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的电影值得你去看原片（一部发人深省的好电影）
《云笈七签》卷二：“天地改易，谓之大劫。”
台前1642年，离明朝覆灭还有两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包围开封。明朝大厦将倾。
开封告急，情急之下，崇祯重新启用孙传庭，授予他陕地军政大权。
到达潼关之后的孙传庭诱杀了飞扬跋扈、畏战不出的贺人龙，整饬军备，择机出关剿灭李自成。
早在多年以前，孙传庭曾将李自成打得溃不成军，只剩一十八骑。尽管此次闯军有四十万之众，但孙传庭信心满满，所虑的是军中的粮饷不足和接连爆发的瘟疫。尽管朝廷多次催促出战，但是孙传庭按兵不动，不敢贸然出关。
孙传庭知道，如果再久拖不战，势必会引起崇祯的怀疑，不但前功尽弃，而且自己性命难保，但对于粮饷的不足和疫情的扩散，孙传庭焦头烂额，束手无策。
此时，游医吴又可来到潼关投奔自己的授业恩师赵提领。
赵提领在孙传庭营中担任医官。面对汹涌的疫情，吴又可认为军中瘟疫不是伤寒，不能墨守成规的按祖师爷的《伤寒论》抓方医治。吴又可的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引起老师的不悦，勒令吴又可不可跟随自己去军营医治。
地方乡绅设宴款待孙传庭，但对孙传庭募捐军饷的请求置若罔闻，这令孙传庭对地方乡绅非常不满，心中暗暗动了杀机。
心灰意冷的吴又可游走在乡间，意外在一处村庄发现了瘟疫的传染机理。
返回军营的吴又可得知自己老师感染瘟疫去世后悲伤至极。孙传庭听闻吴又可有医治瘟疫的办法，便让他留在军中放手一搏......
这就是影片《大明劫》，一部深重的发人深省的现实主义历史片。
《大明劫》是学院派导演王竞2013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全片耗资3000万，拍摄耗时52天，动用群众演员500人。王竞戏称这是他拍过的最贵的电影。
王竞是1966年生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担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竞擅长拍摄纪录片和现实题材作品，他所导演的5部作品已被中国电影博物馆作为个人作品系列收藏。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王竞用了一年的时间，和美术、服装、道具团队一起研究影片中的细节，一点点的打磨出历史感。从影片的色调和摄影风格来看，历史的质感非常厚重。
影片中的道具佛朗机炮，甚至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可见影片的制作精良和考究。王竞要求影片所有的道具必须要符合真实历史的细节，就连“明粉”看过都心服口服。
编剧谢晓东打磨了剧本两年半，呕心沥血。谢晓东并非科班出身，起先学的是化工，后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在一家医药公司研发西药。业余时间的谢晓东喜欢研究中医历史，回国后干起了编剧这一行，做起了制片人。
两人之前合作过《无形杀》，这一次在《大明劫》的合作也是水到渠成。谢晓东终于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在王竞的手中得以实现，携手拍出一部文艺和商业兼顾的作品，打造一部现实主义形式的历史片。
由于资金的紧张，战争戏只用了四天拍完，也就是片头呈现的开封攻城战。
这场战役是整个影片的大前提，必须要拍好。
于是这场战役动用500名群众演员参演。王竞为了节约成本，尽量减少重复爆破，战争场面的拍摄基本都是一气呵成，成片的效果也是极佳。
王竞在吴又可选角的第一人选就想到了冯远征。
冯远征为了演好这个表面波澜不惊但是内心很复杂的人物，反复研读史料和剧本，并压抑自己的表演张力，成功塑造了一个怀才不遇又渴望学以致用的游医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片中饰演孙传庭夫人的冯波，从小练习小提琴，她为了影片中短短的抚琴镜头自学古琴，演出了大家闺秀的气度。
饰演赵提领的钱学格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将为人师的那份气度拿捏得相当准确。
青年小生余少群饰演的崇祯皇帝和马精武饰演的乡绅虽然出场不多，但浑身都是戏。
影片还请来日本的爵士女王小野丽莎用中文献唱了片尾曲，纯美缥缈的声线让沉重的影片有了一种温柔的母性。
影片获得了第九届中美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尽管在票房上不理想，但我敢说中国电影史一定会留下它的一席之地。
因为它揭开的正是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伤疤。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只有痛过才会吸取教训，才会以史为鉴。
在历史上吴又可的记载寥寥数语，苏州吴江人，曾为游医，著有《瘟疫论》。
明末中国正经历小冰川，旱灾频仍，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外有女真犯边，内部官员腐败，明朝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此时瘟疫大流行，更是雪上加霜。
据苏州县志记载，明末苏州23万户仅剩5万户；北京60%人口死于瘟疫。崇祯在位17年，瘟疫横行15年，明朝人口死了近一半。
明灭亡前一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时，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曾经被明朝正规军打得东躲西藏的李自成就这样轻松攻占了北京。
吴又可的家乡也没有逃过此劫。
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明末）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应对瘟疫，不仅无效而且经常越治越泛滥。
谢晓东的灵感即来源于此。
影片中吴又可和孙传庭的相遇是编剧谢晓东的“合理假设”。他认为，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是病源，吴又可游医至此，在军中积累医治经验，写出了《瘟疫论》这样的巨著。
吴又可性格狂放不羁、不拘小节，在太医院看不惯那帮庸医的争斗，辞官做了游医。正是他的这种性格让他不迷信权威，打破常规，用全新的视角开创性的提出病毒传播的观点。
但吴又可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医学界深受排挤，反对权威就意味着会被主流圈子所不容，历史上这些敢为人先的先驱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孙传庭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孙传庭虽掌控军政大权，但却是文人出身，有着知识分子的傲骨。面对国家危亡，孙传庭有着为国捐躯的大义，但他时刻感到非常的孤独与无助。
崇祯不相信他，朝廷中有反对他的势力，地方豪强处处掣肘，令他无比烦恼。
我投笔从戎十几年，我到底为谁而战？
吴又可救人，孙传庭救国，两个人虽然目标不同，但究其原理却又异曲同工。
夜间帐篷外，吴又可和孙传庭的一番对话意味深长。
孙：就我粗通的医道，大黄乃虎狼之药，我看你给那些重症病人用量之大，这个中道理可否告知一二？
吴：重症用险药，铤而走险方有生机。
孙：若有差错，该如何？
吴：这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断则断，错过一线生机，就生死两隔了。
孙：说的好，用药如同用兵，需有胆有识。
吴又可敢用大黄是为了去邪气。
孙传庭杀人则是正人心。
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兵源；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吴又可并非不理解孙传庭的良苦用心，只是他知道自己治得了瘟疫却治不了这个积重难返的国家，既然大明朝在劫难逃，何须苟延残喘。
孙：又可兄，容我私问一句，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吴：《黄帝内经》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历朝历代都是始兴终衰，其中道理，又可以为：皆是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孙传庭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为臣着别无选择，只有报效国家，马革裹尸，哪怕这个王朝气数已尽。
他只能无奈的感慨：乱世难为，我能信你，谁又能信我呢？
《大明劫》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依旧还有坚定有情怀的电影人在努力记录和反思我们的历史，这是为这部电影的工作者所骄傲的地方。
去年《流浪地球》上映的时候，笔者说过：回首过去，我们明白今天建立在昨天；远眺未来，我们才能将步伐迈得坚实。
谢晓东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一句话： “SARS的严重程度远远比不上明末的瘟疫，如果现在再来一场那样的瘟疫，我们会不会比大明强呢？”。
《瘟疫论》书中所记经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居安思危，将赋予我们战胜灾难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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