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骂王朗新旧对比（真实的舌战群儒发生魏蜀之间）

文 | 江隐龙

舌战群儒与骂死王朗两段故事，均为《三国演义》所虚构。诸葛亮出使江东，无非智激孙权；骂死王朗则更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在历史上，诸葛亮的确进行过一次舌战群儒，只不过这里的“舌战”不是用嘴，而是用笔纸；这里的“群儒”也非来自江东，而是来自中原。

历史上也有一段舌战群儒，却与王朗相关

不过历史上的舌战群儒远远没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那样黑白分明、正邪对立。历史不是小说，它注定要混杂了更多的时代因素，而身处于漩涡中的英雄人物，也往往因此变得模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曹丕被刻画成篡汉之奸贼，刘备则是毫无疑问的汉室正统。然而在历史上，汉魏禅代之后的现实却是曹魏帝国“十分天下而有其九”，而且牢牢占据着中原与曾经的汉都。反观蜀汉，仅以益州之地而自谓继承汉祚，的确难以服人。刘备称帝前，刘巴认为如此则“示天下不广”，费诗更直言：“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可见偏守一隅一直是蜀汉政权继承汉祚最大的劣势。刘备以称汉中王，尚与其功绩相匹；一旦称帝，则文治武功均不足，而武功尤其不足以服人。

刘备称帝，武功不足

关于汉亡之后的正统问题，非但是曹魏、蜀汉两方争执不下，三国之后的历代史家也往往各执一词。如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开蜀汉正统之先河。比较特殊的是《资治通鉴》虽然用的是曹魏年号，但其编纂者司马光曾有一惊人之语：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僣伪哉？”

别以为司马光只会砸缸！

也就是说，只要天下尚处于分裂状态，那“天子”之名便是有名无实，也即无所谓正统与伪号。此语真可谓掷地有声。《世语》中也曾记载过夏侯惇对曹操的进言：“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由此可知，称帝一事对应着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这是政治惯例。所以，曹丕代汉有着中原之利与禅位的“合法程序”，但毕竟未能统一天下；蜀汉君主毕竟是汉室宗亲，汉朝历经四百年，其恩威深入人心，刘备的血统依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二国一时间难分出高下，实属正常。

曹丕为也帝位也是不容易

然而就在此时，孙权向曹丕称藩却改变了魏蜀两家的政治局势。孙权袭荆州、杀关羽后，为防刘备兴兵复仇而陷于两线作战的不被动局面，遂举国向曹魏称藩。当时除去辽东一隅之地外，天下三分格局已定，孙权以三分天下称藩，使得曹魏在法律意义上直接统一了江东——这给予了刚刚称帝的曹丕以极大的合法性。孙权向中原之国称藩，蜀汉的地位更显边缘化，魏蜀两国正统之争的天平此时渐渐朝着曹丕倾斜。

曹丕称帝，他姐姐都不愿意

曹丕久经沙场，怎能不知道孙权称藩是为了集中力量防御蜀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非但曹丕心中有数，其帐下谋士刘晔也对此发表过一番极为精辟的分析：“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终于想起我了……

刘晔的分析一针见血。首先，他预料到了之后的夷陵之战以及孙权称藩的虚假性；其次，他提出待刘备伐吴之际挥师南下，则孙权必亡；孙权若亡，其蜀汉不能独存，如此天下可定。然而曹丕的回复却是“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降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这一句话饶有趣味：天下无非三分，孙权称藩之后还有谁是“欲降来者”呢？显然不是四方蛮夷与辽东的公孙家族而是蜀汉。曹丕此时所想，自然是平定吴蜀非一日之功，但如果蜀汉能够跟随孙权的脚步称藩，那曹魏便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天下一统，由此汉魏禅代再不可易，其正统性、合法性便不容置疑。出于这一考虑，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建议反而赐孙权九锡、封其为吴王的举动便不难理解了。

寡人自有想法！

不久夷陵之战爆发，蜀汉国力大为削弱，落得个“蜀弱吴孤”的结局。从夷陵之战（221年）后到诸葛亮北伐（228年）前，是三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此时天下只有曹魏、蜀汉两国，而吴王孙权则是曹魏帝国的内臣或是外藩，所以魏蜀之争本应处于极度白热化的阶段。然而事实上却是，魏蜀两国在这七年间并未爆发任何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保持着前所未有、之后也未曾有的和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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