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弈评剑桥日本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梁晓弈

《剑桥日本史（第3卷）：中世日本》，[日]山村耕造著，严忠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0年1月出版，618页，148元

通常来说，介绍一本书的章节构成、主要观点与独到之处，以供尚未阅读本书的读者参考，似乎才是书评的主要作用；然而相关内容在《剑桥日本史（第3卷）：中世日本》导论部分的“本卷各章内容述评”中已有详尽的整理与介绍，滔滔不绝地介绍这些未免有重复劳动之嫌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一、作为评价翻译著作时通常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本书原本预计的目标读者是谁，为何需要被引进与翻译，引进之后预期的阅读者群体又是否有变化，翻译质量如何，等等；二、关于“中世”的一些思考：包括现在的“中世”在日本史研究中如何被定义、有什么指导作用，我们又当如何看待“中世”这一概念，等等。与其说是书评，或许更接近读书笔记与杂感性质。

一、《剑桥日本史》的定位

《剑桥日本史》系列的定位，在英文原作出版时可以说是比较明确的：委托成名大师、总结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论述。换言之，它在一开始的目标，就并非整理与介绍当时学术研究最前沿的开拓性著作，而是追求介绍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与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性质的论述，因此很自然地会趋向保守，在创新度上则多少会有些缺憾，这或许可以推广到剑桥史的其他系列。

考虑到这套丛书的编纂起意大致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初版则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之间，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本书提供的主要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欧美日本史学界的研究状态。日本学界也有类似的企划，例如岩波书店每隔二三十年就会编纂一次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以及各大出版社（岩波书店、讲谈社等）都积极参与的日本历史系列丛书，等等。

与日本的这诸多丛书相比，剑桥日本史系列的定位其实略有些尴尬：例如岩波讲座系列，定位非常明确，就是供刚入门的研究者迅速跟进目前的研究前沿，或是在特定领域内摸爬滚打已久的研究者拓展视野、了解邻近领域近年来的发展之用。因此极端地说，这一套丛书作为通识性读物的阅读体验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因为它预设的读者层原本就是相关领域研究者、或者起码是接受过相关领域基本学术训练的人；假如非要在英语世界内寻找一个近似物，或许是牛津手册系列的大型多人协作版本。与此相对，各家出版社组织出版通史系列，各自的水准或许略有浮动，大致都定位为面向一般爱好者的通识性通史类读物，同样在英语世界内寻找近似物的话，或许可以对标牛津的通识读本系列（VSI）。鉴于笔者对英语学术出版界的状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或许有比这两者更为恰当合适的类比，但这也大致可以传递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而剑桥日本史系列的尴尬之处正在于此：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这本书中阐述的基本上是常识性内容，其中还有不少显得略有些陈旧需要更新；而对于一般爱好者而言，假如完全没有基础，本书可能会有艰深之感，作为通识性读物的阅读体验不能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说，由于本书的面面俱到，反而显得每一面都有不够突出之感。或许最值得评价的，只是它以英文而非日文写作这一点了。

思前想后，本书最适合的定位，或许是大学通识课程的教辅教参与延展阅读。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条件下，本书会提供很强大的安定感与安心感，但是这作为翻译与引进的理由是否足够，笔者并不确定。毕竟，身为授课一方，假如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一些，似乎应当向学生介绍更多的学界前沿进展，以及自己的研究内容和进展；而假如对学生的期待更高一些，那么我甚至会期待他们直接阅读英语原文，这一方面是英语阅读能力的训练，同时也回避了可能出现的翻译错误；这么想来，翻译引进剑桥日本史的必要性似乎又少了些许。

一些题外话，在十多年前入学的时候，鄙系（假如套用“贵校”这个自黑话语，或许应该是“贵系”？）的本科生教学改革刚刚开始不久，选修世界历史专业的学生直到大四上学期为止，每学期都有一门外语阅读课程；以当时一心摸鱼偷懒的本科生心态而言，面对平均每周二三十页的英语阅读量要求时，内心确实是有些崩溃的，尤其对当时就一心想做日本史的笔者而言，确实腹诽过很多次英语阅读与英语练习的必要性。不过现在经历了立场的转变，倒也开始能够理解当年老师们提出这个要求的心态：以一门课来说，这个阅读量要求确实不能算高；同时，最近也时不时在想，这类阅读课程应当选读一些什么内容才比较合适？或许剑桥系列会是比较有效的选择？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翻译中暴露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即译者对日本史的知识不够熟悉，或许也包括质检编辑不够认真的缘故，以至于文中有诸多专有名词的翻译错误：例如日语的“职”，英文音译作shiki，而文中根据这一读音生造“司记”一词。笔者未曾翻阅原版的剑桥日本史系列，假如原版中没有英文音译与日语汉字的对照表，那么一部分问题确实出在原版的不周上，毕竟“职”作为日本中世史中描述土地利权关系多重所有状态的专有名词稍微有些冷门，不能苛求译者事前知道这一知识，加上“职”（shiki）作为专有名词时的读音与现代日语（一般作shoku）不同，没能立刻对应上两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严格来说，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要比“常凯申”的梗要更加严重一些：面对行文中反复出现且明确给出定义的名词，译者不必理所当然地知道它是什么，但起码应当标记并检索其内容，而不是直接创造一个新名词。人名地名上的翻译错误，当然反映了粗心大意或常识不足的问题，但这类生造名词，似乎就当归结于态度问题了；甚至极端一点，至少人名地名的翻译错误，在不影响正文表述时，对阅读体验的影响终究有限，而这类翻译错误，则直接增大了一般读者在需要进一步获取相关知识时的难度。所以，作为译者，在这类问题上总归是应当更注意一些的。另外，粗略翻看时也意识到文中也有一些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在从英文回译时的音译错误，例如将大阪西部的商港“堺”误作“坂井”，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不知何故似乎全文作“容西”，以及例如“负名”“末寺”“和与”等专有名词也都有出错。由于翻阅时没有及时留下笔记，也就无法给出全部的校订，这总归是笔者太懒的缘故，在此致歉。

二、何为“中世”，以及我们是否需要“中世”

接下来主要就“中世”这个时代分期谈一些个人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以平安前中期（九世纪前后一百年左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我基本不涉足任何所谓的“日本中世史”研究，算是典型的门外汉，所以这些想法可能有些粗浅可笑，或许还有砸人饭碗之嫌；总之，因为最近刚开始给本科生上课，算是一些与此有关的个人反思，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换得一些同行的批评与指正。

首先，关于何为“中世”这一问题，传统的日本史基本以政权更替为主要代表，所以传统的中世定义基本以镰仓幕府的成立（1192，或其他）到室町幕府灭亡（1573，或其他），或是到江户幕府（1603）成立为止；而以现状来说，首先中世的上限肯定是上移了，原本被归入古代的院政期，目前基本完全被归入中世范畴；下限则有模糊化的趋势，战国与安土桃山时代更多地被描述为“近世移行期”，似乎有双方都不太主动触及的感觉。

假如参看“中世”或者“中世纪”一词的语源，我们同样会意识到“中世”的定义可以是很多样化的：按传统说法，欧洲的中世纪似乎始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而终结于君士坦丁堡的沦陷，那么这是有明确时间节点的（476-1453），一个简单粗暴的总结，或许可以称之为蛮族入侵史观。但是同样地，现在的主流描述似乎并非采用这个机械性的、以政权更替为代表的观点，比如皮朗命题（经典描述“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看重的是地中海贸易的衰退与再兴，这更多是从经济史出发的描述；或者从宗教研究层面来看，那么313年米兰敕令与宗教改革会成为比较重要的节点，这里的问题核心似乎在于教权与世俗权力参入与分离的过程。

思路稍微跳跃一下，上世纪曾一度非常流行时代设置与时代分期的讨论，中国学界关于封建制社会时代分期的问题、日本学界前田直典、西岛定生等人关于时代分期的讨论，以及宫崎市定所谓“东洋的近世”说等等，都是具体例子。假如要用最简单的理由描述这一讨论出现的原因，其实是当时需要给出一个关于现代与现代性的界定，或者说，需要回答一个从什么节点开始我们明确地与古代（或者前近代）不再一样的问题。而当下，此前曾经是绝对的“现代”同样面临着被解构得七零八落的问题，同样地，让我们感觉自己区别于前人的特征，或许也出现了变化，那么作为现代的参照系的中世或者近世，自然也可以有不止一种解读方式。

回到之前的问题。在传统的日本“中世”定义中，中世是用来描述武士兴起过程的时段，其背景则是贵族腐朽堕落与地方武士兴起的叙事逻辑，参见石母田正《中世世界的形成》这一名著可以尤其感受到这一逻辑。在这一描述下，贵族骄奢淫逸不事生产，而武士则是与土地保持密切联系的辛勤劳动者，为了保护其生产结果而选择武装，并最终取代腐朽的贵族掌握政权，“中世”就基本是用来描述武士政权最终取代贵族政权的过程的概念。而这个逻辑其实属于典型的进步史观的产物，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这些年来的新发现，例如早期的武士团领导人基本依赖贵族血缘，以及武士与中央贵族间的侍奉关系，武士的贵族志向与文化趣味，都在说明这一点。同样地，对贵族社会研究的进展，也开始刷新我们基于《源氏物语》等王朝物语形成的对贵族的刻板印象，这些新事实的发现都让我们越来越难在武士与贵族之间画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另一个问题在于，在日本的史学界内，“中世”的定义或许开始逐渐模糊化与多样化，但是这并不妨碍“中世”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建构上的概念，以及与此配套的一系列专业训练与方法论。如前所述，传统的“中世”概念重视武士团的形成、发展以及其经济背景，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庄园与武士团的研究是日本中世史研究的两大绝对主流，几十年来对中世史研究的方法论塑造确实是卓有成效的，我对“中世”的怀疑并非要质疑这些年来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与积累。但是这里的问题有两点：一、现在作为学科建构的“中世”，有时反而有正在阻碍研究选题方向之感；二、日本学术界关于“中世”的研究有几十年甚至更久的历史积累，但是作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毋庸讳言现状是大多数国人研究者其实无力跟进这些积累，这主要原因在于语言能力与专业训练的不足。但我们也可以自豪地承认，当我们掌握相关的语言与专业能力之后，外国人的身份、与日本学者不完全一致的学术训练，同样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方式与研究视角。一个例子是，最近忽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在辨认日语草书时，四角号码检字法意外地好用……

关于第一点，问题主要在于现在学科的分化与研究的深入，即使在同样的日本中世史领域内，以院政期（十二世纪）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与以南北朝（十四世纪）或者战国时代（十五到十六世纪）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之间的共同话题其实已经相当有限，反而与摄关期（十到十一世纪）之间或许有更多的关联性，而摄关与院政在日本现行的学科建构中分属于古代和中世两个时代，两者间的交流总会多出一层隔阂。同理，战国与安土桃山时代作为中世与近世间的转型期，虽然在一般民众中间的热度很高，在学界的位置却略微有些尴尬。选择进入这一领域基本等于注定要多接受一部分更为特殊的专业训练，而能够获得的正反馈却有限得很——毕竟同样还是得面临找不到课题、写不出论文、找不到工作的三连打击，那么也不能指望所有人都为爱发电，选择比较简单轻松的方向也是人之常情，这是日本学界的状态。以具体的人数来说，现在日本史学界中较为通行的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的四分法中，大致的分布比例是古代、中世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强，近世三分之一弱，近现代三分之一强，几大学会的会员人数近二十年来也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日本史研究会的个人会员在前几年跌破两千人大关（会员人数巅峰是1999年的两千七百零三人，二十年间人数减少约三分之一），史学会与历史学研究会的会员人数也大致维持在两千人左右（这两家的会员中还包括一部分世界史会员，单纯计算日本史会员人数应该要更少一些）。更加危险的是，其中学生会员与青年学者所占比例连年下滑，以及某些领域从业人士的减少，这意味着学界整体的萎缩，以及旧来的运营方式很可能将要难以维系。诚然，日本的学会制度何去何从、以至于日本学界该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这些或许都轮不到我们这些外部人士置喙。至于中国的日本史爱好者，或许是由于日本此前在游戏动漫影视剧等层面上的文化输出比较成功，对日本战国、源平合战、公家社会等日本学界内都未必能算主流的选题的热情倒是很高，但是仅有热情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话题自然地来到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当一个中国人有志于学习日本中世史，或者是日本前近代史中的任意一个方向时，他需要哪些前置学习内容，我们在国内又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有条件开始相关的学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笔者个人不算非常乐观，但是假如有各位同行们一起努力，为他们提供基础的语言与史料学知识，或许仍然是有可能做到的。在此之后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当他掌握了使用一手材料的能力之后，是否有可能做出与日本学者不同的、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是否有足够能力让日本学界接受？

这其实也不是只有中国学者会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不直接接受日式学术训练的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本书导论的结语部分，讨论的也是同样的问题：马斯在《日本的朝廷与幕府》（1982年）一书中提到西方的日本中世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开始有能力与日本学者使用同样的材料（而非二手转引与史料翻译汇编等）进行研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用他的话说，“西方学界要赢得日本历史研究者的尊敬，必须掌握日本同行使用的资料，并且对自己的创新能力表现出更大信心”；而新田英治针对这一表态，则使用了非常文学性的描述进行委婉的批评：“就镰仓时代这片森林而言，研究日本中世史的美国学者尚未绘制出自己的地图……美国学者仔细审视了日本研究者绘制的地图，正在为进入这片森林做出努力，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力绘制自己的地图。”如果只将两人的叙述理解为美国学界试图获得日本学界的认同，和日本学界一如既往的保守排外，未免有些单一；在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欧美学者在四五十年前，逐渐开始有使用一手史料进行日本史研究的能力，尽管他们的观点还被日本学者评价为“无力绘制自己的地图”，也就是说多数的结论仍然建立在日本学界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缺乏足够的独创性与自己的方法论；而反观中国的日本前近代史研究，除了思想史等少数领域之外，不得不承认我们还缺乏参与讨论的能力。回到森林与地图的比方，假如说欧美学界处于开始进出森林，试图画出自己的地图的状态，不客气地说，中国学界仍然停留尚且在不清楚森林的位置、更不清楚该如何进出的状态，遑论是绘制自己的地图了。当然，这和我们追求独立于日本学界的、有自身特色的日本研究并不冲突。

最后还是回到“中世”的问题，从结论来说，假如作为一个学科建构，它在日本学界有百年以上的研究积累，确实不能轻易放弃，但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我们既然一直没有这个习惯，似乎也就没有强行设置这个方向的必要，毕竟我们需要的只是和日本以及世界学界对话的能力。这来源于语言能力与获取和使用一手材料的能力，而非机械性地照搬学科设置。假如作为一个时代分期法，“中世”也是可以有不止一种选择的：前几年大热的《应仁之乱》（最近出版了中文译本），让内藤湖南当年以应仁之乱为日本历史分界线的提法重新得到重视，他认为这是将旧时代的旧体制彻底破坏的节点，原因包括统治阶级的变更（贵族的衰落与退场）、中国大陆影响的减退、都市村落自治体的兴起、衣食住行与文字书写等生活条件的变化，等等。他的这个二分法虽然现在看来有很多地方未必妥当，但是起码也提示了一种“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这一传统分期之外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