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一样。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抚养了无数革命烈士后代。

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嘛!”在旁的邓颖超赞同地说:“是的,是10个。”

周恩来说的10个,实际只是一种泛指,不必考证。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实抚养过很多革命烈士后代,并把他们抚养成人,培育成才。

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1)

1930年,周恩来得知彭湃壮烈牺牲后,儿子无人抚养。他考虑到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很多早晨一起出门的战友,晚上就只有一个人回来。特别是有些夫妻、兄弟、父子,甚至是全家都参加革命。一旦出事之后,烈士后代就面临无人抚养的问题。

周恩来决定成立一家幼稚园,表面上是收养流浪儿。其实是专门抚养烈士后代,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赓。对陈赓说到,他们的父母为革命而牺牲,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陈赓让手下特工董健吾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由他担任园长,负责幼稚园的运转,保育员也大多是共产党员或是他们的家属。

幼稚园开园后,先后有30多位烈士后代入园。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化名进入大同幼稚园。还有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烈士的儿子恽希仲,彭湃烈士的儿子彭阿森,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杨殷烈士的儿子,互济会负责人王弼的女儿等等。

这些烈士后代和周恩来的感情非常深厚,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爸爸”,称邓颖超为“妈妈”。或者是“周爸爸”、“邓妈妈”。

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2)

有时周恩来夫妇看到孩子嬉笑打闹,无忧无虑地玩耍时,也会想起自己的小孩。1962年一个周末,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照例回到了西花厅。邓颖超见到她很高兴,和她聊了些工作、生活中的琐事,聊得很开心。

这让邓颖超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她伤感地说到: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注:相当于9.09斤),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周秉德从12岁来到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知道两位没有子女,只有一位干女儿,就是孙维世。突然听了这样的消息,周秉德感到实在非常惋惜,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

好在养女孙维世给了周恩来夫妇不少慰藉,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都是满满的自豪。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养父母,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经常去看望,甚至住在周恩来的家里。

周秉德第一次见伯伯的那天,刚吃完晚饭。随着一个甜美的叫声“爸爸好!”一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快步进门,与周恩来亲热地握手。周恩来拉过她,给周秉德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你们认识一下。”

孙炳文在德国学习期间,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次年,他便将孙炳文调回国,在黄埔军校协助他做政治工作。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孙炳文壮烈牺牲后。周恩来、邓颖超异常悲愤,一直到处打探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及其子女的下落,但始终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直到1938年,孙维世在哥哥孙宁世的带领下,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参加八路军,偶然遇到了周恩来。他得知孙炳文的子女过了1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感到叹惜,觉得自己有责任抚养烈士的遗孤。

邓颖超理解周恩来的心情,便拉着孙维世的手笑着说:“维世啊,你就当我们的女儿吧。”后来,周恩来夫妇给任锐写了一封信,征求她的意见,任锐欣然同意。就这样,孙维世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

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3)

孙维世(中)

周恩来在孙维世的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赴苏联治病时,将孙维世带到苏联学习。194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表演系与导演系,随即回国。同一年,她的小弟弟孙济世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三年后,母亲任锐在天津病逝。

在这段悲伤的日子里,周恩来夫妇给了她最大的慰藉,不仅经常去看望她,还通过在香港工作的龚澎找到了与她失散多年、寄养在姨父母家的妹妹黄粤生。邓颖超为黄粤生改名孙新世,寓意新的世纪到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孙维世却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她成为建国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人之一,深得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众多领导人的喜爱,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而且,她还是新中国戏剧奠基人、新中国三大导演之一。周恩来夫妇更是把她当成自己亲生女儿看待,周秉德也非常喜欢这个比自己大16岁的姐姐。两人第一次见面那天,正好是纪念全面抗战12周年及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当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几万人的纪念大会。12岁的周秉德像个小黏黏虫一样,孙维世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寸步不离。

周恩来还带着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等周秉德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整过了三十多年,是自己花30元买了一张天安门的门票。姐姐孙维世和伯伯周恩来已经相继离开了,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汉白玉的栏杆旁久久凝立,耳旁不断响起伯伯和姐姐清亮爽朗的笑声……

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4)

周秉德

周秉德永远记得,姐姐孙维世去世那天,伯伯和七妈伤心的样子。1968年,那时周秉德正在北京休产假,邓颖超强忍着失去这位不是亲生女儿却胜似亲生女儿的悲痛,缓缓地对她说:“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你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她父母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周秉德在首次出版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了邓颖超的原话:“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邓颖超没有说明她的名字,知道的人也就不多。所以,周恩来夫妇的这个干女儿是谁?许多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都没人说得清。

直到一个叫谌曼玲的女士,看了《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的描述,才为大家揭开了谜底。她说到“其实,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位干女儿名叫谌曼里,是我的嫡亲大姐,她原名贻蕙,曼里是后改的名字。生于1922年,比我整整大25岁。我的父亲叫谌志笃”

据谌曼玲说,1953年5月,邓颖超专门为谌曼里做了一份简历,详述了姐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份简历是邓颖超的秘书陈楚平手录的,至今还保存在谌曼玲手中。

谌志笃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谌志笃和周恩来等人共同组织了天津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在觉悟社中,谌志笃抽签成员代号为50号,因此他的代号为武陵。

卢沟桥事变后,谌曼里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也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到重庆的涪陵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谌曼里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不能容忍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相约几位女友登上轮船,沿江东下,来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汉口。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为长江局副书记。当时谌志笃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后,周恩来聘他为秘书,同时,为了方便和国民党打交道,授予他上校军衔。

周恩来夫妇见谌曼里身体健壮,聪明美丽,谈吐脱俗,就非常喜欢她,提出收她为干女儿。谌曼里和谌志笃也都欣然应允了。这样,谌曼里就留在了周恩来夫妇身边,把她带到了延安,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

抗战胜利后,延安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纷纷调往各地工作。谌曼里满怀喜悦地报名去华北解放区,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临出发时,却因生病比较严重,没有随队出发而不得不滞留在延安。

她边养病边从中央党校调到延安京剧研究院,边演出边研究中国民族歌舞剧、昆曲、京剧等。谁知她刚到京剧研究院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据那天和谌曼里一起出事的当事者肖甲30多年后回忆:那是1945年10月31日,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演出平剧《三打祝家庄》。演员和观众都是即将奔赴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谌曼里。戏散了以后,大家在一排共三孔的窑洞睡觉,上面两个孔小一点,三个男同志住底下一孔大窑洞。大约午夜时分,只听到周围满是“唰唰唰”的响声。土屑纷飞,如雨落似的沿着窑洞墙面往下掉。突然,支撑窑洞的主木梁断了,崩塌的山土重重地压了下来。

京剧研究院的同志听到响声,赶紧抄起大生产时用的镐头、铁锨,提着马灯,从没路的地方拼命爬上山救人。肖甲因靠近斜坡埋得很浅,很快就得救了。他就告诉大家,在他身边不远处还有两个人。同志们一听,又奋力把另外两个人从土下刨了出来,但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牺牲的其中一个就是谌曼里,邓颖超还专门找了谌曼里的丈夫金紫光,表达自己极度的伤心和哀痛。

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5)

据谌志笃1950年为女儿所做的《烈士谌曼里传略》说,1960年4、5月间,周恩来、邓颖超途径贵阳时,他们通知谌志笃一起在贵阳省委招待所相会。这是三位“五四”运动时的老战友十几年以后的又一次相聚。他们谈到了谌曼里当年的不幸,表达了留存在他们心间的惋惜和伤痛之情。

谌曼里和丈夫有两个儿子,因为准备赴华北解放区工作,把两个儿子寄养在延安一位老乡家中。她牺牲后,周恩来夫妇曾多方寻找,终因时局维艰,没有找到。已经步入老年的谌曼玲从没有放弃对两个外甥的寻找,但是,也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周秉德在此后再版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直接写明了这个干女儿是谌曼里。

周恩来夫妇最后一个干女儿就是叶扬眉了,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捕后,要求带几个孩子在身边,其中就有叶扬眉。尽管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关押的地方附近有学校,孩子还能读书。

1945年9月,周恩来早上出去散步,刚出门迎面驶来一辆黄包车。里面下来了三个孩子,周恩来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坐车的三个孩子没有钱付账,而是吩咐车夫等一下,其中一个大的孩子就准备进周公馆。周恩来觉得他们一定有事情,就主动上前问他们找谁。

“周恩来!”孩子异口同声地说。

周恩来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三个孩子,难怪感到面熟呢?原来,叶挺被捕后,国民党不停地变换关押场所,当时被转押到重庆,他知道周恩来也在这里,想通过孩子给周恩来报信。这些年周恩来为营救叶挺不知和敌人谈判了多少次,因为他不知道叶挺被关押的地址,蒋介石也就敷衍说,他也不知道叶挺在什么地方,查到一定会放他出来。

突然看见叶挺的孩子,周恩来非常激动。周恩来将三个孩子带回办事处,饱受惊吓的孩子看见了邓妈妈,抱着哭成了一团。邓妈妈边流泪边对周恩来说:“这些孩子离开爹娘真够可怜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要不怎么对得起叶将军和夫人?”周恩来也流泪了,他一下子抱起扬眉,为她擦去泪水,说:“我们把叶将军的两个儿子送到延安去读书,扬眉跟我们一起过,反正我们也没孩子。”

以后,叶扬眉就跟周爸爸、邓妈妈住在一间屋子。每天夜里,周恩来都要起来为她掖几次被子。

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6)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教育叶扬眉,要她继承父亲的志愿,做坚强的革命者。有一次,邓颖超问孩子们谁会念《囚歌》。小扬眉特别机灵,着急地连连叫:“我会我会,我背给干爸听。”她从延安再次回到重庆以后,一直叫周恩来是干爸,邓颖超是干妈。

然而,扬眉这个苦命的孩子,和获得自由的父亲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随同父母一起葬身于陕北黄土高坡的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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