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每个都有名字么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揭开独家

《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亡者的心声》

[以色列] 伊爱莲（Irene Eber）著

宋立宏 丁琪 张鋆良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希特勒上台，德国军队开始席卷欧洲时，近2万名中欧犹太难民逃到了上海。本书收集了犹太难民在登陆中国后数年内创作的信件、日记、诗歌和短篇故事，再现了他们艰难跨越语言文化、信仰体系和民族传统的障碍而努力谋生的心路历程，并揭示了上海犹太社团内部因经济地位、信仰水平和阶级出身的差异而面临的严峻挑战。

本书文字取自档案馆、私人收藏和早已停刊的报刊，不仅是对纳粹大屠杀和流亡文学的充实与丰富，而且为一窥来沪犹太难民的心路历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原始文献。编者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不仅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补充小传，还结合时代背景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书中文字风格多样，或写实，或讽刺，或幽默，或抒情，或移情，或激励人心，读来真切，令人深思。

>>内文选读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抛下熟悉环境中令人欣慰的确凿和笃定，跑到陌生世界流亡会是什么滋味，这很难想象。只有隔了半个多世纪后再去回想，才能说那些离开家园的人选择了生而不是死。

1938-1939年，奥地利或德国新政权的残暴才刚刚开始为人所知，但离开那里却仍是迈向未知黑暗的一步。我们不得不钦佩人类坚韧不拔的精神：经过了最初的震惊，犹太难民便在虹口营造出包括出版、戏剧和广播在内的文化生活，其内容之丰富着实令人惊叹。而上海已有的文化独特性也让这些初来乍到的陌生者可以为自己谋取一席之地，并宣布：“现在我们［也］在此处”，正如埃贡·瓦罗在他的诗《是的，那就是上海》中所写。

难民们的精力异常充沛，他们时时深受挫折，但仍不失幽默（见卡尔·海因茨·沃尔夫的诗歌《勤劳的泥瓦匠》），他们着手修缮、改建和重建了1937年中日两军交战时损失惨重的虹口地区。有利可图的出租公寓、翻修的咖啡馆、新餐厅和各种风味的餐馆纷纷涌现。虹口的咖啡馆文化得以再现，不仅惠及顾客，方便服务人员就业，也让店主们有了收入。艺人们同样从中受益，有能力消费的人还能品尝到真正的维也纳蛋糕。

虽然遇到不少问题，但随着先前在德奥失业而无法谋生的犹太男女演员来到上海，德语戏剧也蓬勃发展。可是，上海并没有一座合适的大舞台剧院，演员们没有资金购买服装和布置舞台。难民们也没有带来多少剧本和唱词，而且由于观众少，一个剧本只能上演一两次。综艺节目几乎随处可演，无需布景，也不怎么需要服装，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由萧伯纳、莫尔纳或斯特林堡创作的戏剧也在有限的条件下上演了。如今已不知道有多少部戏剧写于上海，但汉斯·摩根斯特恩（1905—1965）和马克·西格尔伯格（1895—1986）创作的关于上海生活的剧作《异乡》（Fremde Erde），无疑富有感染力，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对今天的观众也会有吸引力。难民剧场是否有高水平的演出，无疑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评论家们认为，移民不可能在艺术上有创造性，毕竟移民的目标是保存他们随身携带的艺术的特色；像莉莉·弗洛尔和赫伯特·泽尼克等一流男女演员——只举两个例子——迎难而上的坚持要归功于他们的毅力和决心。

说德语的犹太人发行了多份刊物，这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这是出于创造某种文化生活的决心；另一方面，上海当时已有诸多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和不计其数的中外文报刊。德语犹太报刊最早创办于1939年，后来约有11种（见下图）。

其中包括两本医学杂志和兴趣广泛的知识月刊《黄报》。有些由专业编辑主编，有些不久就停刊了，还有些办下去了。这些刊物频繁易主或者更名，周刊往往改成月刊。唯一一份安然度过二战的报纸是奥西·莱温主办的《上海犹太纪事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

这些报纸让许多来上海的职业记者有机会重操旧业，赚点小钱。广告是这些报纸的重要特征，提供各类服务，特别是能买到什么货品的店铺的信息。广告也是报纸收入的重要来源。报纸还报道当地新闻，发布活动或演出信息。对当地犹太人的指责很少见报，但沃尔夫冈·菲舍尔还是忍不住提到，俄国犹太人为其新犹太总会花费了百万资金，而上万名犹太难民却在忍饥挨饿。

许多报纸刊登诗歌。这些诗歌可以是关于犹太节日的宗教诗作、怀旧的回眸，或对当地风景的描写。其中不乏讽刺诗，如本书中库尔特·莱温或埃贡·瓦罗的诗。诗歌能够流行不足为奇。盖伊·斯特恩写道：“抒情诗显然是在文学上塑造流亡经历的最有效、最亲密的手段。”还需补充的是，与小说或中篇小说不同，抒情诗篇幅短小，更易发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部分报纸停刊。突然没了收入来源是对记者和编辑的最大打击。与此同时，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资金援助也中断了，危机感便在难民社团中弥漫开来，事实上，危机感早些时候已经明显，这在本书所译的肖莎娜·卡汉的日记中历历可见。1941年5月，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派劳拉·L.马戈利斯前往上海。姑且不论对错，她对斯皮尔曼委员会处理财务的方式立刻感到不满。马戈利斯是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她觉得上海的状况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其他人也持这种看法。问题主要来自波兰难民，一些人觉得，他们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或者在某些服务上由于偏袒德国难民而冷落了他们。在一份来自日本神户的长篇报告中，犹太难民救济组织（Jewish Refugee Relief Organization）特使J.爱泼斯坦写道，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救济金经由斯皮尔曼委员会发放，结果上海波兰犹太难民拿到的资助比德国难民的还要少。到1941年夏天，不同犹太社团之间的内部纷争已达白热化。这主要与像肖莎娜·卡汉这样从日本来到上海的波兰难民有关，他们一到上海就心生不满。他们在神户曾受到热情款待，不过当时他们是神户唯一的难民。

大部分激烈争论与1941年3月为波兰难民单独设立的救济组织有关。该组织名为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即East Jew Com），其职责是给波兰难民发放补贴，使他们不用像德奥难民那样住收容所。德奥难民自然无法理解为何波兰难民能受到如此优待。

这种一触即发的对抗情绪并没有因为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受到遏制，相反，随着战事不断恶化，上海犹太移民派系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与此同时，日本人占领了公共租界，他们逐渐建立起一套日本人和犹太人合作的组织架构来同各类犹太团体打交道。其中犹太方面是名为SACRA的上海阿什肯纳兹合作救济会。它由日本人发起、由俄国犹太人组成，旨在执行上海无国籍避难民处理事务所交给它的指令。第一项任务就让它背上了持续整个战争期间的骂名，即执行1943年2月18日颁布的臭名昭著的公告，隔离区（或日本人所谓的“指定地域”）由此正式设立。

这份公告引发了绝望和愤怒。公告规定，所有1937年以后抵达上海的无国籍人士必须在5月18日前迁入指定地域。对于已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成功立足的犹太人和已在上海较好地段租下合意公寓的犹太人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挤在虹口的狭小区域内生活，不但令人无法容忍，还让许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日本人又规定，凡是离开隔离区工作、购物、访友的人均须持有通行证。恣意发放通行证的人名叫合屋叶，他自称“犹太人的王”，招来所有犹太人的痛恨（见下图），赫伯特·泽尼克的长诗《猴变人》对此有形象刻画。不过，在继续讨论前，不妨先解释一下波兰难民是如何在1941年来到上海的。

>>作者简介

伊爱莲（Irene Eber，1929-2019），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曾担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研究讲席教授。另著有回忆录《抉择：波兰，1939-1945》（中译本2013年出版）。

作者：伊爱莲

编辑：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