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憎恶的人物关系（人物形象的审美选择）

史传文学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按一定的美学原则加以塑造的。这一点，人们对《史记》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其实，先秦的史传文学作品也同样按照一定的美学原则来塑造人物。这就是“善”与“恶”的审美标准。《春秋》、《左传》、《国策》的著书目的都在于“惩恶劝善”。“寓褒贬，别善恶”，书美以彰善，记恶以惩戒，是贯穿这些著作的宗旨。绵延几千年的以善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与审美观念，与此有很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先秦史传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此标准对人物进行审美关照与判断的。

善的衡量标准，就在于功业上的建树，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合乎礼仪的言行与人格。在作者笔下，立功、立德、立言取得成就足以为后世法的人物，是善的化身，也是美的形象。如《左传》、《国语》中所描写的一大批“明君”“贤臣”形象。它的对立面，便是那些为后世戒惧的昏君暗主、乱臣贼子，以及伦理道德沦丧者。就以《左传》来说，作者忠于“实录”的原则，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虽也尽量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左传》对于历史人物的审美标准与劝惩目的是一致的。作者甚至认为美与善的统一是必然的，脱离了伦理道德上的善和自然之美反将成为祸害。如书中对夏姬的评价就是一例。并由此断定“夫有尤物，足以移人”，甚至荒谬地把三代之亡、申生之废皆归之于美色为害。可见脱离了善的本体，美不但不成其美，反而使人物成为一个恶的典型。这种将政治伦理道德及人格上的善等同于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思想中颇有代表性，而且与惩恶劝善的原则一样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著作。

两汉的作品，我们可以《史记》为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曾概括地表明自己修史的目的，在于继孔子而作《春秋》，要“明是非，定犹豫”，“采善贬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此来探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探索“成败兴坏之理”。所以惩恶扬善的目的是十分鲜明的。就劝善方面也就是歌颂方面说，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明君”“贤臣”给予充分的肯定，“明君”如禹、汤、文、武等，贤臣如管仲、晏婴、子产、孙叔敖、公仪休、石奢等。对晏子，司马迁表示极大的崇敬之意，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像这样被歌颂的还有汉代的张释之、汲黯等人。同《左传》一样，司马迁也热情地歌颂了一批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英雄人物，像田单、王蠋、田穰苴、屈原、蔺相如、李广等，司马迁怀着极大的敬意记载了这些爱国之士的事迹，肯定了他们的爱国行为。再一点，就是司马迁还从实际的历史功绩上来肯定和歌颂了两位失败的英雄——项羽和陈涉。这两位英雄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司马迁笔下得到肯定和赞颂。

在惩恶方面也就是批判这一端，司马迁的旗帜也是鲜明的。如对夏桀、殷纣王、周厉王、周幽王，司马迁揭露了他们的淫侈暴虐；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争斗的批判，如梁孝王、吴王濞、淮南王安、魏其武安侯等；对贪暴残忍草菅人命的酷吏的揭露，都表现了司马迁对这一类昏暗人物嫉恶如仇的态度。还有一批人物，司马迁是既歌颂其雄才大略、功业盖世的一面，对他们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

如对刘邦、吕后、汉景帝、汉武帝，揭露和微词时见于字里行间。所以在司马迁笔下的人物群像里，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伟大与渺小、磊落与委琐、正直与卑劣是那样鲜明地对立着。这种以善恶为标准的审美理想与审美判断，对后代叙事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同为史传文学作品，前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秦汉以后，《左传》中人物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作者对人物所作的审美评价，则成为准则。

如齐桓公、晋文公，是封建社会人们赞颂不绝的霸主形象。管仲、子产，盖为人臣之极则。晋灵公、齐庄公、崔杼、费无极、夏姬等人，永远也改变不了其昏君佞臣淫妇的形象而为人们所不齿。这种情况还一直影响到后代的小说的创作。就史传文学内部来说也是如此。如《左传》中的晏子形象，就是一个善的正面形象。到了《晏子春秋》，作者以《左传》中的爱国忧民、节俭朴素性格为基调，以夸张虚构的手法，创造出一个人们所喜爱的、更为生动的审美形象来，其形象特征更符合伦理道德标准以及善良的政治行为与风俗习惯。

司马迁写《晏子传》时，不但保持了《左传》对晏子既定的审美评价，同时也认可了民间对晏子这一人物的虚构夸张的传说故事，并采入传中，如写晏子御之妻的一节，于史实未必有其实，但司马迁即采入传中。作者认同了对人物的审美判断，由此来选择事件，至于细节上的确实与否，已不是最重要的了。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奇”，指奇人奇事。在人物方面，即指不同于凡俗之人，超凡拔俗有特立独行的人。

关于司马迁的“爱奇”，论者甚众。但是应该注意到，司马迁“爱奇”的审美选择，应来自战国时代的文化思潮与《战国策》的审美原则。李长之先生曾说：“至于司马迁在所爱的才之中，最爱的是哪一种？一般地说，是聪明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识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就以李先生的标准去衡量，这样的人物，首先是战国时期的那一批纵横捭阖的“高才秀士”们，他们同样也是一批奇人。战国时代是一个培养奇人的时代。战国时代动荡分裂，思想自由，为士人阶层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广阔舞台，多少奇人在这历史舞台上匆匆而过。

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逞其私智，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游说诸侯，挂六国相印，岂不是奇人?再如颜斶，敢于打破君王的尊严，傲睨万物，直呼“王前”，岂不是奇人？郭隗向燕昭王献招贤纳士之策，尚不足为奇，但竟然自荐说“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伸手要官要爵，又岂不是奇人一个？

豫让为刺赵襄子，竟至于“漆身为厉，灭须去眉”，又“吞炭为哑”，忍受巨大的肉体痛苦去实现自己既定的目标，也是个奇特之士。这类人物，都是凭着他们自己聪明智慧，凭着他们的才能，不安分于做一个平庸的士人，而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为王者师，为侯者谋，成为一代时尚人物。所以，《战国策》记载了多少这个时代的奇人。就审美趋势向来说，《战国策》也是“好奇”。它的美学理想中的人物，也是这些“奇人”。司马迁的文化心理接近于战国士人。

汉初至武帝时期，有一个士文化复兴的历史氛围，专制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农民起义的兴起，给刚刚消歇的士人阶层提供了机会。在楚汉相争的舞台上，辅佐双方的有一大部分就是士人，有不少还是起自民间的平民，除刘邦、项羽、萧何、曹参、陈平、樊哙、韩信、夏侯婴等外，还可以列出一大批名字。

汉家王朝建立之后，辅佐汉朝名臣将相中，也有不少起自士人阶层。生活成长于汉初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司马迁的情感气质最接近于战国士人，是直接沐浴着战国士人文化的流风余韵成长起来的。这些人物，或富于抗暴精神、具有刚烈之气；或社会地位低下，却能砥砺名节而取得卓著功勋；或遭际坎坷、命运偃蹇却忍辱负重、遏蹶奋斗而终成功业。司马迁对这些人物不仅是情有独钟，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历史人物的审美旨趣。对于这些人物，司马迁写来总是激情澎湃、笔墨酣畅、气势雄浑，读者每读这些人物传记，不免感慨击节，一唱三叹，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