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8机型由哪些架构改造的（歼-8Ⅱ总设计师顾诵芬）

从1958年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一飞冲天，到今天国产大飞机C919翱翔碧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历经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一个甲子。

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勇于创新，推动我国航空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就是其中一位。

或许，人生有太多的“可能”，但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所有的“可能”都来源于一份笃定的信念，那就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这是万众瞩目的一幕——

2017年12月17日，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在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此时，距离我国首架大飞机完成首飞仅仅过去7个月。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载梦前行的中国大飞机，向着航空强国的目标翱翔。鲜为人知的是，顾诵芬是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流年似水，迈入人生第88个年头，顾诵芬的生活节奏缓了下来。从家到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距离约500米，他要走上10多分钟。这段路他已走过32载，以往总是步履匆匆。

他是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学的专家、两院院士，已与飞机打了大半生的交道。

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功成名就的他早该颐养天年。他也常常被问到一个相似的问题：“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名乎？趋利乎？非也。此生只为报国、强军。

“航空梦”的萌芽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两张照片。

黑白照片，是上世纪50年代上海交大的同学合影，画面里的顾诵芬青春朝气、英姿勃发；彩色照片中，面容清瘦的顾诵芬正伏案疾书，满头银发、精神矍铄。

奋斗的青春，在光影间静静流淌。也许在最初的岁月，顾诵芬不曾设想，会选择将生命之躯和战鹰之翼紧紧相融，去肩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沉甸甸的责任与期望。

1930年，他生于苏州，父亲顾廷龙取陆机《文赋》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为其取名“诵芬”。

长在溢满书香的世家，他为什么没子承父业？反而在航空领域成为一代大师，个中缘由，还要从一件玩具和一场轰炸说起。

“10岁生日那年，堂叔送给我一个航模，但那个航模是木结构的，飞了两次就摔坏了。父亲见我喜欢，就带我到上海一家航模店买了一架舱身型飞机模型。”顾诵芬说，“这个模型也会坏，我就自己找材料动手修理，修好后的航模又飞上天空。”

年少时与“飞行”有关的片段，并不都是清新隽永的音符。

△顾诵芬在操纵系统试验室。

“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机从我家上空飞过。爆炸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人们惊慌失措……”但冲击波产生的震动远不如心底的悲怆和愤怒来得猛烈。

那一年，顾诵芬7岁，是燕京大学附小的一名小学生。那一天，“中国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抵御外侵”的信念便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我要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航空专业。

“当时我被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大同时录取，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舍不得我去外地求学，就选择了上海交大。”顾诵芬的航空生涯就此拉开了帷幕。

自主研制的肇始

从黄浦江畔到冰雪北国。21岁的顾诵芬，大学毕业后来到刚组建的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

5年后，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接到的首项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临界马赫数0.8，定名“歼教-1”。

设计室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2岁，在负责人徐舜寿、黄志千的支持下，这架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任务落在了顾诵芬肩上。

当时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在大学里，顾诵芬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他回到北京从头学起。

△顾诵芬向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汇报歼8飞机情况。

“北航图书馆白天学生在用，我只能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查阅资料。”顾诵芬回忆，为了尽可能准确，他甚至用硫酸纸把图描下来，自己动手“影印”。

为解决设备匮乏问题，设计室的同志想出了不少“土办法”，“晚上去医院捡废针头，把它们焊接到铜管上，当作实验设备。”

面对重重困难，他把能搜集到的国外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信息加以梳理、汇总，形成了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一套方法。他和同事还利用当时从未在工程实际中应用过的风洞，边摸索、边试验、边改进。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1958年7月26日，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在沈阳首飞成功。

望着指挥台升起的绿色信号弹，顾诵芬深知，这不仅是我国航空工业迈入自主研制新纪元的肇始，更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破，是中华民族在历经百年屈辱后重塑的自信。

但有些事往往就是如此，走过了一道沟还有一道坎，跨过了一条河还有一座山，后面的道道沟坎等着他去跨越。

探“病症”三上云霄

1969年7月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战斗机歼-8原型机首飞试验成功。站在跑道尽头的卡车上，歼-8副总设计师顾诵芬手里掐着一块秒表，紧张测算着飞机的滑行时间。

困难总是不期而至。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歼-8出现了强烈抖振，问题解决与否关系到飞机能否实现超音速。此后几年，技术人员多方求解，但一直未找到答案。

在此期间，试飞员鹿鸣东说的一句话让顾诵芬感动至今——“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都能飞。”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想法：通过观察贴在机尾罩上毛线条的流动情况来弄清机身后侧的气流在哪里分离。

△1978年，为找到歼8飞机的抖振问题，顾诵芬（后座）乘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主意是好，但怎么进行近距离观察？1977年，已担任601所总设计师兼副所长的顾诵芬做出了更加大胆的决定：乘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流动情况！

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两架飞机必须保持近距离等速飞行、间距在10米左右甚至更近，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据飞机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回忆，由于顾诵芬的另一位师长——歼-8飞机首任总设计师黄志千不久前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顾诵芬的爱人江泽菲曾和他约定：不再乘坐飞机。

“将生命置之度外，只为将问题研究清楚。”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他说服领导、瞒着家人，乘飞机三上云霄，在万米高空带着望远镜、照相机拍摄飞机的动态，还把毛线条的流动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

一次次观察、一遍遍尝试，顾诵芬和团队人员解决了气流严重分流的问题，并亲自做了对飞机后机身整流包皮的修形设计，彻底排除了飞机跨音速抖振的现象。

《我的飞机设计生涯》自传中，顾诵芬用一句诙谐的话来述说那段往事：“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1981年，他被任命为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坚战。

其实航空工业的征程何尝不是如此？筚路蓝缕后的回味，辗转焦灼后的欢心，呈现的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磅礴力量。

1979年12月31日，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这天，很少沾酒的顾诵芬，大口大口地饮下美酒，第一次醉了……

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北京，朝阳区北苑2号院。

与周围的闳宇崇楼以及地铁5号线、五环高架桥相比，这座不大的院落有些落伍，大门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格，两侧挂着多个白底黑字的牌子——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中国航空研究院、航空工业档案馆……

1986年，顾诵芬离开工作35年的飞机设计岗位，担任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副主任。

“虽然离开科研设计一线有些遗憾，但视野更宽阔了。”顾诵芬的热情丝毫未减，仍然在关注着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思考着国家航空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现在的顾诵芬每天要定时吃药，5年前他被诊断出直肠癌，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有用的文章会嘱咐同事推荐给一线设计人员。“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在这个“总是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眼中，报国、强军，纯粹而坚定。

作为《大飞机出版工程》主编，顾诵芬已出版6个系列、100多种图书。数十份涉及通用航空、轰炸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等多机种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也是出自他手。

“未来我们的飞机要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电子和火控系统要做好，要有好的发动机。”这就是顾诵芬，如振翼高飞之征鸿，目光始终向着远方。

（解放军报记者 张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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