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我女儿吧（凡是做了我干女儿的人）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一样。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抚养了无数革命烈士后代。

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嘛！”在旁的邓颖超赞同地说：“是的，是10个。”

周恩来说的10个，实际只是一种泛指，不必考证。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实抚养过很多革命烈士后代，并把他们抚养成人，培育成才。

1930年，周恩来得知彭湃壮烈牺牲后，儿子无人抚养。他考虑到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很多早晨一起出门的战友，晚上就只有一个人回来。特别是有些夫妻、兄弟、父子，甚至是全家都参加革命。一旦出事之后，烈士后代就面临无人抚养的问题。

周恩来决定成立一家幼稚园，表面上是收养流浪儿。其实是专门抚养烈士后代，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赓。对陈赓说到，他们的父母为革命而牺牲，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陈赓让手下特工董健吾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由他担任园长，负责幼稚园的运转，保育员也大多是共产党员或是他们的家属。

幼稚园开园后，先后有30多位烈士后代入园。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化名进入大同幼稚园。还有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烈士的儿子恽希仲，彭湃烈士的儿子彭阿森，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杨殷烈士的儿子，互济会负责人王弼的女儿等等。

这些烈士后代和周恩来的感情非常深厚，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爸爸”，称邓颖超为“妈妈”。或者是“周爸爸”、“邓妈妈”。

有时周恩来夫妇看到孩子嬉笑打闹，无忧无虑地玩耍时，也会想起自己的小孩。1962年一个周末，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照例回到了西花厅。邓颖超见到她很高兴，和她聊了些工作、生活中的琐事，聊得很开心。

这让邓颖超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她伤感地说到：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注：相当于9.09斤），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周秉德从12岁来到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知道两位没有子女，只有一位干女儿，就是孙维世。突然听了这样的消息，周秉德感到实在非常惋惜，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

好在养女孙维世给了周恩来夫妇不少慰藉，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都是满满的自豪。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养父母，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经常去看望，甚至住在周恩来的家里。

周秉德第一次见伯伯的那天，刚吃完晚饭。随着一个甜美的叫声“爸爸好！”一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快步进门，与周恩来亲热地握手。周恩来拉过她，给周秉德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你们认识一下。”

孙炳文在德国学习期间，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次年，他便将孙炳文调回国，在黄埔军校协助他做政治工作。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孙炳文壮烈牺牲后。周恩来、邓颖超异常悲愤，一直到处打探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及其子女的下落，但始终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直到1938年，孙维世在哥哥孙宁世的带领下，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参加八路军，偶然遇到了周恩来。他得知孙炳文的子女过了1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感到叹惜，觉得自己有责任抚养烈士的遗孤。

邓颖超理解周恩来的心情，便拉着孙维世的手笑着说：“维世啊，你就当我们的女儿吧。”后来，周恩来夫妇给任锐写了一封信，征求她的意见，任锐欣然同意。就这样，孙维世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

孙维世（中）

周恩来在孙维世的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赴苏联治病时，将孙维世带到苏联学习。194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表演系与导演系，随即回国。同一年，她的小弟弟孙济世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三年后，母亲任锐在天津病逝。

在这段悲伤的日子里，周恩来夫妇给了她最大的慰藉，不仅经常去看望她，还通过在香港工作的龚澎找到了与她失散多年、寄养在姨父母家的妹妹黄粤生。邓颖超为黄粤生改名孙新世，寓意新的世纪到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孙维世却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她成为建国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人之一，深得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众多领导人的喜爱，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而且，她还是新中国戏剧奠基人、新中国三大导演之一。周恩来夫妇更是把她当成自己亲生女儿看待，周秉德也非常喜欢这个比自己大16岁的姐姐。两人第一次见面那天，正好是纪念全面抗战12周年及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当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几万人的纪念大会。12岁的周秉德像个小黏黏虫一样，孙维世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寸步不离。

周恩来还带着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等周秉德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整过了三十多年，是自己花30元买了一张天安门的门票。姐姐孙维世和伯伯周恩来已经相继离开了，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汉白玉的栏杆旁久久凝立，耳旁不断响起伯伯和姐姐清亮爽朗的笑声……

周秉德

周秉德永远记得，姐姐孙维世去世那天，伯伯和七妈伤心的样子。1968年，那时周秉德正在北京休产假，邓颖超强忍着失去这位不是亲生女儿却胜似亲生女儿的悲痛，缓缓地对她说：“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你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她父母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周秉德在首次出版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了邓颖超的原话：“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邓颖超没有说明她的名字，知道的人也就不多。所以，周恩来夫妇的这个干女儿是谁？许多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都没人说得清。

直到一个叫谌曼玲的女士，看了《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的描述，才为大家揭开了谜底。她说到“其实，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位干女儿名叫谌曼里，是我的嫡亲大姐，她原名贻蕙，曼里是后改的名字。生于1922年，比我整整大25岁。我的父亲叫谌志笃”

据谌曼玲说，1953年5月，邓颖超专门为谌曼里做了一份简历，详述了姐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份简历是邓颖超的秘书陈楚平手录的，至今还保存在谌曼玲手中。

谌志笃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谌志笃和周恩来等人共同组织了天津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在觉悟社中，谌志笃抽签成员代号为50号，因此他的代号为武陵。

卢沟桥事变后，谌曼里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也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到重庆的涪陵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谌曼里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不能容忍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相约几位女友登上轮船，沿江东下，来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汉口。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为长江局副书记。当时谌志笃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后，周恩来聘他为秘书，同时，为了方便和国民党打交道，授予他上校军衔。

周恩来夫妇见谌曼里身体健壮，聪明美丽，谈吐脱俗，就非常喜欢她，提出收她为干女儿。谌曼里和谌志笃也都欣然应允了。这样，谌曼里就留在了周恩来夫妇身边，把她带到了延安，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

抗战胜利后，延安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纷纷调往各地工作。谌曼里满怀喜悦地报名去华北解放区，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临出发时，却因生病比较严重，没有随队出发而不得不滞留在延安。

她边养病边从中央党校调到延安京剧研究院，边演出边研究中国民族歌舞剧、昆曲、京剧等。谁知她刚到京剧研究院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据那天和谌曼里一起出事的当事者肖甲30多年后回忆：那是1945年10月31日，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演出平剧《三打祝家庄》。演员和观众都是即将奔赴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谌曼里。戏散了以后，大家在一排共三孔的窑洞睡觉，上面两个孔小一点，三个男同志住底下一孔大窑洞。大约午夜时分，只听到周围满是“唰唰唰”的响声。土屑纷飞，如雨落似的沿着窑洞墙面往下掉。突然，支撑窑洞的主木梁断了，崩塌的山土重重地压了下来。

京剧研究院的同志听到响声，赶紧抄起大生产时用的镐头、铁锨，提着马灯，从没路的地方拼命爬上山救人。肖甲因靠近斜坡埋得很浅，很快就得救了。他就告诉大家，在他身边不远处还有两个人。同志们一听，又奋力把另外两个人从土下刨了出来，但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牺牲的其中一个就是谌曼里，邓颖超还专门找了谌曼里的丈夫金紫光，表达自己极度的伤心和哀痛。

据谌志笃1950年为女儿所做的《烈士谌曼里传略》说，1960年4、5月间，周恩来、邓颖超途径贵阳时，他们通知谌志笃一起在贵阳省委招待所相会。这是三位“五四”运动时的老战友十几年以后的又一次相聚。他们谈到了谌曼里当年的不幸，表达了留存在他们心间的惋惜和伤痛之情。

谌曼里和丈夫有两个儿子，因为准备赴华北解放区工作，把两个儿子寄养在延安一位老乡家中。她牺牲后，周恩来夫妇曾多方寻找，终因时局维艰，没有找到。已经步入老年的谌曼玲从没有放弃对两个外甥的寻找，但是，也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周秉德在此后再版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直接写明了这个干女儿是谌曼里。

周恩来夫妇最后一个干女儿就是叶扬眉了，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捕后，要求带几个孩子在身边，其中就有叶扬眉。尽管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关押的地方附近有学校，孩子还能读书。

1945年9月，周恩来早上出去散步，刚出门迎面驶来一辆黄包车。里面下来了三个孩子，周恩来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坐车的三个孩子没有钱付账，而是吩咐车夫等一下，其中一个大的孩子就准备进周公馆。周恩来觉得他们一定有事情，就主动上前问他们找谁。

“周恩来!”孩子异口同声地说。

周恩来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三个孩子，难怪感到面熟呢？原来，叶挺被捕后，国民党不停地变换关押场所，当时被转押到重庆，他知道周恩来也在这里，想通过孩子给周恩来报信。这些年周恩来为营救叶挺不知和敌人谈判了多少次，因为他不知道叶挺被关押的地址，蒋介石也就敷衍说，他也不知道叶挺在什么地方，查到一定会放他出来。

突然看见叶挺的孩子，周恩来非常激动。周恩来将三个孩子带回办事处，饱受惊吓的孩子看见了邓妈妈，抱着哭成了一团。邓妈妈边流泪边对周恩来说：“这些孩子离开爹娘真够可怜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要不怎么对得起叶将军和夫人？”周恩来也流泪了，他一下子抱起扬眉，为她擦去泪水，说：“我们把叶将军的两个儿子送到延安去读书，扬眉跟我们一起过，反正我们也没孩子。”

以后，叶扬眉就跟周爸爸、邓妈妈住在一间屋子。每天夜里，周恩来都要起来为她掖几次被子。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教育叶扬眉，要她继承父亲的志愿，做坚强的革命者。有一次，邓颖超问孩子们谁会念《囚歌》。小扬眉特别机灵，着急地连连叫：“我会我会，我背给干爸听。”她从延安再次回到重庆以后，一直叫周恩来是干爸，邓颖超是干妈。

然而，扬眉这个苦命的孩子，和获得自由的父亲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随同父母一起葬身于陕北黄土高坡的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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