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错字造成的后果（写错字说错话小命丢）

所谓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作为我国古代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文字狱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譬如北宋苏轼“乌台诗案”就比较典型。

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

不过，清朝以前的文字狱数量较少，规模也比较有限。坦诚说，文字狱在清朝可谓被“发扬光大”。清朝文字狱大约在160—170起左右，比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就涉案规模之庞大和惩处结果之严酷而论，可谓首屈一指。

清朝骑兵

对于清朝文字狱的总体表现特征，《中国文祸史》作者，复旦大学教授胡奇光总结道：“（清朝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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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继元朝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朝从入关伊始，除了对反对势力采取军事征服等暴力手段进行残酷镇压外，还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流露出“异心”的汉族知识分子，予以雷霆万钧式的打击。

顺治皇帝

清朝的文字狱，始于“入关”第一人顺治帝。顺治四年（1647）发生的函可《变纪》案，是清朝最早的一起文字狱。

另外还有：顺治五年（1648）的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黄毓祺诗词狱案、冯舒《怀旧集》案；顺治十七年（1660）的张缙彦诗序案等。

这些文字狱案，皆因诗文中流露出不满清朝的情绪而获罪，各案首犯遭受了被杀或流放等比较严厉的处罚。

康熙皇帝

作为清朝最优秀、最有作为且口碑最好的皇帝，康熙在位期间，政局稳定、国家统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文治方面，他也实施了一系列笼络、利用汉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措施。因此，一些明朝遗民所撰写的野史笔记以及具有反清意识的诗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不过，有着打击异己和威慑汉族士人的文字狱，在康熙朝依然存在。据统计，康熙朝有文字狱11起，其中有两起文字狱案尤为残酷，即“江浙两大狱”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

“明史案”主题绘画

《明史》案起于顺治十八年（时康熙帝已即位），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购买了明朝首辅朱国桢未完成的《明史》，并召集各方人才，补写崇祯及南明史事。

书中在叙及南明史事时，奉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还刻意不用清朝年号，并提到了清朝入关前的一些不甚光彩的秘闻，结果被人告发酿成大狱。

庄廷鑨（1585—1655），字子襄，浙江乌程南浔（今浙江省湖州市）人

“《明史》案”除首犯庄廷鑨和朱佑明二家外，株连极广。“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辑之役，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南山集》封面

《南山集》案发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由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南山集偶钞》“语多狂悖”而引起。

经刑部审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年号等大逆之语”，是其主要罪证。因《南山集偶钞》中提到方孝标《滇黔纪闻》，于是方孝标（时已身故）也被拉进了该案首犯的行列。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

起初，刑部对该案相关人员定罪很重，“集中挂名者皆死”。后来经康熙帝“特赦”，“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但首犯戴名世斩首，方孝标戮尸，两家亲属被流放到黑龙江。

这两大文字狱案以规模大、惩处严酷而著称，为后来雍、乾两帝愈演愈烈的文字狱案件树立了典型。

雍正皇帝

雍正帝在位的13年，文字狱案逐渐增多，据统计共有25起，他处理文字狱案的手段以残酷著称。

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是雍正顺利即位的关键人物，也是朝中的权臣。雍正顺利登基后，二人恃势无恐，大树朋党，引起了雍正的强烈不满。为惩治二人，彻底铲除其朋党势力，雍正假文字之由，制造了一系列的文字狱大案。

如年羹尧“夕乾朝惕”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诗案、查嗣庭诗题案等。这几案的惩处结果也很残酷：

• 年羹尧因此案罪加一等，终被赐死；汪景祺立斩枭示，妻、子发遣为奴，亲属缘坐；
• 钱名世革职，逐回原籍禁锢，且将雍正亲书之“名教罪人”匾额悬挂于宅中，以示羞辱和惩戒；
• 作诗批钱不力的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发遣为奴，陈邦彦、陈邦直革职；
• 查嗣庭死而戮尸，子查沄斩监候，诸幼子流放，其二兄查嗣瑮父子免死流三千里，长兄查慎行免罪释放，久惊悸而死。

不过，要说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案，非“曾静、吕留良案”莫属。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手握兵权的陕西总督岳钟琪，准备策反其共谋反清大计。

不料，张倬弄巧成拙，反而中了雍正帝和岳钟琪联手设置的圈套。于是，曾静以及对他们师徒影响甚深的吕留良被张倬一同供出。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

针对吕留良的“华夷之辩”，雍正亲自撰《大义觉迷录》进行辩论。当然，该案的定罪和处罚都很严酷：

• 吕留良、吕葆中（吕留良长子）戮尸，吕毅中（吕留良第九子）斩立决，诸孙免死流放宁古塔；
• 吕留良门徒严鸿逵戮尸枭示，其孙亦发遣为奴，沈在宽（严鸿逵门徒）斩立决；
• 其他刊刻收藏吕氏文集的人，基本都受到严厉惩罚。

乾隆皇帝

乾隆帝在位60年，制造各类文字狱案多达135起，占所有清朝文字狱案件的绝大多数。“因文字而罹祸的人士，也遍及全国各个阶级和阶层。”

乾隆朝的文字狱主要集中在中期，即十六年（1751） 至四十八年（1783），前期和后期文字狱较少。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触犯皇帝权威的，二是阐扬汉民族精神的。

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乾隆帝认为胡中藻诗句，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那是偏灾今降雨， 况如平日佛燃灯”等有悖逆、含诋讪怨望的意味，而且多针对自己而发。

最终，胡中藻即行处斩，鄂尔泰（议政大臣，胡中藻是其门生）被撤出贤良祠，其侄甘肃巡抚鄂昌赐令自尽。

胡中藻案的本质，是乾隆想打击朝中鄂尔泰朋党，稳固自己的统治

• 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锡侯《字贯》“ 凡例”中因将康熙、雍正庙讳及乾隆御名悉行开列，被认为大逆不法。
• 王锡侯斩决，成年子孙斩监候（类似于死缓）；妻、女及年幼子孙流放；王所著书籍及版片被全部销毁。

乾隆四十六年（1781），尹嘉铨“为父请谥案”发。“请谥”一事本身就引起乾隆震怒，坚决未允，后又在其所著书中发现了悖逆之语，如尹自称“古稀老人”，擅论“朋党”等。结果尹嘉铨被处绞刑，著作销毁。

尹嘉铨著《偶然吟》

此外，乾隆对涉嫌鼓吹汉民族情绪的言论也极为敏感，想方设法予以打击。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发，大学士阿桂等奏审拟徐述夔等罪名折中认为：

《一柱楼诗》内犴肆谬妄不一而足，甚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依照大逆律，将徐述夔戮尸，其孙斩监候，为徐诗作序之前礼部尚书沈德潜罢谥仆碑。

徐述夔（1703—1763），原名庚雅，字孝文，江苏栟茶人，乾隆年间中过举人，后官知县

乾隆四十四年（1779），祝庭诤《续三字经》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被认为“隐寓诋谤”而治罪。

乾隆四十五年（1780），戴移孝《碧落后人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狂悖之语而被戮尸，其他缘坐之人或着即处斩或斩监候。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卓长龄《忆鸣诗集》之“忆鸣”二字被认为有“追忆前明”之意，且诗集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读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狂谬背妄之语”，卓氏家族因此几遭灭门之灾。

实际上，乾隆大兴文字之狱与查缴禁书关系密切。据统计，查缴禁书期间的文字狱有48起。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 ，是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

乾隆后期，由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思想文化领域的约束有所放松，文字狱的次数逐渐减少。但文字狱的余威尚在，人们心头的惊悸犹存。正如著名诗人龚自珍在《咏史》中写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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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字狱引发的腥风血雨，清朝文人可谓心有余悸。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与子暻书》云：“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

不少清人笔记，如《东华录》、《永宪录》等，都有关于清朝文字狱，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有影响的牵涉文人较多的文字狱的文献记载。限于文字篇幅，我们只说庄廷鑨《明史》案。

《明史》案，是清朝立国以后，第一件震惊全国的文字狱大案。案发后，文人们以各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记载该案情形，并流露出一定的同情。

著名遗民诗人方文《南浔叹》认为，《明史》案之首犯浙江湖州南浔庄廷鑨、朱佑明二家，因巨富而为人告讦被祸，并对他们整个家族所遭受的无辜屠戮，深表痛惜。诗曰：

南浔一村当一县，财货云屯商贾便。

中间巨富者谁子，拥赀百万人所羡。

百万金钱是祸胎，片时飞灭如浮埃。

匹夫无罪怀璧罪，尽室诛夷亦可哀。

法若真为官浙江时，正值庄氏史狱发生。作为地方长官，他因不能免除被株连的700家受害者而感到遗憾和自责。

84岁时，所作的《自寿诗》云：“恨不移恩七百户，江声一派小臣心。”并自注：“唯七百户之妇子，非人臣所能挽者为郁郁耳。”

在散文中，较早记载《明史》案的，主要是该案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如侥幸逃过劫难的陆圻等人，都曾记载自己就逮及释归之事。

陆圻的《游天台记》云：“壬寅九月既望，予将游天台山。….十一月归杭，大狱起，十二月而槛车征京师，如神人言。”

陆圻之女陆莘行在史祸发生时，尚为幼童。长大后，作《老父云游始末》，追忆受当年惨案株连之查、陆、范三家的详细情形，着重讲述其父罹祸后不愿苟全，祝发空门，云游天下，以及给其后辈带来的巨大心理创痛。

另外，还有不少“旁观”文人对此案有所记载，如朱彝尊揭示了《明史》案的震撼力及自己的惶恐心情：

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向囊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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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知识分子，有“主动找事”之嫌。但正所谓“祸不及家人”，对“主犯”家人及其门徒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迫害，严重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

这些无辜的受株连”者，不仅要承受严刑逼供、斩监候、发配为奴、戮尸等种种折磨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更是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远比肉体受到的伤害更沉重，影响也更深远。

欧洲人眼里的乾隆，形象并不正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最终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因此，将文字狱评价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毒瘤”并不过分。

文字狱流行开来后，还为居心不良之辈所利用。他们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或者小集团的利益，丧尽天良地利用统治者以文字罪人的政策，或是挟嫌报复，或是敲诈勒索，弄得知识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万马齐喑”的结局，就是“落后挨打”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河里，文字狱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一度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刀光血影、统治者的权力意志、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性中的阴暗凄凉。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道非常沉重的“断壁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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