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择偶标准的变化(宋代的大龄剩女)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历代统治者基本都倡导育龄男女适时婚配,推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礼记》所谓“男有分,女有归”,即认为正常社会秩序中,男人各有职分从事工作,女子皆能嫁给丈夫组建家庭,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会健康稳定的发展。这是古代文人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丁壮劳力是一个国家运行发展的坚实基础,国家的税收赋役、从军打仗等,都需要一定数量的成年男丁全力承担。所以,婚姻家庭不只是个人和宗族的事情,也直接与国家富强息息相关。

宋代择偶标准的变化(宋代的大龄剩女)(1)

史载,中国古代一些国君或皇帝曾直接颁布法律,惩戒超龄而不出嫁的女子和婚配的男丁。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在被吴国击败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时,即曾通令全国“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如达到政府规定的婚龄线而男不娶女不嫁者,不仅自己犯罪,也要连累父母蹲大牢。西汉孝惠帝时,若谁家有女儿十五岁以上到三十岁还没嫁人,要罚款600钱。据《晋书·武帝纪》载:晋代“女子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子到了17岁还不嫁人,朝廷命令官府要为此女子挑选另一半。北宋仁宗时期,国家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婚姻年龄界限,要求男子十五岁娶,女子十三岁嫁等等。

从古至今,一个家庭能够早生贵子,人丁兴旺,也是大多普通民众最朴素和基本的想法。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亦多方鼓励女子适龄而嫁,及时组建家庭。北宋司马光的《书仪》曾指出正常男女婚龄:“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尔,过此则为失时矣。”

但是,据一些史料记载,两宋时期的社会中上层家庭,则出现过一种另类现象,即当时一些达官贵人或士大夫官僚家中,常有一些婚姻“失时”女性,长期待字阁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龄剩女”。范仲淹在写给宋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即曾描述此类社会怪象,说:“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

据范仲淹所说,当时的士人男女婚嫁失时现象并非少见,问题还比较严重。究竟什么原因呢?所谓“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一个字,穷。据宋史名家张邦炜先生考证,宋代以后,婚嫁之费猛增,人们的婚姻嫁娶风俗讲论钱财,嫁女花费通常要比娶妇更大。当时人们就慨叹:“伤生以送死,破产以嫁子。”连当时的皇弟扬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也不得不向哥哥宋神宗开口,伸手预借薪俸,以作花销费用。北宋名臣蔡襄在《端明集·福州五戒文》中,即对此种婚姻论财的风气予以激烈抨击:“婚娶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未有婚姻之家不为怨怒。”司马光则在《书仪》中更直白地说:“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姑娘出嫁需大量陪嫁,士子取妇得看嫁妆多少,几家欢乐几家愁。社会风气使然,让一些原本家庭并不宽裕的士大夫,无法为女儿按时筹备丰厚陪嫁,又往往顾及脸面,所以只能让姑娘长久地养在娘家了。

北宋中期名臣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南宋晚期即有人评价当朝这种政治现象:“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两宋时代盛行科举制选拔官吏,士人一旦通过科举之路,无异鲤鱼跃龙门,很可能会有一个高光靓丽的前程。北宋中后期的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廷提拔的大多数高级官吏,基本都需要有科举进士出身。所以时人以诗感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在史学界,大家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两宋王朝是一个士大夫主政的时代。宋人也把本朝称为“官人世界”,说白了,也就是“尚官”的时代。宋真宗赵恒在《劝学诗》中,直接表达了读书科举与人生富贵的紧密关系:“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在这种典型的文臣官僚政治社会下,“崇尚官爵”是民众的集体心理。宋代有一首《寄鞋袜》诗,为署名“士人妻”的某位无名女性所作,诗云:“细袜宫鞋巧样新,殷勤寄语读书人。好将稳步青云上,莫向平康漫惹尘。”由此可见,士人家属对士子们科举成功,前途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的强烈期望。

可以说,在宋代中上层社会,女方最理想的婚姻,就是以时出嫁,成为“士人妻”。但是,适时婚嫁与为士人妻很难两全其美。如果女子坚持非进士不嫁,或者定有更为苛刻的择婿条件,如非才华出众不可。那么,势必造成一批女子错失婚嫁时间,成为长期待在娘家的“老姑娘”。宋哲宗时,宰相章惇就把选取女婿的条件定得过高,以致“为息女择配,久而未谐”。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当时任官执政,相当于副宰相,他曾好言相劝上级章惇:“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但章惇却听不进去,颇不耐烦地讽刺说:“待寻一个似蔡郎者。”他直白地说,正等着为闺女找一个类似你蔡卞这等层次的人。章惇的女儿不能适时而嫁,依史料所见,当与他的父亲气量狭小、“眼界”太高关系颇大。

从两宋科举规模来说,士人们苦心读书,但能考中进士者必定数量很少。而且,中举士子并非都年轻有为,单身待娶,相反,许多士人都经过多年苦斗,龙腰蛇背,须发染霜,之后才科考成功。所以,对于一些少得可怜又在年龄与婚姻条件上正好合适婚配的中举者,往往成为宋廷士大夫官僚给自家姑娘强力争抢的目标。每逢放榜之日,许多士大夫官僚人家便瞄准新科进士,相互之间比拼撕掰。据北宋中期人彭乘《墨客挥犀》载,“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脔”是将肉切割小块,可谓比喻形象。放榜之时,中举士人犹如众多朝臣大官的猎物,被一些权势人家如野兽般“撕扯”回家,介绍给自己的姑娘。王安石曾在《临津》一诗中,兴奋地描述这种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那些靓女们纷纷攘攘,争相观看,都想钓上新科进士这样的“金龟婿”。正如南宋朱彧《萍州可谈》所说:“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家世,谓之‘榜下捉婿’。”士子们一旦中举,转瞬之间,无论婚配或前途方面,皆会发生极大逆转。宋代有关此类记载的文献非常多见,无需赘言。在当时社会,女子们想要寻找到一位心仪合适的士人,与其结为伴侣终身依归,并非人人都能如愿。这也是造成一些大家女子不能适时婚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还需说明另一种情况,即随着宋代知识文化的不断普及,特别是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多。文化素养的提升,使一些知识女性见识越来越远广,认识更趋深刻,所以择婿也越来越看重对方的人品和才华。很多人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教育是男性的权利,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直到明清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观念。在宋朝时期,即便是妇女观较为保守的司马光,也主张女性应当接受教育、学习知识文化,他在《家范》中就曾写道:“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宋代文风大盛,有条件的家庭女孩子都可以读书学习。

清代史学家赵翼谈到宋代婚姻风俗时,曾经指出:“当时风尚,妇人女子皆知爱才也。”一些士人家的女子抱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一直坚守等待,寻找心仪理想的人生伴侣。北宋儒家大师程颐的女儿终身未嫁,责任即全在她自己。据说,程颐的女儿“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实在是当时那个社会标准理想的好姑娘。她很想寻找一位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男子出嫁,所谓“择配欲得称者”,程家为此于茫茫人海中“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不知不觉,程姑娘年龄就被耽搁大了,便成为大家的舆论焦点,亲戚朋友看着也发愁,“既长矣,亲族皆以为忧,旧交咸以为非,谓自古未闻以贤而不嫁者。”顶不住社会压力,“不得已而下求,尝有所议,不忍使之闻之,盖度其不屑也。”但父母太过疼爱,看着这个“老姑娘”,干着急没办法,实在不忍心她受委屈,就这样一直“未遇贤者”而养在娘家,直到最终未嫁而死。

作为一代大儒的程颐,并非像后人所误解的那样重男轻女,最起码对于自己爱女来说,能充分尊重姑娘心愿,尊重她的选择,乃不失一位好父亲。据清代沈雄的《古今词话》记载,惠州少女温超超“年及笄(十六岁),不肯字人”,她下定决心,非当朝风流人物苏东坡不嫁。宋哲宗时,苏轼出任惠州知州,当时他已是个老头子了,年过半百,儿孙满堂。超超姑娘听说苏轼到来,马上兴奋地说:“此吾婿也。”并且“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外”,直至为其痴心而亡。后来,苏轼得知此事,“因作《卜算子》词”,以为纪念。“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诗词格调高雅,故事非常凄美。若此事为事实,也是一个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的人间悲剧。

洪迈《夷坚志补·刘女白鹅》篇记载,汀州宁化县攀龙乡有富豪家刘安上的女儿,是位“性慧,喜文墨”“姿美而艳,其光可鉴”的好姑娘,但却“以不嫁自誓”。《金坛县志》记载:宋太常丞刘宰的续弦妻子梁氏,“世居处之丽水,父为吏部侍郎。笄而择配,贵胄争委禽焉。母吴问所愿,不对。屡问之,曰:‘吾视诸贵豪子,怙势以凌物,殖货以自丰,岂能有远志?无宁归寒士耳。’”原来,做姑娘时的她内心不俗,眼界甚高,很看不起那些富贵公子平日狗仗家势、贪财爱钱的行径。《绍兴府志》载:“莫氏,胡宗伋妻,馀姚人。读书通经学,年踰三十,择配未嫁。闻宗伋贤,许之。”胡宗伋的妻子莫氏,等到三十来岁,才终于找到自己中意的另一半。面对姑娘们的此类状况,长辈们也不禁慨叹:“岂有处子终不嫁人者乎!”总之,女子婚姻不时在宋代中上层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此解释说:“(女子)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贤女,人所原取,所以愆期者,乃其志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后行也。”

宋代中上层家庭出现的女性婚姻不时现象,是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具有密切关系。对于一部分特殊人群内的常见现象,宋代一些文士应该是做了忠实的记录,并将之视为社会异象。我们现代人追求的婚姻大多注重幸福感,更多关心个体本心的真实体验,即是说今人更加尊重人性解放了。因此而言,相比于过去,我们现代社会发展更文明了。但客观地看,我们当今社会主流文化依然并不鼓励“大龄剩女”现象,否则,怎么会制造出这样一个特殊词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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