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晃县城简介（湖南新晃贵州街）

湖南新晃贵州街：湘地黔管两百年

文/曹会平

贵州街外貌

著名记者、杂文家、社会活动家冯英子在其回忆文章《晃县小记》里说 “这条街一半属湖南，一半属贵州，在湖南出了事，犯了法，跑到贵州那里，便可平安无事了！”冯英子说的这条街叫正街，位于湖南晃县（今新晃县）龙溪口，有500多米长，从正街东段的大码头巷子到灶王宫大约50来米叫贵州街。贵州街在清朝和民国是贵州在湖南晃县的“飞地”（ 指位居甲县腹地而行政上隶属乙县土地），虽然在湖南省境内，但历史上却被贵州省管辖了200余年。

大码头

灶王宫

一、贵州街，从湖南“飞”到贵州的传说

&“死尸”让贵竹湾变成了贵州湾

贵州街原本是湖南的地盘，怎么变成贵州管辖了呢？关于来历在龙溪口古镇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贵州街因为长了很多贵竹叫贵竹湾，现在从龙溪口古镇旁边流过的龙溪当时是从贵竹湾注入舞水的。不知道是哪一年，龙溪发大水，从上游贵州冲来一具死尸，在贵竹湾停下被捞了起来，老百姓于是向衙门报案。官府见出了命案，而且死尸是从上游贵州漂下来的不好查处，怕承担人命关天的责任，于是顺水推舟说贵竹湾是贵州湾，是贵州的地盘，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是贵州的地盘，这起死尸案就由贵州出面来处理。这样贵竹湾就变成了贵州湾，这块地自然也就成了贵州的。随着龙溪口商业的逐渐发达，人户增多，街道延伸到贵州湾，便叫贵州街。

&军阀强占

关于贵州街的来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贵州街是贵州军阀盘据晃县（今新晃县）时强占的。龙溪口地当云贵要道，又为湘黔边界的物资集散地，民国17年（1928年）前，先后被贵州军阀袁祖铭、李小渊和犹国才等盘踞，他们不但任命晃县的县长，还拉夫抽兵，摊派钱粮。因此本地老人包括本地文史专家都认为由于贵州军阀看重龙溪口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而强占的贵州街。

贵州军阀袁祖铭

二、贵州街，是从明清两朝这样“飞”过来的

传说归传说，推测归推测，但真正造成贵州街归贵州管辖的原因是什么呢？

&清初贵州街还是由湖南管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了“以屯养军”的屯田制，并建立了屯田的卫所。明朝在今玉屏县设平溪卫，管辖沅屯、麻屯和平屯，隶属湖广行都司（辖今湖南和湖北）。平屯“东抵沅州之晃州驿六十里”，晃州驿位置在今新晃县城的老晃城，与龙溪口相距仅两公里。从这可以看出明代平屯的军屯已经到了今天新晃县腹地。清康熙十二年《平溪卫志》记载平溪卫所辖的大洞坪户和波洲户都位于今新晃县境内，大洞坪户位于今新晃县方家屯乡大洞坪村。民国37年（1948年）湘黔划界，将与大洞坪连为一片的贵州街、龙塘坪和坳背罗一起从贵州玉屏划给湖南晃县，从这可以看出贵州街地段明代就已经属平溪卫管辖，而平溪卫当时属于湖南管辖。清顺治和康熙时仍设平溪卫，仍属湖广都司管辖。

康熙十二年《平溪卫志》地图，今天属于湖南新晃管辖的大洞坪，当时称大洞坪户，属平溪卫管辖。

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记载“大洞坪户，在城东北八十里”， 大洞坪户在今天湖南新晃的大洞坪村 。

&雍正五年平溪卫 “拨楚归黔”， 贵州街地段才成为贵州地盘。

清雍正五年（1727年）平溪卫“裁卫设县，拨楚归黔，而规制始大定矣。”（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沿革》）,平溪卫改为玉屏县，从此由湖南改为贵州管辖，贵州街地段也顺理成章成为贵州地盘。

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记载玉屏由湖南改为贵州管辖。

&没有履行划界决议才出现贵州街

清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和贵州奉旨划清地界，双方举行会议后议定，贵州将原属于平溪卫的麻屯拨归湖南麻阳县，沅屯拨归湖南沅州，湖南将沅州之西溪六里（今湖南新晃县地域）拨归玉屏县。玉屏县令卢造到任后，将沅、麻两屯拨归给沅州和麻阳县，而沅州知州以“西溪六里为楚省藩篱”为由，没有按照约定将西溪六里拨归玉屏县。直到雍正八年（1730年），才将西溪六里中平三里的四八两甲拨归玉屏县。玉屏县就只管辖原平屯所辖地域。如果当时沅州西溪六里按照湘黔划界议定拨归玉屏县，那么湖南新晃县地盘就属于贵州，在清和民国就不会出现贵州的街道了。

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关于沅州西溪六里没有拨归玉屏管辖的记载。

&清雍正六年就已有贵州街

1993年《玉屏县志》记载，清雍正六年（1728年）玉屏县辖村寨138个，其中就有贵州街，属于东村57个村寨之一。清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分界》记载“雍正八年……自分之后，两属各照地界安塘设讯，而沅属幅员辽阔，玉与毗连，会哨分巡，最关紧要至东北八十里尚有玉屏地界。”龙溪口距离玉屏县40公里，“东北八十里尚有玉屏地界”指的就是在新晃的贵州街等贵州玉屏飞地

1993年《玉屏县志》记载雍正六年已经有贵州街。

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记载“东北八十里尚有玉屏地界”。

&《黔南识略》记载贵州街划界属于贵州

清道光二十七年《黔南识略》记载“雍正六年，划麻沅两屯归湖南芷江县，仅将平屯三里中之两甲拨归玉屏，共三十余户，幅员最狭，虽所属有波州新庄龙溪口曹家溪田软坪等处，皆离城七八十里，且插入本府及晃州芷江地界，畸零相错，难以疆域道里计也。”晃州就是今天的新晃县，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将雍正六年没有划给玉屏的西溪六里，从沅州府芷江县划出，单独设立晃州直隶厅。此处的龙溪口是指龙溪口的贵州街，这是佐证贵州街由于划界而属于贵州玉屏管辖的最直接的资料，充分说明贵州街既不象传说那样属于贵州的，也不象传闻那样为贵州军阀强占的，而是明代的军屯和清代的行政区划变更所致。

清道光二十七年《黔南识略》关于龙溪口（贵州街）属贵州玉屏管辖的记载。

三、贵州的街“飞”到湖南的市镇中心成为“心腹之患”。

由于贵州街位于晃县龙溪口市镇的中心，因此带来的问题正如民国33年（1944年）《玉屏县志资料》说“贵州街与晃县县城仅一河之隔，已形成晃县县城之一部，而晃县政令既不能到达，本县已有鞭长莫及之感，亦为晃县心腹之患。”

资料图片

1.行政管理殊感不便。

对于湖南境内的贵州街对晃县行政管理带来的不便，1933年出版的《湖南地理志.晃县》说到“境内曹家溪、龙溪口、凉伞三处，各有贵州插花地一方里，行政殊感不便。”

&湖南的地盘设有贵州的行政机构

玉屏县在龙溪口贵州街设第十保，又叫贵州街保，属于玉屏县大龙乡管辖。在贵州街建有保公所，贵州街为一甲，贵州湾（位于贵州街后面的贵竹湾，民国时属于贵州部分叫贵州湾，属于湖南部分叫贵竹湾）为二甲，保甲长均由大龙乡任命。

1993年《玉屏县志》记载，民国时期“贵州街”属于玉屏县大龙乡。

民国33年（1944年）《玉屏县志资料》地图标出在晃县的“贵州街”属于玉屏县管辖。

&省界如国界

民国时湖南晃县行政人员包括警察都不能进入贵州街的地盘履行公职，而贵州的军队也只能驻扎在贵州街，即使他们手中有枪杆子，也不敢越雷池进入龙溪口半步。因此省界严如国界，很多事难以办理。不法分子作案甚至杀了人，从龙溪口逃到贵州街就没有事了。贵州玉屏到贵州街抓壮丁也是如此，壮丁跑到龙溪口就不敢过来抓了。

民国时期，大码头巷子为湖南和贵州的“楚河汉界”。

从贵州街进巷子，往左边叫贵竹湾属于湖南管辖，往右边叫贵州湾属于贵州管辖。

&公开抽鸦片和赌博

当时国民政府下令禁烟禁赌，因此对禁毒禁赌抓得甚严。由于贵州街距离贵州玉屏县城40公里，只有保公所，保长是兼职的，没有专门行政人员包括警察，“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因而贵州街有公开营业的鸦片烟馆和赌馆。龙溪口作为商业繁华市镇，设有镇公所、警察署和团防局等行政机构，对禁毒禁赌也查得严。贵州街的鸦片烟馆和赌馆就开在接边处，湖南的老百姓去抽鸦片烟和赌博，虽然“近在咫尺”，但由于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湖南的警察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湖南老百姓抽鸦片烟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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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要到贵州才能办理

贵州街的老百姓和湖南的老百姓扯皮打架和打官司，县一级不能处理和受理，省一级才能处理和受理，省一级不可能来处理和受理，因此经常不了了之。贵州街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发生纠纷保里不能处理，调处纠纷和打官司要到玉屏县，晃县不能处理和受理。贵州街老百姓的赋粮要交到距离贵州街20公里的玉屏县大龙乡，开会也要到10公里外的大龙乡雾程。1947年底，玉屏县选举国大代表，贵州街老百姓步行到大龙雾程参加投票，由于天气寒冷，苦不堪言。

&外地妓女因贵州街才得以进入龙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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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口由于地处偏僻的湖南西部，因此风气不开化，但商业的繁华让做无本生意的人打上了主意。1929年7月，有一个叫罗胡子的外地人带着6名妓女来到龙溪口码头，准备搬家上岸，被团防局局长发现，他警告罗胡子说：“你所干的事，有伤风化，不准搬家上岸”。罗胡子受到指责和阻挡，当时不敢硬顶，只好将船移到贵州街的癞子岩。因为癞子岩是贵州的地盘，团防局局长也无可奈何。后罗胡子通过疏通得到县长支持才搬家上岸，团防局局长听说是县长批准的，也就不吭声了。于是妓女很快就在龙溪口扎下根来，而且发展得很快，龙溪口的妓院在湘黔边界一带颇有名气，附近贵州玉屏、岑巩等县的土财主也慕名来龙溪口逛妓院。

龙溪口癞子岩水运

2. 市政建设各吹各的号。龙溪口为晃县最大的市镇，而贵州街仅为贵州玉屏县的一个保，由于属于不同省份，基础设施建设不统一，各搞各的。

民国时期的龙溪口

&湖南的浮桥不架在方便的贵州街地段

民国18年（1929年），晃县政府为了方便舞水两岸群众生产和生活，从新晃城架设浮桥到龙溪口，将浮桥架在与贵州街接壤处的大码头。大码头处河面较宽，河水稍有上涨，就要拆浮桥。而位于大码头下游的贵州街癞子岩，河面较窄，既可以减少用船数量，又可以在河水稍涨的情况下，行人照常可以通过。就是因为贵州街为贵州管辖才特意避开贵州街。由于浮桥不架在贵州街地段，行人稀少，贵州街仅有几家玻璃店、对字店、粉馆和客栈，相对于龙溪口的大街小巷来说显得冷冷清清。浮桥架在湖南地段，这样从陆路运来的货物就直接过浮桥到龙溪口，绕过了贵州街的厘金卡子，大大方便了货物输入。

龙溪口癞子岩浮桥。

&一条街，两种路

民国28年（1939），晃县政府对龙溪口正街及所有的大街小巷进行整修，将原来的泥沙路改成石板路，两边同时还修排水沟，沟面设置圆形或方形铁格子排水口以泄路面之水。而贵州街依然是泥沙路，两边也没有排水沟。到了下雨天，经常水漫金山。这样同是一条街，正街整洁，而贵州街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龙溪口正街有5处暗沟往河里排污，临河处都干净而成为龙溪口市镇的河街，赶场时热闹喧天。贵州街由于没有修有排污沟，污水都由各家自行排放，临河处就成为排污的集中地带，污水横流，臭不可闻，人都不能通过，更不用说成为街道了。直到1981年，新晃县政府对正街进行水泥路硬化，贵州街才和正街从形式上完全统一。

龙溪口正街石板路及窨子屋。

正街铜钱漏排水口 。

&同属一条街，建筑却存在天壤之别

龙溪口商业发达，人称“小汉口”，为湘西、黔东和川东物资集散地。正街可以说是龙溪口的南京路，街道两边多为高达气派的窨子屋，而贵州街大多为矮小的木板房。抗战胜利后，晃县商会按照国民政府要求，组织对龙溪口的商号统一风格进行装修，将原为木房子的屋檐锯掉，用涧统一收集雨水排入地下，在前面修上西式风格造型的牌坊，上面还堆山水、花草、故事会、麒麟和狮子等，并将商号牌号描到上面而成为大招牌。在巷子的出入口也修有西式风格的牌坊，整个龙溪口的建筑富丽堂皇。而贵州街的木板房没有进行装修，象农村的小集镇，同一条街的建筑存在天壤之别。

龙溪口窨子屋牌楼。

龙溪口窨子屋建筑群。

贵州街木板房。

3. 税收留入外人田。贵州在贵州街设厘金卡子（在镇江阁前面），厘金卡子不但收取贵州街的商业税收，还对过往货物收取税收。因而对龙溪口市场的发展有过阻碍作用，直到1948年8月湘黔划界设在贵州街的贵州税务机构撤销，阻碍作用才随之解除。

龙溪口镇江阁。

&贵州在湖南地盘上设了厘金局

龙溪口市场兴起于明末，到乾隆时期就已经是“江、浙、闽、粤之货，缯彩什器毕集之中，盖西来廛闬之盛区也。”（乾隆二十二年《沅州府志.乡都》）的商业重镇，为湘黔边界物资集散地。商业的发达无疑带来丰厚的税收收益，因此咸丰十年（1860年）11月，贵州巡抚刘源灏与提督田兴恕在龙溪口贵州街设厘金局。龙溪口厘金局虽然地当黔滇要冲，但却只能控制水路，外地货物和龙溪口商人只要绕过贵州街舞水地段就可以避税。为解决此问题，贵州又将厘金局从贵州街移往同样属于贵州玉屏“飞地”的曹家溪（今湖南省新晃县波洲镇红岩村），贵州街依然保留厘金卡子。

田兴恕

&湖南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收不到税收

贵州街位于龙溪口下游，为龙溪口东大门，而龙溪口的货物都是从下游输入，这样经过贵州在贵州街设的厘金卡就必须交纳厘金。厘金是对货物运销的一种商业税，凡货物运往外地，要在产地的头道关卡抽收厘金，叫“出山厘”，在运输途中所经关卡不再重征，直至货物销售关卡再征一次，叫“落地厘”。外地运入龙溪口货物，都已在贵州在贵州街设的厘金卡交纳“落地厘”，晃县不能重征。因此龙溪口虽然商业发达，但晃县却收不到什么商业税收。1927年，衡阳一个名叫陈海堂的听闻晃县龙溪口商业发达，于是带领9人来晃县包征税收想发财。由于从贵州东部前来集散的货物在出产地已经交了“出山厘”，而从下游进的货物已经在贵州街的厘金卡子完了“落地厘”。结果到了这里每月收税不上百元，经费开支大而导致入不敷出，晃县政府只好收回征收权。陈海堂连返程费都没有，县政府只好批准其继续征收了10天税收才解决回家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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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税收让商民苦不堪言，甚至群众吃盐也成问题

由于贵州街税务机构为贵州省管辖，因此常发生一批货物两省征税的纠纷。民国19年（1930年）国民政府开征营业税，外地运往龙溪口销售的货物，龙溪口商人既要在贵州的厘金卡交纳厘金，又要在晃县完营业税，一种货物，一个市场，两省征税，重复征税，增加了商民的税负，商民叫苦不迭。而销往龙溪口的食盐，在贵州街已经上了税，出了这个地方，设在龙溪口的黔阳县榷运分局驻晃盐务缉私局还要收附加盐税，这样层层加码“病商害民”。民国20年（1931年），由于征收盐税，晃县酿成盐荒。

厘金票

&两省人常为税收发生纠纷

龙溪口的货物由下游而来，龙溪口的商人认为贵州街的厘金卡子设在龙溪口的出入口收税是故意卡人脖子，极不合理，于是不肯交税，一个硬要收，一个不肯交，因而经常发生纠纷。而贵州街与龙溪口为同一集市，有的在湖南这边交了税，又到贵州街去卖，贵州税务人员又要上税，于是便发生纠纷，尤以屠宰税为甚。20世纪30年代，杀一头猪征税3块银元，当时3块银元可以买100斤米。由于屠宰税包给人征收，因此征收人积极性比较高。屠户在湖南交了屠宰税，有时又将肉挑到贵州街去卖，贵州的税务人员又来收税，屠户已经交了税，本来就有理，且屠宰税又重，于是不肯再交，进而大打出手。一些商人也利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作为他们寄存货物，化整为零，逃避上税的场所。有些商人在龙溪口出售货物时，将货物寄存在贵州街，卖完一点再去取一点，碰到了的就上税，没有碰到的就不上税，这样可以减少上税，即使湖南的税务人员知道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贵州街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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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湘黔划界，寄人篱下的贵州街终于“飞”回湖南落地生根

虽然晃县和玉屏两县政府多次协商“飞地”和“插花地”（ 指位居甲县边界而行政上隶属乙县的土地）问题，但由于玉屏在晃县的“飞地”和“插花地”多达20多处，而晃县没有“飞地”和“插花地”可以和玉屏对调，加上贵州在晃县的两个税务机构每年收取大量税收，涉及到双方利益的调整，县级政府协商当然不会有结果，省级政府也无法处理，就是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指导下，20世纪40年代湘黔两省划界搞了三次才解决好“飞地”和“插花地”问题。

1943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派员会同湖南、贵州省政府和晃县、玉屏县政府及有关乡（镇）长组成“湘黔划界委员会”，清理划界，确定将玉屏在晃县境内的贵州街等20多处“飞地”和“插花地”划归晃县管辖。虽然协商好了，但由于贵州玉屏认为划出了20多处“飞地”和“插花地”，而仅从湖南划入一保地盘，有失公平，没有同意办理交接手续，只好作罢。1947年5月进行第二次划界，贵州玉屏又从晃县划入一处市镇和一些地盘，直到1948年8月才办理交接手续，湘黔划界才真正落实到位。至此，湘黔两省边界长达200余年的“飞地”和“插花地”这一历史现象才得到彻底解决。

如今，贵州街拨归湖南半个多世纪了，已经实至名归为龙溪口正街，但群众仍习惯叫这里为贵州街，关于它还能说出一大堆逸闻趣事来。贵州湾仍还叫贵州湾，民国时候属于湖南叫贵竹湾的地段也已经改称贵州湾，现在贵州湾还在作为地名继续使用。

“贵州湾”还在作为地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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