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女作家（知名作家张抗抗）

知名作家梁晓声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走上文学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年轻时受到张抗抗的影响，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学能改变命运”。1972年，在北大荒当知青的张抗抗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那年她22岁。因为杰出的文学才华，1976年张抗抗进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这一励志故事对于当时前途一片迷茫的知青们来说，简直是一盏明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看不到前途，我更不可能知道写作会改变命运”。张抗抗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应道，“我那时写作，完全因为热爱文学，希望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安慰。”距第一部小说发表已近半个世纪，69岁的张抗抗最近出版了新书《张抗抗文学回忆录》。不止于此，她1986年出版的知青文学《隐形伴侣》，与梁晓声、史铁生等20余位当代知名作家的知青小说一同被收入最新出版的“知青小说代表作”丛书。张抗抗作品中学生读本《瞬息与永恒的舞蹈》也于今年出版。“或许我这个年龄应该开始写回忆录了？”张抗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她希望延续一些年再写回忆录。“写回忆录必须说真话写真事儿，需要酝酿更成熟再动笔。毕竟个人的回忆是历史的一种组成。”

写作是荒芜中的精神寄托

环球时报：最近出版的《张抗抗文学回忆录》是一本怎样的书？

张抗抗：这本“回忆录”较为完整地收录了我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谈以及我的文学观;收录了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些经历;还收录了近30年来，我和文学评论家、记者进行的若干篇重要访谈。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一定的研究分析价值，亦可代“回忆录”。

环球时报：“文革”时期，很多年轻人都把精力耗费在那场运动中，为什么您会醉心于写作？

张抗抗：我的文学梦想始于少年时期，内心充满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出生在杭州，父母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我很小时，他们就教我背诵普希金的诗。我小时候很爱写作文，也爱读书。当我沉浸在小说的悲喜之中时，整个灵魂都受到了冶炼，觉得文学可以寄托和表达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和感情。由于“诗和远方”的召唤，1969年我选择去北大荒“上山下乡”。上火车时，我的挎包里装着一本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当时月台上一片哭声，我没掉泪，好像看见远方铺满了鲜花。到了农场，我的练笔从写信开始，后来写生活札记和短文。宿舍没有桌子，我在外面捡了一张被人扔掉的小炕桌，桌子腿儿和桌面都没有被刨光，带着毛刺儿。我把捡来的画报纸下面垫上硬纸板，上面蒙了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薄膜，变成了一张“书桌”。

农场生活的艰苦我都已淡忘，难以忘记的是精神上的苦闷，是那个不理解青年人热爱文学事业的心情的环境。在种种冷嘲热讽面前，我还是挣扎着挺过来了。如果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这种看不到前景的努力，又是为什么呢？写作能使我感到充实，是寂寞与荒芜中的精神寄托。疲惫的劳动之余，在烛光下读书写字，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没有虚度生命，生活因此变得有意义。

女性作家更关注自我感受

环球时报：您小时候最喜欢《鲁滨逊漂流记》。如果说“文革”浩劫将当时的人们推向心灵的荒岛，身处其中的人应如何“绝路逢生”？现在的您如何理解“鲁滨逊精神”？

张抗抗：我读《鲁滨逊漂流记》是在小学高年级。那时候对这本书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认识，更多的是对海洋的向往、探秘的好奇，还有对鲁滨逊冒险精神和生存智慧的钦佩。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鲁滨逊这个人的性格其实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他在荒岛上首先要克服寂寞和恐惧，那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他独自解决了一个人在岛上生存下去的种种难题，从搁浅小船的面口袋里找到了几粒麦种，几年后种出了一片小麦地，还烤出了面包。与其说他在岛上被动等待获救，不如说他通过自救而“绝路逢生”。面对人生的苦难，我们应该学习“鲁滨逊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恶劣外部环境的认同。

环球时报：中国出现了一批像您一样思想深刻的女作家，但为什么总体上，中国女性作家的数量比男性作家少很多？如果一定要总结女作家的视角与男作家有什么不同，您认为那是什么？

张抗抗：我在30多年前就说过，女作家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就像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和女人。男作家、女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人的困惑和渴望、人生的苦难和欢乐，寻找灵魂的寄托。然而，男作家和女作家所呈现的作品文本，从视角、构思、语言、文风、细节以及思维方式等所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如果我们借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可以看到女性作家更为关注自我感受，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至于为什么女作家的数量少于男作家很多，这是因为在以往的封建社会，女童受教育的几率大大低于男童，尤其是农村。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有了改变。进入21世纪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女性作家的比例正在快速上升，出现了很多好作品，其中有相当不少乡村背景的女作者。

中国文学缺少一个大写的“人”字？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如今，我们在手机上进行了大量阅读，几乎“无所不知”，但思想的厚度却越来越单薄。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抗抗：手机信息快捷方便，尤其是微信，使得更多人从中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即便有人认为手机阅读根本不能称之为阅读，那也可算得是一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吧。但手机信息基本上是碎片化的，零星、直白、一题一议，不太可能提供给人系统、完整的阅读经验，常常是过目即忘。而那些优秀的、经典的书籍，每本书都有完整的思想表达，需要进行反复细读、深度思考，才能透彻地理解。由此收获的营养，自然和手机阅读不在一个层面上。当代社会最合理的读书方法，应该是纸本书加电子读物(包括有声书)，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缝隙都充分利用起来。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整体上，中国文学的缺口，是缺少一个大写的“人”字。如何理解这句话？

张抗抗：我决无意否定悠远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但一些传统文化确实不同程度地束缚、压抑了人性，否则就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宋代儒学兴盛，文学主流渐倾颂圣歌德、文风讲究华丽规整，一直走到清代的八股文套路。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具有对“功名利禄”的批判意识，《西游记》前半部分具有对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的向往，其他很多作品里所表现的人都是皇权的奴性附属品。大写的人，就是独立人格，反对一切奴役人的神权与皇权。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人道主义已开始重视“人”之外一切生命的权利。中国的“五四”启蒙未完成就中途夭折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又接续。文学即人学，缺少人性光辉的文学无法照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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