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商业水平（闲谈宋朝商业风气）

　　“商人”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贩卖货物的人”。据说最早的商人是《尚书·大传》中的“舜贩于顿丘”。可见商人这个职业在中国的历史可算久远了。到了夏商私有制已经确立，人们对于财产的归宿更加强化，私人占有财产逐渐多了起来，商人多了，商业也随之兴起。商朝末年，商纣王昏庸残暴，周武王联合其他反商部落，对商纣王进行讨伐，商朝军队临阵倒戈，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周朝统治者对于商业从开始就予以重视，《逸周书·程典》中就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意思是：士大夫不参与务工经商。商人资财不厚，工匠技艺不巧，农夫不尽力务农，便不能治理。并且还布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翻译过来就是：商旅当广泛外出，愉快的交流货物。坐船过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归。如果觉得钱币轻，就作大钱以代替小钱流行。物资交流，价格的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务不停顿。由此可见，在中国早期的朝代，政府对于商业并不排斥，而且是积极鼓励支持的，并且为其经营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朝中央的权威丧失，各国为了获得霸主地位，或者为了保家卫国，更是想尽办法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最重要的莫过于重视工商业，中国的商业也因此迎来了一大兴盛期。同时商人的地位也随着国家对商业的重视逐渐提高。齐国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为相，他大力发展经济，主张贸易，并且实行“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的轻税政策，使得齐国迅速崛起，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局面已经出现变化，春秋时期被奉为圭臬的政策开始被质疑。到了秦孝公时期，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力，打击豪绅贵族，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商鞅的治国根本在于“重农重战”。重农必然抑商，所以对于商人进行严厉打击。秦国除了政治上对商人给予歧视，并且税收上还征收重税，而且将从前国家放任不管的行业纷纷收归国有，这一些列政策从根本上阻滞了商业的发展。汉朝建立后，大方向上依旧延续秦朝时期的抑商政策，这样的好处是强化了政府的集权，国富兵强，使商人不能依靠自己的财富左右政局；但是坏处则导致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手中，国民经济无法更进一步发展。

　　唐朝初期，对于商人，政治上始终是排斥和歧视的。所谓“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商人及其子弟都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甚至有些清高的士大夫，连家里的婢女与商人接触都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但是安史之乱发生后，这一切开始改变，政府不再重申关于商人入仕的禁令，因为很多商人通过一些手段，以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实力，加入了官僚阶级的行列之中。

　　五代时期，官吏经营商业的风气非常普遍。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写道：“周显德中，许京城居民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十三间，世宗嘉之，以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景威子莹，国初为枢密使。”可见当时，官员经营商业，类似周景威从事“房地产”的开发，政府还是赞许的，甚至连皇帝都要“奖谕”。

　　到了宋朝，正因为有五代这样的风气，虽然也延续唐朝的工商杂类人“不得与士齿”，禁止“工商杂类”参加科举考试和做官，但是随即对这类禁令放宽了限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政府既然放松了管制，商人参加考试自然多了起来。同时官员也延续五代时期公开营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开宝六年五月，卢多逊在翰林，因召对，言赵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这里面固然参杂卢赵二人的政治斗争，但是，官员营商在当时确实不争的事实。当时不仅文官如此，武将也是如此。军队将领公然进行放高利贷，谋取私利，不算新鲜事。

　　宋太宗登基后，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曾经默许甚至支持的行为，开始进行规范与禁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当中记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贸易，所过皆免其算。国初大功臣数十人，犹悉旧风，太祖患之，未能止绝。于是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齑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五代时就已经是著名的大将张永德，在太原派遣亲信官吏贩茶规利，并且贩卖羊头，被转运使王嗣宗告发，结果罢为左卫使大将军。

　　政府虽然出台法令，但是要杜绝这种风气，却是相当困难。《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咸平五年十月，侍御史知杂事田锡给皇帝奏折中说：”臣睹近敕，戒励大臣，谓其不守廉隅，多置货产，禄厚而不知耻者，尚怀歉恨；官崇而能自省者，岂不忧惭？况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好利忘义，未知云何擅富兼贫，一至于此。可以检郡县税籍，自然见公卿户名，其务殖货财，不知纪极。以贪化下，安得风俗淳和？忘国忧家，岂令官吏廉洁！今敕命施行之后，兼文武豪富之家，可于敕书更布新令，食厚禄者不得与民争利，居崇官者不得在处回图。此乃申明旧章，备载前史，可师古制，以戒贪夫。”

　　田锡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宋朝士大夫中的楷模人物，但是在当时，宋朝士大夫图利的风气还很兴盛，直到宋仁宗初年，风气才逐渐转变。转变的原因固然有政府的禁令的限制，之外便是士大夫流行思潮的转变。当时一大批士大夫“戒利好名”，这样做不仅能给他们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还可以重塑士大夫的形象，改进社会风气。所以，士大夫如果继续营商就显得非常不体面。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赵匡胤建立宋朝，鉴于唐朝末年军阀的跋扈，导致国家一发不可收拾，始终充满戒惧，所以竭力提倡文治，因此较之武人，更加善待文人。在传统的轻商风气和现实压力下，商贾人家竭力想摆脱被歧视的境遇。当时很多商人有钱后，纷纷用高薪聘请老师教授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此种流毒，直到现在还能看到。不过，对于朝廷来说，重农也好，轻商也罢，几无分别，因为得利的始终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