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骂王朗新旧对比(真实的舌战群儒发生魏蜀之间)

文 | 江隐龙

舌战群儒与骂死王朗两段故事,均为《三国演义》所虚构。诸葛亮出使江东,无非智激孙权;骂死王朗则更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在历史上,诸葛亮的确进行过一次舌战群儒,只不过这里的“舌战”不是用嘴,而是用笔纸;这里的“群儒”也非来自江东,而是来自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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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也有一段舌战群儒,却与王朗相关

不过历史上的舌战群儒远远没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那样黑白分明、正邪对立。历史不是小说,它注定要混杂了更多的时代因素,而身处于漩涡中的英雄人物,也往往因此变得模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曹丕被刻画成篡汉之奸贼,刘备则是毫无疑问的汉室正统。然而在历史上,汉魏禅代之后的现实却是曹魏帝国“十分天下而有其九”,而且牢牢占据着中原与曾经的汉都。反观蜀汉,仅以益州之地而自谓继承汉祚,的确难以服人。刘备称帝前,刘巴认为如此则“示天下不广”,费诗更直言:“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可见偏守一隅一直是蜀汉政权继承汉祚最大的劣势。刘备以称汉中王,尚与其功绩相匹;一旦称帝,则文治武功均不足,而武功尤其不足以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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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称帝,武功不足

关于汉亡之后的正统问题,非但是曹魏、蜀汉两方争执不下,三国之后的历代史家也往往各执一词。如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开蜀汉正统之先河。比较特殊的是《资治通鉴》虽然用的是曹魏年号,但其编纂者司马光曾有一惊人之语: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僣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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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司马光只会砸缸!

也就是说,只要天下尚处于分裂状态,那“天子”之名便是有名无实,也即无所谓正统与伪号。此语真可谓掷地有声。《世语》中也曾记载过夏侯惇对曹操的进言:“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由此可知,称帝一事对应着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这是政治惯例。所以,曹丕代汉有着中原之利与禅位的“合法程序”,但毕竟未能统一天下;蜀汉君主毕竟是汉室宗亲,汉朝历经四百年,其恩威深入人心,刘备的血统依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二国一时间难分出高下,实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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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为也帝位也是不容易

然而就在此时,孙权向曹丕称藩却改变了魏蜀两家的政治局势。孙权袭荆州、杀关羽后,为防刘备兴兵复仇而陷于两线作战的不被动局面,遂举国向曹魏称藩。当时除去辽东一隅之地外,天下三分格局已定,孙权以三分天下称藩,使得曹魏在法律意义上直接统一了江东——这给予了刚刚称帝的曹丕以极大的合法性。孙权向中原之国称藩,蜀汉的地位更显边缘化,魏蜀两国正统之争的天平此时渐渐朝着曹丕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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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称帝,他姐姐都不愿意

曹丕久经沙场,怎能不知道孙权称藩是为了集中力量防御蜀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非但曹丕心中有数,其帐下谋士刘晔也对此发表过一番极为精辟的分析:“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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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想起我了……

刘晔的分析一针见血。首先,他预料到了之后的夷陵之战以及孙权称藩的虚假性;其次,他提出待刘备伐吴之际挥师南下,则孙权必亡;孙权若亡,其蜀汉不能独存,如此天下可定。然而曹丕的回复却是“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降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这一句话饶有趣味:天下无非三分,孙权称藩之后还有谁是“欲降来者”呢?显然不是四方蛮夷与辽东的公孙家族而是蜀汉。曹丕此时所想,自然是平定吴蜀非一日之功,但如果蜀汉能够跟随孙权的脚步称藩,那曹魏便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天下一统,由此汉魏禅代再不可易,其正统性、合法性便不容置疑。出于这一考虑,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建议反而赐孙权九锡、封其为吴王的举动便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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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自有想法!

不久夷陵之战爆发,蜀汉国力大为削弱,落得个“蜀弱吴孤”的结局。从夷陵之战(221年)后到诸葛亮北伐(228年)前,是三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此时天下只有曹魏、蜀汉两国,而吴王孙权则是曹魏帝国的内臣或是外藩,所以魏蜀之争本应处于极度白热化的阶段。然而事实上却是,魏蜀两国在这七年间并未爆发任何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保持着前所未有、之后也未曾有的和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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