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隆兴寺古代对平民开放吗（隆兴逮庆落台顶重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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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隋唐时期是历史上的大统一时期，国力强盛，民族融合，交通便利，有着较为开明、开放的政策，佛教在这一时期进入全盛时期。

隋唐到宋代，虽然中间有五代十国将近60年的分裂战乱，有唐武宗、后周世宗的毁佛之举，但毕竟这只是一些插曲而已，总体上讲隋唐时期佛教的盛况为北宋佛教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挟书聊自娱，解带寺东廊——北宋佛教发展概况

后周显德六年（959），北周周世宗柴荣病逝，第二年即建隆元年（960），当时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历史上的北宋王朝，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北宋的建立，在经济上推行不立田制等比较自由的政策，使得农业和商品经济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政治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为宗教这样一种消费性事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佛法至宋祖、太宗而中兴。”佛教在这一时期走向复兴。北宋王朝的九代皇帝中，宋徽宗崇奉道教贬低佛教，宋钦宗国破身亡，其余七代皇帝对佛教是扶植、保护和利用的，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上。

1、经济上

经济是一切的基础，佛教自然也不例外，寺庙的正常运转，僧尼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传播佛学等，这些都离不开寺院经济。寺院经济状况主要体现在佛教寺院的修建和维护、寺庙兴衰和布施的多少、僧尼的衣食之需。

在寺庙的修建上，宋代可谓是不计其数，规模大小差别也很大，有的多达上万间，能一次居住成千上万的僧人和香客。有些寺院是宋代沿袭继承前代而来，历经风雨的侵蚀，所以需要对寺院加以修复，并且扩大其规模。

例如本文的主体隆兴寺，隋代开皇六年(586)建立，当时称为龙藏寺，在宋代称为龙兴寺。后经过元、明、清三代的重修，到康熙时赐额为隆兴寺，别名大佛寺。

开宝四年（971）宋太祖下令在龙兴寺内重铸大悲像、盖大悲阁，开宝八年（975），新的龙兴寺建成，太祖亲往祝贺。此后，以大悲阁为主体的宋代建筑群建立起来，形成了南北纵深的布局。

由此可见，龙兴寺规模之大，太祖亲自去祝贺，皇室是非常重视的。当然，这样大规模的寺院毕竟是少数，即使小规模，也得有房间数十间，否则朝廷是不认可的。

只有在朝廷批准后，才能作为合法寺院存在，并且没有注册在籍的寺庙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有房产；二是有佛像；三是有僧人。

实际上，早在宋太祖建立北宋初，就对寺庙的设施进行了一些规定，这也是宋代贯穿始终的政策。在宋代初年，中央就以诏令的形式对用铁铜铸像的严格限制，除却原有的铜像保留之外，不得再用铜铸像，还下令让当地官吏经常监察当地寺庙。

寺庙的兴衰与布施的多寡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所得捐助越多，寺庙就建的越好”。当然，寺庙的兴衰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政治背景的影响、经济因素的制约、地理环境的作用、僧侣自身的能动性因素和宗教神灵因素的影响等。

龙兴寺在这一背景下继续发展，自然也不能例外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北宋龙兴寺是一座皇家寺院，所以它与封建皇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想而知，龙兴寺受到的布施应是十分丰厚，因此它在北宋时期的发展是兴盛的。

首先在其修建和扩大规模上，最重要的是大悲阁的建立和千手千眼观音佛像的修铸，皇室起着重大作用。宋太祖在位时，到正定大悲寺礼大铜佛，听信寺僧所说的“遇显即毁，遇宋即兴”的话语，因此下令在龙兴寺内建大悲阁，修铸大铜像。

其次是高僧大德的影响，琼法和尚奉旨来龙兴寺后，专主佛阁，使大悲阁达到恢宏的局面。因此，龙兴寺内这些道德品行高尚的僧人能够吸引更多的香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该寺的布施，也是寺院香火不断的一个因素。

2、政治上

北宋佛教在政治上的发展主要是以中央与佛教间的关系来体现，北宋朝廷在诏令的颁布、僧官制度的政策、寺院等级的划分、僧尼所属机构的判定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规定。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定来确定了中央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这种政教关系在宋代总体上呈现较好的态势。

早在北宋建立初年，中央就对佛教在度僧的条件、度僧的人数、度僧所归属的机构及所属的地区进行了规定，使得佛教在国教政策下有限制的发展，防止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

僧官制度是宋代佛教管理的具体制度，中央和地方僧官人员的设置上，都有隶属机构，但实际上没有所有实权，被功德使等官僚机构所分割，甚至有的职权是有名无实。

总而言之，不论宋朝对佛教施以何种政策，都是从有利于其统治出发。佛教从未也不可能超越世俗政权之上，这一点通过政策及制度明显体现出来，而僧官制度就是维持这种关系的中介。

3、文化上

宋代在文化上推行“佑文”政策，重视文化，当然也就包括了佛教文化，北宋时期雕版印刷业继续发展，北宋中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更加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佛教的译经事业发展迅速、僧人著述增多。

除了译经、刻经、僧人著述外，北宋这一时期在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营造法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一著作是宋哲宗、徽宗朝由将作监李诫编修。他总结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而成此书，龙兴寺建筑中的许多用材比例和制作手法与其相吻合。

二、信宿驻跸促归辔，未及遍览庵罗园——北宋正定及龙兴寺佛教发展

北宋时期正定及龙兴寺的佛教发展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得到发展，但不管采取何种措施，出发点都是围绕其统治来进行。而发展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统治者的推动、僧人的活动和寺庙众多。

1、统治者的推动

在建隆元年（960），太祖赵匡胤下令复兴佛教，把太祖母亲杜太后在真定（现称正定）的族人自临济存迁往京城开封，将杜太后居住的房子改为寺院，开始赐额为临济，后来改为奉慈寺。

在开国二年（969），太祖率军亲征太原，攻打了两个月都没有获胜，五月巡边驻跸在真定，访大悲寺，听信寺僧可俦说当时大悲菩萨像被毁时，“遇显即毁，遇宋即兴”八个字在莲花底座显露了出来。

开宝四年（971），太祖选定在龙兴寺内重铸大悲像，重建大悲阁，历经四年铜像及大悲阁落成。后来琼法和尚奉旨来龙兴寺，为龙兴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琼法经过七年的经营，到端拱二年（989）使大悲阁达到了恢宏的局面，这与统治者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并且在这一年，太宗恩准真定地方官的奏请，把有关大悲阁修建及大铜像修铸的时间树碑立传，命朝廷官员书丹并篆额。这样，《重修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碑》刻立，这是皇家最早关于大悲铜像修铸的碑刻。

天圣九年（1031），仁宗下诏天下寺观在太后寿诞长宁节这天各藏太宗御书，由此真定龙兴寺大悲阁配殿内也藏有太宗御书，后来这配殿称作御书楼。

由上可知，在整个北宋时期，龙兴寺的历史与皇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正是由于皇室的推动，使得龙兴寺在北宋时期兴盛发展。

2、僧人的活动

由于北宋时期真定的僧人比较多，他们在真定及其他地区的佛教活动，也是推动了龙兴寺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禧三年（1019），真定籍高僧惠实停止进修进士业出家，当时19岁。治平三年（1066）真定籍的高僧即当时的著名建筑师怀丙，以高超的技术，矫正石桥，修复佛塔，大佬河底铁牛有功，英宗赐予他金紫袈裟。

可见，当时怀丙的声望是很高的，从中也可窥见国家对有功于国的释道徒会临时性的颁赐紫衣。

绍圣三年（1096），真定籍高僧宗赜经过删补详定完成《水陆仪文》四卷，于崇宁二年（1103），搜集诸方行法，重编了《禅院清规》十卷，传播于当时。

当然，除了真定籍的僧人之外，还有许多的非真定籍的僧人在真定的活动，也促进了真定佛教的发展，就比如琼法和尚和守千大师。

3、佛教寺院众多

正定具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这八大寺是隆兴寺、开元寺、临济寺、天宁寺、广惠寺、崇因寺、舍利寺、洪济寺。而后面的三座寺庙现在已不存在。除了崇因寺是在明代建立外，其余在北宋之前就已存在。

除却这八座比较大规模的寺院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寺院，如龙冈寺、杨庄寺、兴隆寺、旃檀寺、精严寺、云村寺、弥陀寺等，这些小规模的寺院大部分是在隋唐、宋年间建立。可见到宋代时，但从寺院的数量上来看，正定这一地区的佛教是相当兴盛的。

三、一座几人三亩宅，八年重听数声钟——从地名和历史上看正定地区佛教发展的原因

历史上的正定曾经历了几个名称的变化：东垣、真定、常山、恒州、镇州等。使用时间最长的是真定，这是汉高祖刘邦给起的名字，但到了清代因避讳雍正皇帝胤禛的名字，所以在1723年改成了正定，这两个名字都有“真正安定”的含义。

但透过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又都具有深刻的禅意，尤其是“正定”这个词，正好与佛教的最初教义中的“八正道”中的一个方面相吻合，这八正道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这八正道即是脱离苦海，修身成佛的八个途径，这八个方面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物质生活，一是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包括“正业、正命”，佛加要求人民在满足必需生活的同时，不去做一切坏事，用佛加的标准去工作、生活和学习。精神生活包括“正思、正念、正定、正见”这四个方面，意思是用佛教的智慧做到身心俱静，去获得生活的解脱。

“正定”的含义就是正身端坐，身心一境，深入沉思，用佛家的智慧做到洞察人生，从而获得身心的解脱。

由以上对正定地名的分析可以得出正定佛教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源于正定的地名与佛教的原始教义相吻合。正是由于这地名的佛教性，使正定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定佛教发展的原因之二是历史以来佛教在这一地区快速发展。佛教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的三国两晋朝时的跌宕起伏，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到隋唐时期发展到光大，后经历宋元明清的保守时代。

正定佛教的发展，也大体上沿袭了这一脉络。佛教在西晋时期传入正定，虽然后面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但总体上还是不断发展的。

尤其是隋唐时期，统治者的提倡，比如在北周武帝去世后，杨坚把持朝政，下令允许佛教的传播，到他代周建立隋朝，自然肯定是大力恢复佛教。

在隋唐时期，正定的龙兴寺，临济寺须弥塔、广慧寺华塔、临济寺澄灵塔、天宁寺凌霄塔都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在天宝末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中原地区的许多名寺被毁，而当时的正定却没有受到影响。当时驻守正定的是张忠志，崇信佛教，保护了正定的佛教寺院，归顺唐朝后，赐姓名李宝臣，任成德军节度使，驻守恒州（正定），恒州这一地区的佛教盛行。

在开成五年（840），日本僧人圆仁来中国求经，来到镇州（正定），“入城西南金沙禅院。”在唐武宗灭佛时，由于成德军节度使崇信佛教，他们公开对抗中央的灭佛，寺院没有遭到拆毁，所以在当时河北中部地区几乎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促进了河北佛教的发展。

结语：

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正定作为当时北宋与辽的前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而正定龙兴寺作为当时北宋重要的佛教寺院，它对当时及以后佛教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佛寺在隋到北宋发展的历程中，统治者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对大佛寺重新赐额为龙兴寺及对千手千眼观音的重铸，体现出大佛寺在北宋寺院中的地位及与统治者的政教关系。

参考文献：

《中国佛教史》

《宋代寺院经济史稿》

《正定县志》

《隆兴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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