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室玉牒族谱(从清代祭簿一窥宗族事务的运作)

清代皇室玉牒族谱(从清代祭簿一窥宗族事务的运作)(1)

皇历江王祠

清代皇室玉牒族谱(从清代祭簿一窥宗族事务的运作)(2)

《祭簿》所列董事名单

清代皇室玉牒族谱(从清代祭簿一窥宗族事务的运作)(3)

清光绪七年(1881年)江王祠祭产票据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皇历江王祠重修后,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启祥主持编辑、印刷《祭簿》。现保存于永安贡川洋峰村裔孙处的“光绪祭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册,为这座千年古祠的管护工作留下了珍贵文档,也成为研究清代福建经济、文化史和航天先驱李宝焌的原始资料。

江王祠位于永安市槐南镇皇历村,于2013年被列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总理董事的李启祥,清道光乙酉年(1825年)生,洋畲(今永安市贡川镇洋峰村)人,字孔长,号静斋,贡生,其主持祠堂等祖产管护前后30多年。

宗族事务秘不示外

为何有此《祭簿》?孔长说:“余不辞跋涉,权理三十年间,颇知一二,谨刷《祭簿》二十四部,分作二十四字,交后董事知所考据,并发各房共知祀事源由。至于日后有缴价捐田者,有赎回田叚仍置别产,俟后另行刊刷,添入永为共监。”

《祭簿》一共印刷了24部,且以24个字编号,印刷量很小,在宗族事务秘不示外人的旧时,这有利于管理。

《祭簿》共58个页码,所载内容发生在清代中后期,自道光庚寅年(1830年)持续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孔长5岁到62岁前后近60年,前辈和自己掌管、经手的事务,围绕江王祠祭祀、祖产购置和管护活动,涉及祖祠修护、募捐钱物、乐捐者名录、购置祭田山场清单、祭祀仪规、祭文、唐朝年间历代皇历先祖生葬信息等。

通览《祭簿》可见,其间宗祠的建设、管护具有延续性,每次倡捐除了修葺祠堂,都注意祭田的经营。其中《重修皇历祖祠序》《捐祭田序》《祭田序》《重修祖祠序》等序言,记录了清代中后期江王祠的三次修葺、两次倡捐祭田细节,有“复募捐田价以备祭祀”“总期广置祭田,议立良规,善为筹划经营,俾将来祖庙可以长新”等长远规划。

三次重修两捐祭田

唐中期,孔长的远祖尚昊(唐高祖李渊七世孙、江王李元祥六世孙)避难于皇历(时为尤溪四十二都地界),村内长期保留有李氏祖祠、祖墓。据清顺治八年(1651年)《附重修皇历祖祠引》记载,皇历祖冢祖祠于唐德宗贞元间(785—805年)造葬建立,数百年来“祠之倾圮重修者屡矣”。

到了清代中期,“祠墓俱在,而继至今,蛛网漫空几无空之可漫,蜗涎篆壁并无壁之可篆,则以朽腐实甚,非重建无以增辉”。道光庚寅年(1830年),三元裔孙李煐在《重建皇历宗祠序》描述了这个窘境后,呼吁各地裔孙慷慨解囊。

这是第一次修建,“弟工费浩繁,在守土子孙力难肩任”,于是“鸠集各处裔孙捐资重建,轮奂生辉、蔚然盛举”,但“善后之谟尚未及也”,于是“复募捐田价以备祭祀”。

20多年后,江王祠又到了不得不修护的境地。光绪十一年(1885年),孔长在《祭田序》如此记录:“缘咸丰癸丑(1853年),红钱滋扰,路径弗通。维时权行纳息,办祭规仪姑且暂停,以致瓦垣毁坏,户扇倾颓,大非旧观,此修葺之不容或缓者也。”

“红钱”指福建永春林俊1853年发起的红钱会反清起义,波及福建山区数年。咸丰庚申(1860年),由于众多裔孙捐献,不仅修整了祖祠,还新竖横屋,扩大了规模。此后,祖祠再次倡捐祭田,结果“树谟、清熙诸公等捐田缴价,计田谷六十余硕,得以交班轮流值祭及存谷、增置祭器之需……至若办仪余剩,庶可酌议,归谷应各项公费及小修之资,以免宗族日后屡派之烦”。

又过了20多年,江王祠面临第三次修葺。光绪十三年(1887年)《重修祖祠序》倡捐:咸丰庚申修葺“迄今复二十余年,栋宇榱题非复曩时完好,苟及今不谋修葺,恐日渐朽蠹重为风雨所飘摇”。这次修葺没那么紧迫,于光绪“丙戌年(1886年)阳月兴工”。

钱款存放不超三年

对咸丰年间的倡捐祭田,《祭簿》记录十分详细。这次持续时间长,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将近25年。这次募捐,裔孙除了捐银两,也捐田地、山场。

通过倡捐和经营祖产,江王祠积累了收入,主要用于祭祖和经营祖产。比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明溪)夏洋祖凤公缴钱六千八百文,其钱长青、孔长、翔翰收入,即付壬申年修祠后堂檐尾瓦盖并置祭器共钱四千文,后钱二千八百文三人同存候置产”。明溪夏洋裔孙李祖凤的捐款,部分维修了祠堂屋檐瓦盖,部分存放着等待用来理财。

董事们注意钱款的使用和安全问题。“谨将新立香灯田开列”明确:“新捐修整祠宇田谷,递年系本祠总理收入。照依谷价办钱修整祠宇,买油点灯以及增置祭器。除公用后,剩出钱文存至三年,一切当祠悉行交缴,或修祖墓祠路,或增置祭田,不得久存,以免侵吞。”钱剩下了,存放不能超过3年,必须合理用掉,用不掉就购置祭田。

孔长作为总理董事,大量捐款银两由他经手。仅“今将孔长收入缴捐田价开列”部分,他“共收入缴价银贰百贰拾捌两叁钱伍分”。这些银两用于购置田地,据“今将孔长收入缴价续置田叚开列”记载,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在皇历、洋畲等地有8次购田记录,花了“贰百壹拾玖两柒钱”。

外迁子孙挑起重任

董事,监督管理宗祠事务之人,由热心裔孙出任,组成名为“董事会”的机构,类似现在的“宗祠管理委员会”,是个松散的民间组织。民国时期,在贡川中山路60号就设有“福建永安李氏宗祠董事会”,联系各地裔孙,共同管护宗祠。

从《祭簿》的记录看,此后董事逐渐以外迁子孙为主。江王祠子孙向外繁衍,而在皇历的守土子孙人丁不旺,一度出现“只有李氏祠堂,没有李姓人家”的情形,外迁子孙因此挑起主持管护的重任。

永安贡川辖区及其周边三元龙安等地是后裔聚居区域之一,且距离皇历祖地百余里,与清流、沙县、明溪等地裔孙比,离皇历祖地更近,有长期参与江王祠事务的传统。进入清代,董事会逐渐转移到今天的贡川镇境内设置,董事多为这一聚居区域的裔孙。这个变化得益于贡川水陆交通便利,经济活跃,在清代已是闽江上游沙溪流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裔孙通过经营笋干、木材等特产,积累起一定的资金,有财力、有能力为宗族事业奔波。

近代航天先驱李宝焌即为贡川洋峰人,出生于1886年,家族经营笋干、木材生意,家底颇丰,他因此得以赴日本留学,学有所成。《祭簿》中所列的董事李时创是他的祖父、李元庇是他的高祖父,咸丰十一年(1861年)捐银四两参与《祭簿》所列第一片祭田的购置,光绪十三年(1887年)“捐永苗田一叚,土名双峰上村洋桥下溪边员坵一坵。正租米五斗五升,正收租谷一硕永为修整宗祠等费”。

后继董事们的无奈

《祭簿》成册时期,董事会秉承前人做法,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运作模式,这从给裔孙的捐款回执可见。

回执格式化,多数为雕版印刷,仅裔孙姓名及其所捐款物手写。在沙县夏茂裔孙处,现保留有一份这样的回执,为《祭簿》成册前6年的资料,上书“今收铁牛公裔捐,江王公祭产价钱一万文,即收银十元,合给执照,光绪七年(1881年)辛巳八月十二日”,左下角盖有“江王祠礼单图章”,具票处所列董事为“嗣孙瑞卿、孔长、又衡”。

祭田等祭产的置办和经营,一定时期从物质上保障了“轮流值祭、各项公费及小修之资”。从民国年间董事与裔孙李福登来往的书信看,江王祠1938年倡修,祭田仍可用作修葺的经费,只是“多地田租山租多被佃人侵吞”“查新村及蕉坑等处田租数年未收”,而祖祠修葺经费不足,开工两年后仍未能竣工,令人唏嘘。

为何?因为守土裔孙不多,董事主要集中在距祖祠百余里外的贡川等地,时值抗战时期,社会动荡,江王祠周边匪患严重,对皇历、新村、蕉坑等地祭田管理难度增大,有些力不从心。

此时孔长等人早已离世,后继董事们无奈之下,只好求助身为永安二区保长的裔孙李福登,邀其与多位董事携田契前往佃户处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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