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今日批评家董迎春）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1 今日批评家

董迎春（拍摄时间：2014年）

董迎春，1977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中西诗歌比较、电影美学研究。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所特约研究员。出版专著《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当代诗歌话语研究》《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等。著有诗集：《水书》《漫游者之歌》《象征与超验》等。文学作品发表于《上海文学》《西湖》《青春》《诗歌月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刊物。翻译《帕斯卡尔·葩蒂诗选》。

我的批评观

语言本体的书写

董迎春

批评是一件难事。批评职业化了，在今天批评变得匠气、俗气。批评远离了书写，远离生命意识的异质同构与写作伦理。批评的喜悦不在于一次次正面、积极的认同与赞赏，而是在于如何保持清醒的判断力，坚持纯粹写作之责任。批评是打破作家与批评家的疆界，在批评中重塑写作者的哲学态度、生命态度。

批评不仅在于说明、阐述，更在于对自我反思与理论建构怀揣热情，从作品中读出世界的眼光。批评不仅意味着批评家的写作良知，也意味着生命发现与哲学建构的能力。文学，在我看来是“失败”之学，它反思了现实矛盾与人的局限。批评同样遭遇这种精神困境与虚无幻相。批评家与作家同属于世界性的写作者，批评不是时代赞歌，而是心灵压缩、生命局限的自我同情。批评的写作，触摸、慰藉人类自身无法逃离的孤独处境。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人类诉求语言，进行思考、表达，从混沌、无序的世界中建构文明。但是，当我们试图用语言去表达、思维时，也极易滑入语言自身嵌套的“逻格斯”，批评的写作走向语言的秩序化与中心化。文化与权力必然结合，这就使得文化幽暗之处，在于语言藏有毒性，写作不自觉地被意识形态利用。这种毒性具有隐蔽性、摧毁力。语言，变成意志、长官的产物，被集团、权力占有，遮蔽了个人、个体的价值。语言成为这个时代最明亮而幽暗的文化镜面。我们追逐着吞吃符号，却显出空洞。符号在场，意义全无。现世悖论在于购买这类冰冷而空虚的符号。当下内心被时代、体制忽悠、绑架，只剩下一副瘦骨嶙峋的皮骨，所有肯定的能量被各种社会假相损耗。各种规训目光、奖惩依据本能地诱惑我们，加速与空洞能指的距离。我们习惯用符号遮盖自己脆弱外表以此掩饰慌张，我们遵从习俗与规训以免被识出这空洞与空心。无处不在的谎言，无处不在的妥协。各种诱惑、麻木，也是另一种机器、事实威武地瞄准我们。批评的写作，正是颠覆、解构嵌入语言背后的“逻格斯”。

虚无像一把刀，不仅割裂现代之维。从19世纪西方现代社会传来的虚无意识，在当下被赋予了合法化认同。尼采从怀疑反思中识别自我之路。从这种不确定与否定中我们寻找批评的可能，重塑批评的写作尊严。从时代意识中反思自我、确立主体价值，从批评中发出内心诉求的声音。在政治说教、群氓欢歌的时代，生命的事实、尊严就是从否定自己开始，不是“是”的写作，而是“不是”的批评。批评成为一种情感纽带与思想触媒，建构了写作的生活意义与生存智慧。

批评是写作的产物。批评的写作听从内心，对知识与思想充满天然的向往与冲动。批评的写作，走向人性深处的幽暗观照，走向写作者自我身份的积极认同。追求真诚的学理贯通，让生命激情融入作品细读。从文本出发，从体验出发，从否定出发，在质询与发现中建构当代诗学的可能。

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德里达、福柯等从语言自身着手首先要破解的便是这种中心化的语言“逻格斯”，通过差异、延异的思维、理念生成批判的、反思的现代哲学——“解构”观念，不断颠覆、消解语言。批评的写作，正是从外部世界的疏离关系走向了内部意识深处的审视与探析。远离跟风、媚俗，保持写作者的风度与智慧，恪守批评的写作身份与责任。与生命为友，与事实、真相为友，把语言、诗学、生命、真相彼此融注，从语言本体的书写中发现自我、确定自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时代的异乡人与形而上的反抗

——诗人董迎春及其诗歌批评

杨有庆

真正意义上现代诗人董迎春诞生于2008年。这是我曾经做出的最偏执的断语。这种判断其实源于我个人对现代诗歌的定义：一种个人化的生存和言说方式，即用某种现代诗歌言说方式传达现代个体的全部生命体验。

在2008年之前，董迎春已出版《爱欲内外》《沉重的肉身》与《后现代叙事》三部诗集，已在诗歌的道路跋涉了十余年了。同时他作为讲授诗歌课程的大学教师，创办“常跑读书班”，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唤醒学生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热爱。可以说，从高邮师范开始，直到后来参加工作，董迎春一直生活在诗歌中，对他而言，诗歌是生活的基本伦理之一。但在个人化的诗歌表达方面，他早期诗作先是受海子抒情诗的影响，是青春期某些碎片式的“诗意状态”的抒情化表达，其后则是德里达解构思想观照下的汉语文学化表达，对一切宏大叙事进行文学解构，总的来说是处在他本人所说的“诗歌学徒”阶段，“从诗人手中流向生命意象的死亡/和残废的诗稿，那是所有青年人汇成的生命的溪”（《初次》）①。直到2008年才找到属于其个人的独特诗歌言说方式，实现了向完整意义上的现代诗人之蜕变。因此，从他2008年及之后的诗作和批评文字出发，才能更好地勾勒作为现代诗人和诗评家的董迎春之精神轮廓与漫游轨迹。

一

我之所以浓墨重彩地强调2008年这个时间概念对诗人董迎春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对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与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阅读、思考和理解忽然在其2008年创作的《水书》组诗中井喷式显现出来。他在《水书》中对此转变有诗意的表达：“从背后忽然有光窜过来，抱住前方弯曲/的树枝。我扛着一袋米，泥土中筑着粮仓，但我/必须生活在尘世中——那些影子，云集之处，/一定酝酿有革命。”（《奔》）所谓“革命”，对一个诗人而言，大概包含思想体验与语言表达两个层面的渐变或突转。

在《水书》中，时间、偶然、虚无、孤独、身体、荒诞等存在主义命题得到了重量和回响，对故乡、爱情、青春、信仰、理想与现实的叩问使得他的诗获得了思想质感。从此，存在主义沉淀为董迎春诗歌的底色，不断在其后的组诗《漫游者之歌》与长诗《二零一二·情诗》中加深，也推动他的诗歌在内容上不断“向内转”，转向对生命的存在论层面的体验与追问。

“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出现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②波德莱尔的这句话被董迎春置于诗集《漫游者之歌》之前，并在其诗学论文中频频引用。如此青睐不仅表明对其的认同及诗学主张的契合：诗人是用词语雕刻灵魂肖像的手艺人，也昭示着某一更深层面上与海德格尔之“语言是存在的家”的秘响旁通。

在董迎春的诗歌中，对现实与人生的体验往往呈现为对“时间”的审视与体悟：“时间的意味，掺和着不可言说/的悲哀。……这时代之痛，谁也不会陌生。”（《教育书》）在时间中感受到的不可言说的悲哀、孤独与绝望，构成了“时代之痛”。同时，正是这难以言说的时代之痛导致对时间的省思成了他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时间在窗外徘徊/恭候夜幕降临//夕阳西下/仿佛埋葬某种秘密。”（《偶然》）时间的流逝犹如深沉的夜色，将一切埋葬在黑暗中，成为难解之谜。“我默默体验着时间的静止。直到面容/被记忆完全吹裂。”（《大事件》）在不舍昼夜的时间之流中，他选择以一种面朝过去、退想未来的姿态，而记忆具有强大的力量，也酝酿着救赎的可能。在少年时期的诗作中，他写道：“我舞动那轮月亮/收割金色的诗句/然后在麦田里谱曲/ 唱在黄昏之前。”（《割》）这种对故乡的含情脉脉的青春歌唱随着现实故乡的沦陷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对这失落的沉思。而现在，故乡对他来说美如情人，却遥不可及，“时间弄疼了守望的眼神”（《我》），在时间中逝去的注定无法回归。

对时间以及时间中事物无可挽回之命运的清醒认识，使董迎春感受到“灵魂，大地的异乡者”与人终有一死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他的诗作中体现为对“异乡者”身份与死亡宿命的沉思。所谓“异乡者”，其本质特征如海德格尔所说：“始终都在途中”③，永远都是漫游者。这种漫游犹如幸福的苦役，像风一样， “四处为家，无名无姓/聚成烟云/俯瞰大地上的蚁群/累时，就洒成河流/在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云南行》）。身为永恒异乡人的漫游者，一方面摆脱了庸碌的日常生活，可以在高空俯瞰众生的“沉沦”；另一方面在获得精神的慰藉时又不可避免地被孤独侵蚀，“孤独一半是幸福/幸福之外，便是孤独” （《广袤》）。相对于这夹杂着幸福的漫游者之孤独，作为漫游者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人生的终点就是死亡，是人人必须面对的”④。对此，诗人问道：“谁能逃过一块石头的追问？/一个内在的人怎能看清他的影子？”(《藏书楼》)石头雕成的墓碑像个严峻的审判者，拷问着终将一死者生命之意义。死亡如影随形，从不离开。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死亡，因为死亡是“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⑤。对死亡这一个体生命存在最本真的可能性，董迎春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而最终的道路/只退至三寸墓地”（《十三月》）。终将一死是人必然面对的命运，但在这必然性背后隐伏着偶然的身影。生命的诞生是偶然的事件，注定其终结也是偶然的，因为“我是一件偶然的艺术品/并时刻准备着被打碎”（《有赠》）。

这种已成为永恒的异乡者的命运，以及终将一死的结局所带来的痛苦，犹如一道难以弥合的裂隙，不断撕裂着，“并不是撕破成分崩离析的碎片。痛苦虽则撕开、分离，但是它又把一切引向自身，聚集入自身之中”⑥。董迎春选择“在语言中维系今生”，“词语”成了他反抗孤独与虚无的最后寓所。他写道“我独自推敲诗句，构筑自己城堡，用旧词形容故乡”（《食粮》），“谁写信/谁就是今晚最幸福的人；/谁读诗/他瞬间返回故乡”《孤寂之诗》。寓居在语词中，通过诗歌来克服现世的焦虑，修复尘世的信心，是他最后的坚守。“我一直把自己悬置在日历之外/语词是我真实的故乡。”（《日历之外》）语词成为最后的故乡，终有一死者必须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选择寓居在语词中的诗人，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从时代喧嚣中抽身退步，自我放逐，注定成为永远在路上的漫游者，成为时代的异乡人。

萨特在《文字生涯》结尾说：“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唯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董迎春在自我放逐中坚持了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反抗。常跑是他使用最多的笔名，透露出他作为漫游者其实是有某种内在的坚持与方向的。面对现实的喧哗与失落的不可避免，他“把命运交给了纸张， /在皱裂之处写下瞬间的诗行”(《灵感男神》)，毅然宣布“即便世风寒心，屋中灯光飘忽、迷离/我也要按住几个词，比如信念、梦想，不轻易让吹走”（《小悲伤》）。

二

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指出：“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隐蔽的修辞：讽喻和提喻，转喻和隐喻，只有我们对其敏感增强的时候，才会辨认出它们。真正的诗既能觉察到又能开发这些荒废掉的修辞，其语言历经岁月而成为比喻的财富，尽管对一个传统中晚出现的诗人而言，它既是资源又是负担。”⑦确实，那些初始陌生而富于活力的修辞，随着岁月的流逝，融入我们的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语言系统，沉淀为隐蔽的而荒芜的修辞矿藏。真正的诗歌必须拥有某种对语言的敏锐与直觉，要能够察觉深埋于语言地表之下的修辞矿藏，还要重新开发使之被激活，不断浮出语言系统的地表。这对任何一个现代诗人而言，是土壤与源泉，也是负担与牢笼。因为“影响的焦虑”的存在，这种对被荒废的修辞的再开发，往往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斗。诗人在纸上与语词搏斗，或被携带着巨大文化能量的语词俘虏，或在语词中开辟出自己的园地。

从2008年开始，董迎春在诗歌言说方式上实现了由单一抒情向现代诗歌技巧的转型。对波德莱尔、兰波、里尔克、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深入阅读， 以及对英国当代诗人帕斯卡尔·葩蒂近百首富于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色彩的诗歌之翻译，在进一步促成董迎春诗歌创作在内容上“向内转”的同时，使得他的诗歌言说方式由单一抒情逐渐转变为象征主义。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戏剧化等修辞技巧的综合运用来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内心隐秘和隐匿于日常事务背后的内在真理。对他而言，组诗《水书》的创作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

在《水书》中，董迎春开发了一种含混多义而富于象征性的修辞，对隐喻、转喻、提喻与讽喻的交替使用表明了修辞的力量：“修辞对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改变我们比喻性的表达世界的方式的同时也会带来世界活动方式的改变。”⑧他在《遗忘书》中写道：“我剪下树上悬浮的质询，//送入壁炉，缓缓地融化，/捏成嘴巴/ 喊出内心自由/黑玻璃披麻戴孝， /罩上透明的雨顶，//我捣碎四周，脊椎，土木，血水，/它们组成我。”密集而急促的隐喻序列，将形象赋予“质询”，呈现了这“质询”的深刻与意义——对自由的渴望。“黑玻璃披麻戴孝”看似突兀，实则隐喻地揭示了“质询”的背景，黑白颠倒，黑以白的形象掩饰其黑色本质。“透明的雨顶”更是形象地展示了现实中看似不存在却真实存在的障碍与自由的可望而不可即。“捣碎”一方面说明反抗的决绝，另一方面也以讽喻的方式表明，“我”本身可能不仅是“质询者”，也是这“质询”的对象的一部分。可以说，通过一系列隐喻呈现了一种激烈的对抗，同时也显示了对居于混乱秩序中的自身的质询与反思。而在《水的哲学》中，“那些虚无秘密，坐在我们之间/悄悄诉说时间的心事。/那些沉默，构成洞穴中的影子”，巧妙地化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人们被困于没有任何阳光射入的洞穴中，由于四肢被锁面对墙壁，所看见的是身后的火光投射的自己与他人的影子。这一真相不被人所知，人成了画地为牢的囚徒，即使有人转过头发现真相，也会因为不习惯火光带来的光明而头晕目眩痛苦不堪，重新把头转向墙壁。这一隐喻形象地命名了人类在时间中的体验和困境：人将自己囚禁于身体之中，与其他囚徒朝夕相处却难以交流。

在董迎春的象征体系中，“水”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构成我们一生的词语，隐喻了我们“水上奔波的一生”（《命运书》）。它是抵达的道路，也是远离的推手，“但是水，水，引导我抵达你，//那远方的远方，那透明的透明/水席卷居所，水淹没故乡”（《祈祷书》）。同时，水之意象还包含一系列由“水”衍生的家族相似式意象：流水、河流、雨、雪花、泪滴等。它们是故乡、是圣地的语词化，因为“唯有语词读出乡音/唯以流水识别”（《时辰之诗》）。在我看来，他的诗作中关于雨的精彩象征为数不少。“我们在夜的子宫穿行/下雨，往家赶/亮光变成披头散发的老父亲。”（《黄昏》）黑夜是孕育我们的子宫，是物质性的母亲，亮光及其代表的光明则象征精神性的父亲。而在驱使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力量就是雨，它驱赶并引导我们抵达。在另一首《瞬间》，他对雨的这种超现实的力量有更形象的展示：“雨停了/街道落回世上/ 雨停了/世界在体内生长。”雨似乎具有某种魔力，将现实世界灌入人的体内，将人从现实的平庸中唤醒，使人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关联。而作为“水书”这一命名，一方面暗示了要把文字写在水上的理想主义，是信仰之书，另一方面，也注定这种理想主义必然失败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迎春完成了形而上的反抗。“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⑨这种反抗的意义不在于企图挽救或颠覆现实，而是要表现其失落的过程中创造自己。

三

在诗歌创作之外，董迎春2008年以来的诗歌批评独树一帜，纵观其诗歌批评，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对当代诗歌的形式文化学分析。2007—2010年，他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与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相识。赵先生是当代中国符号学的领军人物，其形式论、叙事学、符号学方面的课程对董迎春的诗歌批评影响巨大，集中体现在他的《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在他看来，诗歌作为80年代重要的文化样式之一，“参与了同期意识形态的建构”⑩。要考察作为文化的80年代诗歌，就必须考察该文学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蕴含。他根据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从修辞的角度将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等与北岛、于坚、西川、伊沙等诗人的创作对应， 审视其背后的深层意识形态与文化焦虑。这种始于形式、终于文化的诗歌批评，表明“在形式到文学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中，有一条直通的路” 。这种对当代诗歌的形式文化学分析与当前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不谋而合，可谓诗歌领域的文化研究。其价值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以往被视为纯文学的诗歌，因为其语言来自对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处理和对传统文学修辞的再开发，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会参与意识形态建构，揭示这一点对当下的诗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董迎春诗歌批评的另一条路径是他命名为“孤寂诗写”诗歌理论建构。这大概源于海德格尔的《诗歌中的语言》，他指出：“孤寂作为纯粹的精神而成其本质。”海德格尔将孤寂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是一种聚集。这种精神以一种燃烧的方式“把灵魂聚集为一，并因此而使灵魂之本质开始漫游。”而董迎春将孤寂理解为现代人的本质，认为孤寂诗写是在虚无中诗歌写作者对命运可能性的形而上学沉思。这一路径可以说是其诗歌创作中孤独主题的理论延伸，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诗歌构成互文。

“最坚硬的石头常常来自黑暗/唤醒/早起的黎明。/孤独与时间/一起消失在沉思的语词。”（《时辰之诗》）我们生来孤独。这孤独清醒如漫长的黑夜，在黑暗中痛苦难眠，最后沉淀为最坚硬的石头。其中潜藏着对黎明最真切的温柔召唤，在充满沉思色彩的语词中时隐时现。死亡、孤独、记忆与遗忘构成了诗人思考时间与人生的交响曲。在董迎春看来，死亡作为根本性的孤独， “是一种孤独的离弃/它将漫长地触及深渊/在峭壁上练习行走”（《幽闭》）， 它所呈现的时间与生命的关系是诗歌关注的终极命题之一。他的选择是寓居于语词中，将内心涌动的对孤独和时间的焦虑与思索转化为文字。爱尔兰诗人谢默德·希尼说：“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音。”诗歌创作和批评对董迎春而言，正是通过与语词的搏斗使外部与内在的黑暗发出回响，以对抗时间之流中死亡所致的深沉的焦虑与悲哀，做到真正的向死而生。

【注释】

①董迎春：《后现代叙事》，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②［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

③［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

④［西班牙］萨瓦尔多·达利：《蒙田随笔》，朱子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⑤［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⑥［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

⑦［美］哈罗德·布鲁姆：《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⑧［美］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⑨［法］阿尔贝·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⑩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

董迎春：《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杨有庆，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

1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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