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与学术贡献（为什么说杜威思想对于现今仍有重要价值）

【编者按】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清华大学石中英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王颖副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涂诗万副教授等共同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围绕一百年前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的经历，为我们讲述了杜威思想对于中国教育发展的意义。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以及张斌贤老师、石中英老师、王颖老师和涂诗万老师本人校核并授权发布。

张斌贤教授认为，在访问过中国的诸多外国学者中，杜威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虽然杜威在中国影响最大，但是他在中国的命运起伏也是最大的。在民国的时候，杜威被当作偶像来崇拜，但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杜威被成为诅咒的对象。现在对于杜威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我们逐渐地摆脱了过去的神圣话和妖魔化，把他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另外一种则是很可悲的趋势，即消费化。但是，无论是神圣化、妖魔化和消费化，都不利于我们对杜威思想的理解，不利于对作为现代思想一个重要因素的理解，从而阻碍了我们对于现代教育本身的理解。

杜威之于当下中国教育的意义

在石中英教授看来，杜威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教育学界被尊称为“世界三大教育哲学家”之一，另外两位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和法国的卢梭。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非常丰富，而且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哲学学科的发展，都有着长期和深刻的影响。

杜威

石中英教授侧重分析了杜威的价值论和教育价值论。他认为比起杜威的知识论来说，杜威的价值论和教育价值论在教育学界关注得不是很多。杜威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第十八章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在杜威看来，“价值”这个名词有两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一方面，它指珍视一个事物的态度，觉得事物本身有价值。价值就是丰富的或完全的经验的名称。另一方面，它也指一种有特色的理智行为——一种比较和判断的行动，估量事物的价值。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杜威区分了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内在的价值不是判断的对象，不能和别的内在价值进行比较，也不能说哪个大些哪个小些，哪个好些哪个坏些。

工具价值不是从一个事物自身而言的，而是指该事物在实现另外一个目标中的作用。所以，工具价值是比较的结果。不过，杜威也指出，内在价值是外在价值的基础，如果一种事物的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实现，就很难实现其外在价值。石中英举例说，从小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主科（如语数外），什么是副科（如音体美），其实主、副科的叫法就是进行价值比较后的结果。从内在价值角度说，副科的价值是不是就比主科小呢？杜威认为单从学科价值本身来讲不能进行比较，因为各种科目的价值都是内在的，音体美这样的学科对于人类经验的丰富同样重要。只有当我们联系“第三个东西”，比如高考的时候，价值比较才有结果，因为音体美相对于高考的科目而言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杜威还认为，把不同价值授予给不同学科是错误的，每一门学科都有丰富的价值。在他看来，科学可以具有任何价值，如果把科学作为手段，对于某些人科学具有军事价值，对另一些人科学具有技术价值，对另一些人有商业价值，或许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科学也有审美的价值。所以，杜威说不应该把科学的价值窄化了。杜威提出这一说法是出于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不同科目代表不同价值，比如通常认为拉丁语可以训练我们的记忆力，哲学可以训练我们的推理能力，艺术可以训练我们的想象能力，所以我们便要集合各种科目构成课程，即把价值表和学科科目一一对应。可问题是人类所需要的价值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如何才能具有这样丰富的价值呢？其中一种逻辑就是认为我们应该设置更多的学科，这就会导致课程拥挤和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杜威认为，造成这种价值分隔和课程拥挤现象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跟我们现代生活的职业主义、专业主义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与各种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有密切的关系。杜威认为，教育上的价值冲突，只不过是社会生活当中的区隔和排斥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而已。所以杜威认为，民主的社会团体的教育任务，就在于和隔离孤立的现象做斗争，使得各种利益可以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民主不完全是政治性的，最重要的是各个人、各个群体、各个阶层打破经验的封闭性，彼此共同生活，追求共同的目标，这是杜威的社会理想，也是他的教育理想和价值理想。

石中英教授认为，杜威的价值论和教育价值理论在今天有多方面的意义。今天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学了那么多科学课程，但是我们没有受到科学的涵养；我们学了那么多社会课程，但是没有培养出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甚至还学习过许多人文课程，但是却没有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基于杜威的上述理论，可以这样来解释：青少年对于各个领域课程和教学的价值，主要是从它们的教育工具价值看待的，而不是从它们的内在价值来看待的。很多时候，甚至为了追求更大的工具价值而完全置课程和教学的内在价值于不顾。这真是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危机。杜威的价值理论和教育价值论可以指导我们对这样的危机进行深入的反思，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杜威与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

杜威的思想在中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与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密不可分。王颖老师分享了杜威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关系。在杜威来华前后，一共有四位思想家到过中国，除了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还有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这些人也都在中国各个高校做过讲演，也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但唯独杜威对中国教育那么有影响，这与杜威在中国的学生也就是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是分不开的。杜威从1904年到193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他于1919年4月30日来到上海，1921年8月2日从青岛离开。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大部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直接或间接师承于杜威，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中践行和发展杜威学说，他们包括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李建勋、刘伯明、郑晓沧等。在这些学生当中，以胡适和陶行知最为著名。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

胡适是最早受到杜威影响的年轻中国学生中的一员，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曾提到“杜威先生乃此邦哲学泰斗，故儿欲往游其门下也”。后来在回国之后，胡适成为最著名的杜威思想宣传推广者。当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开始访华时，胡适曾作为杜威在北京和山西、山东等地区的翻译，他翻译得非常好，让杜威的思想更容易被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甚至是普通的阶层所理解。关于杜威讲演的内容在胡适著作中特别多，最著名的就是1920年8月出版的由胡适翻译的《杜威五大演讲》，关于杜威教育哲学、政治哲学都收录在其中。1921年杜威要离开中国了，于是胡适写了《杜威先生与中国》，其中有很多的感慨，他说：“杜威这个人的人格真可以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不思索的话。”

在杜威访华回美国后，胡适在一段时间仍继续在中国进行宣传，比如在安徽安庆市做的实验主义和科学的人生观，同时他还在北大新设一门“杜威著作宣读”课程，包括杜威的《思维术》《哲学的改造》，以及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些著作，都被胡适在这门课上选读。在此过程中，胡适依照杜威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即著名的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用这个方法，胡适进行了《红楼梦》的考证。现在看起来，我们觉得很容易，但实际上真正做到依然很难。后来，胡适还应杜威的邀请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演讲，讲演的内容就是《中国哲学的六个时期》，胡适虽然提倡白话文，但是他的古文功底是非常强的，而且对中国哲学有深厚的研究。

费正清现身说陶行知是“杜威最有创造力的先生”，他是继郭秉文、胡适、蒋梦麟之后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学生。陶行知和杜威有很多交往不确定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陶行知把杜威的思想“翻了半个筋斗”。在此之前，陶行知和胡适都邀请过杜威来华访问，而那个时候陶行知和胡适的关系也很好，但是后来国民政府的时候，陶行知和胡适教育观点渐行渐远，再加上胡适是在高等教育用力，陶行知则是在基础教育、平民大众教育用力，出现了一些思想观点的分歧，所以到后来他们之间反倒没有太多的思想碰撞，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为什么说后来陶行知“翻了半个筋斗”呢？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但是到陶行知这里就变成了“社会即学校”，所以才有他在晓庄师范学校教老百姓在打水过程中就要学会认字，认什么呢？“井”“水”。陶行知把教育看得更广，不仅是我们学校中的知识，还包括生活中的知识，当时种田要教跟一些田地相关的知识和生字；打水也是这样的，在校学生同样也需要跟普通百姓一样进行学习。社会即学校，就是“生活即教育”，生活需要什么就教什么。这是跟杜威先生的观点是不一样的。1927年开始，陶行知便在《生活教育理论》对杜威思想开始创造性地发展，他跟杜威联系非常紧密，直到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他还联系请杜威、爱因斯坦等十六人对“七君子事件”表示关切。

郭秉文是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后来到台湾的学生吴俊升说他是“杜氏及门弟子，杜氏赴华讲学，公实促成，而杜氏教育学说之影响于中国教育至钜，公有倡导传播之功”。郭秉文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郭秉文有一段时间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还有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这实际上是双轨制，校长都是郭秉文，直到1923年南高正式并入东大。在国立东南大学的时候，郭秉文聘请很多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来校任教，包括了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刘伯民。郭秉文在国立东南大学开展的是十年的教育活动，他更多关注的是科学化的教育，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东南，北北大”，国立东南大学在南方，主要进行科学教育，北京大学在北方，主要做人文社科教育。此外，郭秉文还提出了通才和专才的平衡，还有学生自治。

蒋梦麟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蒋梦麟在杜威来华之前是做《新教育》杂志，杜威来华第一场演讲平民主义教育，蒋梦麟做口译。后来，蒋梦麟几次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最后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与杜威的关系是蒋梦麟在《西潮与新潮》一书中提出的：“杜威先生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大担任过两年客座教授。”蒋梦麟是最遵照杜威的意思在中国推行改革的，他的改革体现在《北京大学学则》中，比如选科制、文理沟通等。蒋梦麟与杜威的思想在《杜威在华讲演录》中均有体现。

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还有张伯苓、李建勋、郑晓沧、刘伯明等，他们践行杜威教育思想。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影响了整个教育理论界，引领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平民大众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奠定了中国学制发展。在杜威访华之前，中国的学制是仿照日本建立的，蔡元培先生改的。咱们现行的学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一套采用的是美国的体系，就是从杜威来华的时候开始施行的。此外，还包括了在教科书和课程设置中去掉“忠君尊孔”，加入了学习美国的公民道德教育、科学性教育和科学实验。

杜威在中国的奇闻逸事

在涂诗万老师看来，杜威一直和中国非常友好，杜威在来华访问之前去了日本，临走时日本天皇准备颁发一个“旭日勋章”，但是杜威不接受。因为杜威对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有一种嗅觉，日本比较专制，但杜威的思想是民主的。1939年杜威80岁生日的时候，国民政府给他颁发了一个勋章叫“采玉勋章”，杜威欣然接受了。“采玉”是以蒋介石母亲名字命名的勋章，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威对中国一直是非常友好。

1919年12月24日，杜威应邀到济南演讲，但是刚刚到火车站准备出发的时候，接到了当时的山东省督军张树元电报，拒绝他到济南做演讲，但是杜威还是坚持要去。到了济南火车站之后，没想到张树元又派人来迎接杜威，所以张树元对杜威是比较矛盾的态度。杜威在济南演讲了几天，其中有一个演讲题目是“新人生观”，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新人生观就是人生观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能是古代人生观现在照收不误。第二，新时代要讲平等民主的人生观。演讲之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就反对这个观点，说我们应该教学生效仿先人的人生观，而不能是杜威的人生观态度。当时胡适也在场，直接就驳斥了教育厅厅长，胡适的观点有两个：第一，他说你要效仿先人，而先人的国故分两种：一种是国粹，一种是国渣。要效仿国粹，反对国渣。第二，胡适说我们的教育不是教育学生效仿先人，而是教育学生创造。要知道胡适当时可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虽然是北大教授，但却在公开场合直接当着教师代表的面驳斥教育厅厅长。

杜威访华两年零三个月在江苏去的地方最多，在北京待的时间最长，但是高潮却是发生在1920年10月至11月初在湖南期间。那时的湖南可是中国非常厉害的省份，当时有一句话说“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1920年10月份，湖南人发起了一个运动——名人演讲会，请了很多名人到湖南演讲十天，这些名人有杜威、罗素、蔡元培、胡适、张东荪、李石岑、吴稚晖等，后来胡适因为有事没去。当时还有一个著名教育家叫舒新城也在现场听演讲，所以不管是讲者还是听众都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