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八句格言（三晋名人一心为公的）

孙嘉淦（1683—1753年），清代太原府兴县（今山西兴县）人，字锡公，又字懿斋，别号静轩。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任学政、盐务、河工等要差，官至工、刑、兵、吏四部尚书，直隶、湖广总督等职，至晚年为上书房行走、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期间曾因直言遭贬。但无论身处何处，他都尽职尽责，竭尽心力为国为民。

一心为公 盐政典范

雍正十二年（1734年），孙嘉淦受命主河东盐政。到任后，他发现大小官吏都藏货纳赃、克扣盐丁。有的军政要员，在他处居官，却在此处领取养廉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作为盐政官员，他亲临基层，身体力行，踏实干练地解决了盐池内部管理混乱的痼疾。

首先是削减年薪。孙嘉淦在查阅账册中发现，不少与盐政毫无干系的官员却领着养廉银。他在《酌减养廉疏》的奏折中说：“盐政衙门驻扎河东，与四川、宁夏等处相隔甚远，……养廉银两，往返烦劳，难于查核，应将此项六千两一并裁令归公。”“今减去盐政养廉银五千两，运司养廉银五千两，将军副都统等养廉银六千两，再拨给岁银五千两，共以两万一千两归公。”此折上奏后，雍正皇帝十分重视，“朱批施行”。

同时，孙嘉淦提高了盐池弓兵的待遇，使其衣食无忧。官员薪俸工资虽高，但担任盐池守护的弓兵们衣食多入不敷出，三餐都不能为继，因此，弓兵们在巡查中时有玩忽职守，甚而勾通私贩的行为。对此，他一方面表明对弓兵过去的玩误之事既往不咎；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待遇，由“旧给银五钱外增给五钱，共给银一两，则饮食等项方可足用。”“通计每名每年应给银一十二两，共弓兵二百五十三名，应给银三千零三十六两”。孙嘉淦此举，深得弓兵们的欢迎。他们感戴盐政之法，鼓舞奋勉，日夜巡逻，私盐失窃得以杜绝。

为防止“挪移侵蚀之弊”，孙嘉淦着手整顿盐池财物，建章立制。过去“因旧规留贮司库，俱不报部”的部分财物，盐政经常胡支乱花。孙嘉淦查实后，全部充公。他在上缴这些经费的奏折中说：“公费养廉是皇上天恩所赐，俱属国帑民膏，理应详慎支销。其余存之银不行奏报，久贮司库，易滋挪移侵蚀之弊。”于是，余银被一一登记入库，并入于季报册内，候拨充饷。

为查禁掺假硝盐的私贩，孙嘉淦在解州设州判一人，让其率领弓兵专管巡缉，解州知州兼管稽查，盐政随时访查。并明文规定，如有巡缉不力，或故纵行私，即将该州判题参，知州俱行议处。

孙嘉淦署理河东盐政期间，削养廉、修禁墙、惩庸腐，大力整肃盐政，盐池面貌为之一新。孙嘉淦的政令符合实情，顺乎民意，因而对促进盐业发展、保障民众生计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深得河东民众称颂。孙嘉淦亦被当地民众称为“以民为本”的盐政典范。

三习一弊 忠言直谏

面对关系国家、朝廷利益之事，孙嘉淦往往是直言谏诤，这让他获得了“直臣”的名声。雍正皇帝评价他：“朕自从继位以来，敢于直言进谏者，只有孙嘉淦一人。”

雍正皇帝性格喜怒无常，登基之初，大臣们皆不敢直言进谏。孙嘉淦首先针对雍正皇帝迫害兄弟、滥授官职、边疆用兵等事，上疏提出“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三条建议。这都是当时稳定人心，但又是刺激雍正皇帝的敏感问题。雍正皇帝闻之大怒。当时辅臣朱轼委婉地说道：“孙嘉淦虽然狂妄，但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皇帝沉吟一会儿后大笑说：“朕亦佩服他的胆量。”随后立即召见孙嘉淦，并升任他为国子监司业。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皇帝初登大宝。孙嘉淦因廉直著称而被擢升吏部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一时期的清王朝，国运昌盛，四海升平，但暗伏的社会矛盾已是蓄势待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是没有这种危机感的，但是孙嘉淦清醒地看到了盛世下的危机，他专门上疏了令朝野为之震动的《三习一弊疏》：

治乱之循环，职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

将一定条件下国家盛衰、安危、治乱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阐述得十分清楚。

他提出，“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那就是“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接着对“三习一弊”又做详加论述。要防止“三习”，应该做的就是广纳群言，“进君子，退小人”，大胆任用刚直有为的贤臣，以保持政风和吏治的清明。这篇文章向最高统治者发出了如不防微杜渐、必将积重难返的警告，具有难能可贵的盛世之下的危机意识。这些精辟的见解得到乾隆皇帝的赞扬，他将孙嘉淦的上疏宣示朝野，这篇上疏也被后人誉为清代“奏议第一”。《清史稿》评价此事说：“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

以民为本 兴修水利

乾隆三年（1738年），孙嘉淦就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主要致力于解除酿酒禁令，并奏请修改调整有关法规，安定民生，兴修水利，治理河流，发展生产，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乾隆四年（1739年），孙嘉淦兼管直隶河务后，首先提议治理永定河，并且提出了在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道逐渐恢复的意见。同年，孙嘉淦、顾琮二人亲赴天津，勘察河道及众河交汇、入海之路。此后，他上疏朝廷指出，天津是南北运河与淀河汇合后入海的重地，建议在静海县独流镇开挖引水河，以防止年久淤垫，这是下游治水的关键。

乾隆五年（1740年）九月，他又上疏陈述综合治理直隶境内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及东白洋两淀的具体办法，受到乾隆皇帝的嘉许。奏疏呈递后，恰逢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京路过直隶，乾隆皇帝命高斌会同孙嘉淦一并处理直隶河务工作。经过一个阶段的修复整顿，永定河河道畅通，进而加固了保定城郊堤防，提高了抗灾能力，减轻了百姓的困苦。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孙嘉淦由直隶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此后他历任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吏部尚书。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孙嘉淦去世，享年71岁。乾隆皇帝特旨表彰他“志成端谨，学问渊醇，宜力有年，勤劳懋著”，亲赐谥号“文定”。

（原载于2019年第11期《前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