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不和家里有什么说法（夫妻不和家不旺）

夫妻不和家不旺

崔晨虚口述 湘汌整理

“我有过两次婚姻，直到知天命之年，才找到真正合适自己的那一个。

我现在七十岁了。老两口经常手牵手在河边散步，常常迎来众多羡慕的眼光，我们也倍感欣慰。”一说到家庭婚姻，老崔仰望着身边的老伴，眼里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老崔全民崔晨虚，家住思州古城，是个有故事的人。虽已年迈七十，但身体还很硬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就只有老崔老两口居住，显得有些空荡。子女三个，均在外地工作。

经不住我的软磨硬缠，老崔终于说起了他的过往。

不过，他听我说要一些过去的照片时，他不想把他们的照片晒出去，因此婉拒道：我们想过点平静的生活，说说往事可以，照片就不要晒出去了。何况我以前的照片全部在一次搬家时，被弄丢了。

我想了一下，答应了老崔的要求。接下来，静静地听着老崔说起了他过去的经历。

（一）为了缓解家庭困境，我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

那时，我有兄弟姐妹8人。我是老大，出生于1950年，下面有弟妹各三人。虽说子女很多，父母亲都很开明，对我们读书倒是非常支持。父亲说，只要你们肯读书，能读书，哪怕我砸锅卖铁也会送你们。这也是我能够拥有现在这种安逸生活的基础。因为我那时成绩很好，在读小学四年级时，正是全国兴起背诵毛爷爷语录的时候。当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毛爷爷语录一百条，我能够背诵八十多条。当时村里（大队）开大会，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举行背诵语录赛，我获得了第一名，在当时轰动一时。

因为成绩好，17岁时，我就顺利地完成了高中学业。毕业后，就被选为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那时，当民办老师，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每天10分。每个月还有5块钱工资，比在队里劳动轻松多了。

我幸运地在大队小学里教了12年书，30岁时，教育体制改革，全国对民办教师进行了统一招考进修，两年后转为公办教师。我就是第一届考上转正的。

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是在当上民办教师的第三年，1970年我20岁时，结婚了。

那时，正是我们一家最困难的时期，弟妹都还小，全靠父母在队里拿工分。母亲身体又不好，肠胃毛病，无钱住院治疗，只能慢慢地拖着。家里基本上就是我和父亲的工分养活全家，还要送弟妹们读书。我的5块钱月工资，一到手就交给了母亲。

那时，父母认为，要想稍微改变一点家庭境况，除了减少读书人数，那就是让我尽快结婚。但让弟妹不读书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我尽快结婚。如果我结婚了，就等于为家里增加了一个劳动力，这样，多少可以让家里增加一份收入。

正巧，那天是星期天，我在家。嫁到秀山的姑妈回到我们家，说要给我做媒。

说女方初中毕业，也在村里小学教书，很贤惠。

父母以及爷爷奶奶都非常满意，赞成我和女方见见面。但让我所料未及的事，这一见面，便变成了定亲与结婚。

过了一周，姑妈来了，而且带来了2个人，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就是后来我的前妻。那个中年妇女则是她的婶妈。

刚见面时的前妻微胖，初眼看去，成熟大方，不算漂亮，但和寨子里的媳妇们相比，算得上是头牌，是个知性女孩。嘴甜，初次见到我父母，就开口叫了爸妈。把父母亲叫得乐滋滋的。

前妻姓甄，叫甄梅妮。她们在家里住了两晚。到后的第二天，父亲到一个叔伯家里借来一只羊，宰了。热情地招待了甄梅妮和她的婶妈，当然，还有我的姑妈，同时还请来了家族的长者。算是订了婚。

然而，不知她什么出于何种心思，在喝酒吃饭之时，突然说了几句让我猝不及防的话：“既然两人订婚了，但有个事还是得说清楚，我这个姑娘命很苦，出生在解放前艰难的年代。18岁时，又被他父亲强迫嫁到松桃县。后来她不愿意，求得公社妇联的支持，离婚了，才到大队教书。我现在说清楚，免得以后你们怪我姑娘隐瞒你们。”

“二婚！”我一听到后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我是才20岁的黄花郎，怎么可以娶一个二婚？

但我还没说话，父亲表态了：“没关系，既然已经离婚，就没关系了，只要不是重婚就行。”

“爸......”我想抗议，刚出声，父亲就打断了我的话：“别说了，敬婶妈一杯酒。”

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尽管我已20岁了，但对父亲做出的决定，一样不敢反驳。

甄梅妮听了婶妈的话，本来就非常吃惊难过，又见到我出声，虽然反对的话还没说出来，但一是已经很明白了，因此，她当时的脸色一阵惨白，差点掉下泪来。不过听了父亲的话后，略略放下了心来。

吃完饭后，我趁父亲一个人进入房间，便跟进去道：“爸，她都结过婚的人了，年纪也比我大好多，我不能同意。”

“不同意？人家爸妈都叫了，定亲酒也喝了。羊子也杀了，还是借的，你来还？我还会给你办几次订婚酒？年纪大怕什么，女大三，抱金砖。你妈也比我大几岁，我们不是一样过得好。”父亲的话不容反驳。我很无奈地走出了他的房间。

这时，站在房门口的甄梅妮把我拉到屋后无人之处，对我解释道：“不知道我婶妈为什么突然要害我，但我向你保证，我是在结婚当天就跑了的。我是被迫的。我们什么事都没做过。”

那时的我没有一点社会经验，对甄梅妮的解释本就将信将疑，但想到父亲的决定，知道这场婚姻已无可推辞，那就只能依来顺受了。既然打算把这婚结下去，也就没必要纠结什么头婚二婚的事了。命运如此，认了吧。

于是，我对甄梅妮说：“放心吧，我不会计较的。”

就这样，过了不久，父亲请先生看了个日子，我们结婚了。

（二）工作变动了，个人地位虽然有了一些荣耀感，但家庭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

婚后几年，日子过的还算平静。父亲和公社管文教的干部关系很好，甄梅妮嫁过来后，又到了大队小学和我一起教书。甄梅妮还算是体贴家庭的，她娘家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我们两人每月有10块钱的工资收入大部分用来补贴大家庭。加之弟妹们慢慢长大，为家里分担了很多家务活，家境有所好转。

80年，教了13年的我，迎来了一次机会：通过进修中师的方式，解决民办教师待遇问题，以稳定和提高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我非常有幸，首批招考，我考上被录取了。学习地点就在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甄梅妮虽然也参加了考试，但没考上。

考上学校后，我没有了生产队的工分，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家里又开始拮据起来。好在我不用在家里吃饭了。我们进修时的生活补贴每月19元，我拿出4元给妻子补贴家里，15元做生活费，还要节省一点买书，日子过的紧巴巴的。不过同学们大都情况差不多，也没有谁看不起谁的狗血剧情发生。

这时，我已有一双儿女。儿子9岁，刚进入小学读三年级。女儿5岁，甄梅妮边教书边带孩子，也很不容易，够辛苦的。

在进修学校学了两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公社的中心小学教书。校领导对我也还关心，把妻子也调到中心小学，一起生活，相互有个照应，都能安心工作。这样，又过了五年平静的生活。

到1987年后，生活开始出现了转折。

这年暑假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在进修学校时的同学冉武明打来的。

进修学校时，冉武明是我同宿舍的哥们，很讲义气。但谁也不知道他有个叔叔在省城贵阳工作，而且是领导。他毕业后不久，就掉到了贵阳。五年下来，竟然当上了省某厅的副处长。

来电话的意思是，想把我也调到省城去工作，因为他叔叔的单位正好需要，他推荐了我，并得到了他叔叔的同意。冉武明告诉我：如果愿意到省城工作，不仅是教师转为了行政，而且工资也连升到两级。

自然，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心底里压根不甘平淡的我，教了十多年书，多少有些厌倦。我自然愿意调往省城。但现在不比以前单身一人，已经是拖家带口的人了，这样的大事是必须和家人商量的。

如是，我先和甄梅妮商量，因为听到工资多了一倍，以后有机会把她也调到省城，所以，她并没有多大的意见。

父母更是没有反对，认为能到省城工作，而且是转入政界，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天大的机会，自然要抓住，不能错过。

有了家庭的支持，我放心地答复了冉武明，“可以去省城。”

于是，我提着一口皮箱，只身一人到了省城。

到了省城，原以为一切会越来越好，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工作虽然是有了一些荣耀感，但家庭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

（三）结婚30年后，我们离婚了。

调到省城后，刚开始的一段日子，我和甄梅妮的关系还算和谐。

都说距离产生美。还说久别胜新婚。对我们来说，却恰恰相反。那时还没有手机什么的，电话也只有单位办公室才有，联系很不方便，因此，大都是靠写信维持联络。除了每月寄一些钱给家里，已很少有言语上的问候了。只有过年时才会团聚一下，我们夫妻间的情感慢慢地变得淡化。

真正让我们关系逐渐僵化的是前妻对我的不信任，而我对妻子的这种不信任所产生的失望，慢慢地，我们的婚姻走向了尽头。

这个期间，正是社会风气开始变得混杂的时期。由于两地分居，甄梅妮开始变得格外敏感起来。总是怀疑我在外面做了对不起她的事，过年回家，总要让我接受她的“全面检查”。为了安慰她，我耐心地和她解释，让她放心，但却始终不相信我会耐得住寂寞。

在一次甄梅妮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话的时候，就说了她一个要好的同事的家事，“她老公南下打工，出轨了，还带回了一身脏病。”这个同事对她说：“一定要管紧老公，老公长期不在身边，必定会变坏的。”

老朋友，我对你说，在和甄梅妮离婚之前，我真的可以对天发誓，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但事有凑巧，我调到省城后的第二个年头，我回家过年后，甄梅妮不知咋地得了妇科病，她把责任全推在了我的身上，认为是我带给她的。无论怎样解释，她都不信，认定我变了。我真是有口难言。

也许是长期分居的缘故，也许是她提前进入更年期，也许是她同事的过多“关心”，我们之间变得不可调和。在一次暑假，她带着孩子到贵阳看我时，竟然找到我的单位吵闹了两回，给我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为了尽量缓和家庭关系，我尽可能的每个月回两次家，把本来就不很多的工资收入花费在了回家的路上。但我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她越发变本加厉地找茬、打闹。无可奈何之下，我想到了离婚。虽说从孩子教育的角度，我们不宜离婚，但长此以往，也同样会给孩子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影响。

夫妻之间，但凡能够过下去，都不要轻易提出离婚二字。一旦提出来了，就等于完全撕破了脸皮，基本上没有了缓和的余地。所以，我委婉地对她说：“你所怀疑的，都不是事实，如果想要好好地过日子，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也不要听信外人的挑唆。如果你不想和我过日子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接提出来，再这样吵吵闹闹地，大家都很难受。”

她却说道：“你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想要我主动把离婚二字提出来喽。不过告诉你，离婚，你想都不要想，我拖也要拖死你。”

于是，我们就这样拖着、吵着、耗着，又混过了几年。屋漏偏遭连夜雨，，就在我们夫妻闹得最欢的这年，我的顶头上司、冉武明的叔叔遭人陷害，身陷官司，冉武明也受到牵连。我作为别人认为的他叔叔的亲信之一，被迫下岗并被监视居住，三个月后方才解除监居。

我真是累了，主要是心累了。生活、工作变得一塌糊涂。

这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

（四）离婚了，终于有了只有轻松的感觉，阳光也变得明媚起来。

下岗了，虽说找个几份工作，待遇并不高，最后我自己建了工作室，扬长避短，做起了以企业策划为主的业务，但整个业务开展很不顺利，在不死不活中负债经营了几年。

这几年里，我在省城的工作万事不顺，一言难尽，酸甜苦辣只自知。

不过这期间，还是帮甄梅妮解决了民办转为公办的问题，尽管我们再闹，能帮她转正，对子女也要好得多。

甄梅妮转了正，有了稳定收入，也知道了我下岗的事，见我再也没有多余的钱给家里了，便主动提出了离婚之事。

于是，在一个凑巧的日子里——我们拿结婚证刚好33年的那一天，拿到了离婚证书。民政局的办事员看到我们两次办证的重合日子，笑了笑：“你们还很会看日子啊。”我们才意识到结与离竟是同一天，也是无言地苦笑了一下。

没有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一人负担一个，她负担刚进入大学的老大，我负担正在读初三的老二：一切她说了算。

我终于解脱了。

在拿到离婚证书之时的那一刻，我有了一种彻底轻松的感觉。在民政局的办公楼外，我做了几次深呼吸，仿佛所有过往压力、晦气全部消失无踪，阳光变得格外明媚起来。

也许该是终结霉运的时候了，刚拿到离婚证后的第二天，就有业务主动找上门来，稍加接洽，便谈成了：为企业包装的业务。业务额达20万元。初步算了算，除去开支，至少有10万元利润。这样轻松谈成的业务，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本来谈得很好了的业务，当在约定签订合同之时，却突遭变故，意向合同变成异想合同。而这一次，从开始交谈，到签订合同以及收到预付款，仅仅两天时间。

从这项业务之后，又陆续做成几单。两年下来，不仅还清了前几年所欠债务，还略有结余。这期间，我还负责一家杂志社一大版块的组稿业务，收效也比较可观。

日子逐渐好了起来，形影孤单的我有了找个伴的想法。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进入了我的视线。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樊冰玢——后来我常常开她玩笑：你爸妈可能是追星族吧，给你去个“明星”名字。当然是玩笑，岳父母给樊冰玢取名字时，那个明星还没出生呢。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回到家乡县城采集资料，结识了樊冰玢。她也是我当时采访对象之一。

这次见面采访，樊冰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落落大方，端庄美丽，温柔体贴，且很有旺夫相，比我小五岁。也许我也给她留下了好感，因此，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时，已经开始有了手机。联络方便了，闲暇之时，我们联系了几次，相互有了大概的了解：她和我都是离异之人，家庭负担也不重。她有房子，我虽没有房子，但买套房子，还是勉强可以的。

都是成年人了，几次电话交流，相互的性格、生活观念都有了基本的了解，觉得一起生活的可能很大，我变主动地提出了重组家庭的问题，樊冰玢也不是扭捏之人，满口应承了我的愿望。于是，没有大操大办，相约在思州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

有人说，现在重组家庭的两人在一起生活，办不办证无所谓，合则聚，不合则散，办了证，万一要散，还得办证，多麻烦。

我则以为，办证婚姻是完整的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儿戏。既然是真心实意过日子，就要有严肃的态度。结婚证虽说只是一张纸，但那是对双方的郑重承诺，决不可敷衍了事。

在妻子生日的时候，我带她到武陵源游览了一会。

就这样，我和樊冰玢走在了一起。至今已近20年时间。20年来，先是她辞去了在思州一家企业的工作，和我在省城生活了八年多时间。这期间，冉武明的叔叔的问题查清，平安着陆，冉武明和我都彻底解放，我也无意再回单位，便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然后和妻子回到了思州，另外买了一套三楼的房子，在这里定居下来。房子很好住，还有个平台花园，我们私下把它开辟成了菜地。那里成了我们的小乐园。

这是我们的新屋平顶花园，以前种的大蒜

人生中最终能相伴到老的是夫妻，任何人都不能替代。因此，夫妻之间，想要和睦相处，单靠一方面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经营。需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包容，既能同甘，也能共苦。夫妻间说话做事切忌相互猜忌、斤斤计较和吹毛求疵，不要无端给对方增添心理压力与不快。

重组家庭近20年来，我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没有红过一次脸，可开雅俗轻重地玩笑，能够轻松愉悦的生活。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过日子，每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出去旅游一次，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平时在家里种种菜，饭后散散步，日子过得舒适惬意，乐在其中。子女都有了工作，对我们也很尊重，经常回家来聚聚，享享天伦之乐。

再过几天，西红柿就可以吃了。

刚从从小菜园里摘来的黄瓜辣椒

......

“老朋友，啰啰嗦嗦说了那么多，让你见笑了啊。不知有没写的价值，就看你的了。不过千万不要让我们露脸啊。”在边喝茶边聊天中，老崔结束了他的故事。他老伴则坐在他身边，时而起身帮我们加加茶水，时而望着老崔少女般的含情一笑。

我很是羡慕他俩这种老来变神仙的快乐日子。如果不是他反复交代不要给他们拍照露脸，我真想将老两口幸福的笑容也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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