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庄子名句（入世出世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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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概括起来主要是以孔孟（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学和以老庄（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要流派。

加上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由乔达摩·悉达多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佛教（释教），统称为儒释道三教。

这三种文化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支柱。

其中儒家主张“入世”，最典型的一句名言就是：“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好了有余力一定要去做官。受这句话影响，中国学子的职业规划，几千来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做官（做臣子或作奴才），所谓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诚不欺我。

也正是如此，官本位与奴性思想在中国才死而不僵，阴魂不散。追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百年之前的国民性甚至到如今也未曾改过。细数不过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皇权神授，俯首称臣（臣子）；第二种是卖身为奴，被上位者驱使（奴才）；第三种是一介草民（平民），安贫乐道。这三个层次的人生追求，都是儒家（孔孟）文化在影响，排在首位的就是做官官，次之乃为奴，最次是做民。

倘若以上三种“社会理想”都无法实现，就另辟蹊径。

有点血性的人会走造反的路线，像历史上的黄巢起义、农民起义，都是打着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旗号进行的。

其次就是走特立独行的且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式的自我救赎、自我疗愈路线。如以老庄（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学和以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学，皆是如此。

相比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的“入世”原则，道家和佛家别出一格的提出“出世”的原则。相比积极入世，遁入红尘求取功名的路线。“出世”也并不是消极无用的。

“入世”是心在朝廷，求仕问官，热衷功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出世”则是不屑（不得）仕途，所以淡泊功名，蔑视权贵,追求人格之独立和精神之自由。

两者虽无对错高低。但以上帝视角来看。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需要经历荡涤，如此入世出世的境界才能是全然真实的。

也只有经历了红尘沉浮和俗世荡涤，“入世”“出世”的维度才能更高。特别是出世后的再入世的智慧，则更接近开了天眼。

因为它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去接近人性，是一种更为本色和聪明的处世态度。

试想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冒着杀身之祸与株连九族之虞，积极入仕为官，这种勇气固然可圈可点。

但甘做草民，身处江湖，醉心山水，亦是一种洒脱的睿智。它绝不是避世，是在专制高压的强权之下的追求人性的解脱。

换言之若能带着入世的洒脱去积极入世，岂不更好？

众所周知，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

作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细毛，还是软毛硬毛、长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会体制、社会主流游戏规则这张“皮”上。

而毛的意义、毛的作用，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

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云云，其实就是指读书人能把自己的知识、智能、能力开出一个好价格，兜售给帝王家，于是无数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以此来换取一顶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官帽戴戴。

就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于是乎，正如如今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挤得龇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

倒是顺遂了唐太宗李世民所乐观其成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理想场面。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指望文人标榜什么“精神自由”，侈谈什么“人格独立”。

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才暂且当稳了臣子和奴才，有了“扯淡”“帮闲”甚至于“主宰“他人生死的机会，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趋。

所以说几千年的孔孟儒学到如今看来，无非是拿来诱惑莘莘学子飞蛾扑火的灯。

而老庄道学就像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般的文人“精神的避难所”。

之所以说它是文人的精神避难所，是因为俗人有俗人的生活目的，道人有道人的生命情调。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来讲，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不仅如此，老子还进一步说，随缘而遇还要“顽且鄙”，坚持个性，又不受任何限制。

意思是我们与其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不决。倒不如干脆跳脱桎梏。做个身做入世事，心在尘缘外的人。即该当入仕则入仕，该当隐退则隐退，无为之为，无可无不可，可谓是将出世入世的智慧拿捏得恰到好处。

但不是谁都能做到如老庄般洒脱，其行入世，其性出世。大多数平凡又普通的我们，做不到完全跳脱。就像老子、庄子早期也不完全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和庄子的走运在于他们与官场关系始终很浅薄。我觉得正是由于他们仕途上的坎坷，不受统治者重用，因而才避免了“失足”的尴尬，也摆脱了“沉沦”的危险。

所以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心灵的自由度和内心清澈自然的底色。

才可以大白天睡懒觉，做梦变蝴蝶，“ 鼓盆而歌”，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

像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曾一度比较热衷官帽，幻想着成为“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憧憬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

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拷问、折磨， 患得患失、自寻烦恼、甚至扭曲偏激。

至于官场得志如韩愈、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曾国藩之流，亦官亦学，则是一副“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腔调。

由此我认为，处世态度绝不止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可以相对多元。无论是孔孟儒学提倡的那样积极入世、还是老庄哲学的跳脱出世。都可以为我所用，最终助我达到悠游于世（也就是游世）的目的。

一如庄子所言：

乘物以游心、游心无穷、游无极之野、游无何有之乡、游于世俗之间、上与造物者游、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吾游心于物之初，游于世，游于道。

换言之游世并不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头衔或经历，更不需要身在名山大川、人间仙境，或是世外桃源。而是在最简单平凡的事物中也能遨游，在命运的夹缝中生活的践踏下，也能游走于入世出世之间，解放本真、悠游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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