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城墙是后来修建的吗(为什么说南京明城墙是从长江上)

从独木舟到木帆船,再到轮船,长江航运源远流长。明初定都南京,朱元璋修筑明城墙,长江中下游地区烧造的城砖,向西南地区征求的木材等,均源源不断地运至南京,长江航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研究馆员、南京城墙研究会副秘书长周源博士所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京明城墙确实是从长江上“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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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块来自长江中下游五省的城砖排列组合 南京城墙 供图

砖窑依水而建,城砖产地涵盖长江中下游5省

南京城墙博物馆馆藏文物都与“城墙”有着紧密联系。城砖阵列厅内,700多块来自长江中下游五省的城砖排列组合,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观众不但可以近距离接触城砖,还能直观感受明代制砖工艺之精巧,筑城工程之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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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印“建昌府”的城砖 南京城墙 供图

这些城砖,几乎每块都有铭文,最初只模印烧造产地,此后又增加各级工作人员的职务、姓名,最终形成九级责任制。根据铭文所显示的产地、各级工作人员的信息,并通过探访原地,检索正史、方志、家谱等文献史料,便能了解到每一块城砖的前世今生。相关研究认为,基于南京明城墙所需城砖数量庞大,当时参与烧砖的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涵盖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5省。

周源现为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心学术研究部主任。他告诉记者:“朱元璋在南方崛起,并向北统一全国,理所当然就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长江中下游这些省份,让他们来烧砖,参与到国家级的重大工程中来。” 截至目前,由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发起的南京城墙寻根之旅,已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15处明代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涉及江苏南京栖霞、安徽芜湖繁昌、江西抚州黎川、湖南岳阳君山、湖北武汉江夏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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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江西黎川的“馒头窑” 南京城墙 供图

比如城墙博物馆馆藏的一座“馒头窑”,就是从江西黎川易地搬迁而来,它以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同时辅以巨大的油画,再现了明代江西黎川砖窑遗址的宏大场面。而江苏南京栖霞官窑村砖窑遗址,体量较大、结构复杂,并出土了大量带有“应天府”“上元县”等铭文的城砖,其中一扇窑门上还发现了“洪武六年”的铭文砖。据周源介绍,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在都城附近,起到一个示范的效应;这么多窑匠也需要培训,朱元璋要把他的统一标准贯彻到整个长江中下游。

基于此,周源认为,南京城墙是典型的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也是长江文化的传承载体和地域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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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制好的城砖由船只运输顺流而下到达南京 南京城墙 供图

开创“砖票”制度,长江“高速公路”延伸至西南一带

砖窑一般依水而建,如此一来,既方便制砖,又利于运输。烧制好的城砖即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地砖窑,源源不断通过河流、湖泊等大小长江水系,运至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间,令各处客船量带沿江烧造官砖于工部交纳……弘治八年题淮……如有依讬势豪及奸诈之徒不行顺带者,擎送究问。回船查无砖票者,拘留送问。”周源认为,虽然文献没有明说,但“砖票”制度很可能开创于朱元璋时代。“从长江来的船只,只要经过南京都必须捎带城砖,大一点的船就多带一点,小一点的船就少带一点,然后由官方开具一个证明,证明你运砖过来了,凭着这个证明才能回去,当地政府如果发现你没有砖票的话,可能还要对相关人员治罪。”

在多重制度的保证下,一座集四重城墙于一体的旷世城垣最后才得以建成,长江航道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周源认为,长江就像是运输南京城墙数亿块城砖及其他建材的“高速公路”,“南京城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系在长江中下游5省。”事实上,在明清两代,长江作为运输的“高速公路”,一度将运输线路延伸至四川、贵州等地。

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长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一文介绍,出于营建需要,明清两代对皇木有着强大的需求,这些皇木以生长周期较长、高大挺直的楠木和杉木为主,以用于宫殿、园林建筑上的关键部位;此外,明清时代江南经济空前繁荣,城镇数量急剧增加,富商大贾追求风雅豪侈的生活,园林名胜大批兴建,等等,这些都对木材输入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其时,东南低山丘陵地带的原生林木已被破坏殆尽,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四川和贵州的深山老林,便成了众多木商重点经营的区域,长江流域长距离的木材贸易也因此越发繁盛。

其时,江西的木材由赣江汇入长江干流,顺流而下进入江南各地,而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之木材,也自西向东源源不断地抵达长江下游三角洲,极大程度促进了长江上游与下游的经济联系。

顺应河道变化,运输中枢的江河之滨出现“滩”

众所周知,长江沿岸各处水流缓急不同,河道宽窄不一,修筑明城墙的城砖可以通过大小船只运送到南京,那么,这些木材又是如何运输的呢?

《清雍正婺源木商俞氏长江放排札记》中对长江航运也有介绍,除了描述沿途关卡税例之外,主要反映木商沿水路放排的心得,特别是对长江下游水道沿途险滩的描述,颇为细致入微。其中所涉地名,起自江西湖口一带,终于江苏南京。

据王振忠介绍,当时在一些河流的节点形成了停放木排之处,碰到水流缓急不同或河道宽窄不一时,即将木排停靠滩边,经过改排后才继续前行或逐排卖去。比如从清水江至沅江须小排放运,自湘西黔阳县托口开始,由于河床变得越发宽阔,由清水江运来的木排,在此处被重新编扎成较宽的木排,源源下输;木排经湖南至洞庭湖汇入长江,再整合为大排,才能抵御滔滔江流。而在四川,由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沿岸采伐的木材,沿途经由重庆,因有渝关所在,城外的江北嘴一带,就成了木材转输的中枢,木材顺流而下进入长江中游,经过汉口、江西九江等重要榷关;及至下游,又有安徽的芜湖,江苏的龙江关、扬州关和仙女庙等。

这种停靠、堆放木排的江河之滨,被称为“滩”,也叫木滩。有的滩地周围还形成了重要的聚落,官府在此设立榷关,木商则在此处建设会馆。南京上新河的“徽滩”即是其中代表之一。

《上新河竹枝词》曾吟咏:“人家以外有沙滩,十里周遭尽属官,非陆非舟君记取,竹篱板屋是阑干。”王振忠认为,竹枝词中的“沙滩”就是上新河“徽滩”,其作者王友亮系徽州木商后裔,对上新河一带的风土人情极为熟悉。“在清代,上新河徽州木商之奢侈生活,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与扬州盐商骈肩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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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河河口 清吴友如《点石斋画报》

“码头文化”繁盛,催生出南京上新河“徽滩”

很多南京人都知道新河,可是它的河在哪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据相关文史专家介绍,上新河,始于明初。当时,为了将大量的建筑材料转运进城,便在靠近江心洲的夹江一带开凿了一条河道通往城里,谓之“新河”,因需求量太大,随后又开凿了两条新的河道,最先开凿的新河叫“上新河”。

有河就有桥,上新河上有许多桥。其中浮桥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税关,所有船只航行到此,为桥所阻,须照章纳税,然后税官将桥板拖去放行,所以也叫拖板桥。

上新河是明清时期从上江向南京运输物质的主要水道,一直到清朝,都是运输竹、木、油、麻等物质的主要水道。上新河入江口为长江进出南京的水陆要冲,明代户部在这里设立了钞关,由于它处于南京上游,慢慢被俗称为上关。

作为重要的水陆码头,上新河在当时相当热闹繁荣,其“码头文化”还被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写进了“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其时,因木材生意而腰缠万贯的各地木材商在此地兴建会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使客居南京的各地商人凝聚为抱团发展的一个个商帮。他们一边追求财富,一边也秉承着“在商向儒”的传统,富而好文、乐善好施,积极参与到当地的社会事务中。

木材生意规模最大的徽商,使得“徽州灯”成为当地一景。清代甘熙在《白下琐言》记录了上新河地区灯会的景象:“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灯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丽。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街,灯火达旦,升平景象,不数(输)笪桥。”安徽商人把在原籍相关习俗带到了南京,上新河的都天会灯会的精彩热闹,可以与秦淮灯彩最为兴盛的笪桥灯会相媲美。

上新河地区至今还留有明清湖南、湖北木材商议事的“江汉会馆”以及祭祀的“太阳宫”等古建筑旧址。其中,江汉会馆即位于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校园里,该建筑现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默默诉说着一段辉煌的历史。

校对 徐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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