真阅读的，也没有人责怪。但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古典文学中的《元曲选》《古文辞类纂》，以及当代文学中杨朔散文、秦牧散文等这些由筹建中的工厂图书馆搜集来的书，就只有下班后才能读了。一次我上班写报道稿，文思不畅，顺手拿起新复刊的一本《北京文艺》翻一翻，便被告到领导那里，说我“不务正业”。我们宣传处有个小书库，收藏有鹿皮封面、页顶镶金的精装本《鲁迅全集》，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做了卡片。新印的《资治通鉴》二十册，以及自购的《史记》十册，我用两年时间把它们通读下来了。至今那部《史记》还插在我的书架上，与后来购进的“二十四史”其他书相比，颜色要黯淡得多。

作者工作时的证件照（1967年）

工厂八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许多人都不怎么读书的时候，狼吞虎咽地“吞”下了几本大书，虽未及细嚼慢咽，却都是我进入文学专业研究后，很难从容地腾出足够的时间加以通读的，又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立足基础的大书。继大学时代通读过《资本论》之后，工厂时代通读《史记》《资治通鉴》和《鲁迅全集》的时候，我每每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大书效应”，每读完一部，都感受着灵魂的震撼、境界的拓展和智慧的升华。那时读这些书，没有具体的功利目的，而是把它们作为人类智慧的一种经典，去体味，去把握的。这样就可以超越一些狭隘的功利障碍，直接面对着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我想，我后来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和读大书时曾与伟大灵魂的思维过程进行过精神对话，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吧。因此，我觉得人的一生应该读几本大书，这对于你的精神规模和精神方式的涵养将裨益匪浅。

成为文学系的研究生

我走进文学专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1978年夏，报纸登出将在全国大规模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除了考试之外，还要向导师交上一些论文，这就使我望而却步。觉得有必要用一年时间准备几篇论文，再去报考才妥。现在回想起来，唐弢、王瑶等现代文学专家第一批招收十个八个研究生，第二年就不再开榜了，按我当时的想法，肯定会失去这个机会。适巧，我有一位同事想报考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也许想多找一个伴吧，就鼓动我说：“反正报考又不要钱不要本，不妨试一试，还落得多一次考场经验。”这话也在理，我就托另一位同事为我报名，自己收拾行李回广东探亲去了。到家一个星期，同事的信就来了，说明各种考试事项之后，列了一大串参考书目。我到县文化局图书馆走了一趟，那里大门紧闭，听说所藏图书在“文革”中散佚了。我只好回家翻出一本发潮霉烂的高中三年级英语课本，一路坐车读回到北京。在工厂里也只找到某大学的一本现代文学史教材，不到十万字，简陋得很，匆匆翻阅一过，就去应试。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是复试之前才从城里借来看了一遍。

如此仓猝上阵，在后来的研究生考生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好在唐弢先生是鲁迅专家，出题又注重考察学生的思想能力、感悟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使得像我这样通读过《鲁迅全集》和一批现代文学作品，读书有心得的人，尚可以应付。后来唐先生看到我们学业上的成长，甚有感慨地说：“天分和能力是难以弥补的，至于具体的史料知识，一个人只要他刻苦，用十年时间就可以在一个专业上取得发言权。”这大概是他多出思考性题目的思想根据。

初试完后，工厂即安排我到一个“学大庆”先进车间蹲点。直到复试通知下达时，我才以郭沫若新近逝世，报社约我写篇纪念文章为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顺手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论文《论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特征》，寄给唐弢先生，算是补上报考论文。不久，唐先生托人带来口讯，想约见我，以朋友身份。我坐长途汽车赶到他在建国门附近的家中时，已是满头大汗。他和霭可亲地让我坐下，引导我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些工厂趣闻，使气氛变得轻松愉快。我终于向他交了底，说我这几年在工厂读书很杂，文史哲经无所不读，现代文学史书籍却没有系统读过，倘若报考古典文学专业，成绩也会相差不多。他听罢沉思片刻，说：“你的知识面广，比起那些只读文学书的考生，是一种优势。将来深入一个专业中，可能会很快做出成绩。”他又谈到这次参考的人中，有的在大学教过多年现代文学课，不来投考就要评讲师了。这使我捏了一把汗，生怕复试时被淘汰。

1992年，作者在牛津大学授课

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办研究生院的时候，采取借窝下蛋的方式。一直到我们毕业，研究生院的院址都未确定下来，分别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十一”学校，两地相距数十里。但是这种借窝下蛋的方式，却为社科院输送了一批新生的学术力量，第一批研究生相互戏称为“黄埔第一期”，如今已成为各高校和研究所的骨干力量。

文学系借住在师范大学西南楼，七人一室，分上下铺。中间摆上一张长条大桌，出入极不方便。同学中的其他人过惯家居生活，适应不了这份嘈杂，都到师大图书馆阅览室，或后来在一片草地上架起的木板房阅览室去了。我却能在这人来人往的嘈杂中伏案读书，下笔为文，大概与在工厂办公室嘈杂环境中写文章所锻炼出来的定力有关，同学们戏称我有“特异功能”。除办了师大图书馆借书证外，一两个星期还可以到文学所借回十本书。文学所藏书四十余万册，后来我研究现代小说史时才知道，它收集的民国年间的文学书刊比北京图书馆还丰富。凭着这种世间难得、我所方便的书刊资源，三年研究生期间，我涉猎了数百种现代文学书刊。

为了完成学分，每学期都要闭卷考试，或开卷写论文。第一篇学分论文是《论鲁迅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我下笔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能约束，竟然以七天时间写了四万多字，被指导老师误认为是写成之后，抄了七天。其实这是我写文章的一大弊病。唐弢先生复函评议我的报考论文《论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特征》时，就指出过作者思想活跃，文笔流丽，感悟力也好；但往往一个观点尚未说透，就跳跃到其他观点上，缺乏在一点上钻深写透的功夫。这也是我在工厂形成的写作习惯所致，因为办小报人手紧缺，有时只有一人唱独角戏，下笔就不能精雕细琢、一步三回头。有时为领导写报告，一夜就得赶出万把字，好让领导能在会场上讲上一两个小时。我常叹息，工厂几年，别的地方没有长进，却把自己的笔写“滑”了。因此在写第二篇学分论文《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时，就有意约束笔头，注意推敲琢磨的功夫。

唐弢先生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共十名，由五位中青年学者分头联系和指导。负责与我联系的是王保生先生。第二年要写学位论文，唐先生感到照顾不过来，因我是做鲁迅论文的，便转到王士菁先生的名下。王先生的治学风格与唐先生略异，唐先生比较注意学生的悟性，王先生比较注意功力。他经常讲，他在协助冯雪峰编注《鲁迅全集》之时，往往为一条注文查阅了多少线装书和原始报刊。因此我的学位论文《鲁迅小说综论》，便注意把悟性与功力相统一。其基本思路是把鲁迅小说作为中外古今文学、文化大汇聚、大选择和大转型的枢纽，进行一种“枢纽性综合研究”。在研究中以丰富的材料梳理中外古今各种文学元素的流向、变异和创新，尤其是梳理晚清至民国初年文化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的发展变化的脉络。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为我毕业后的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了系统又坚实的基础。

作者在哈佛图书馆

我有时慨叹：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新闻系学生；读着新闻系，我想不到自己会成为石油化工企业的宣传干事；在石化企业做事，我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文学系的研究生。杜甫诗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许多人生际遇，打的都是遭遇战，就看你能够调动多少自身的潜能去应战；一旦适应新的机遇了，就看你能够从新机遇中发掘多少潜能，来充实和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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